近代中國經歷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為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為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為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為「國家」，將「臣民」轉化為「國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並認為過去兩千年的政治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描摹」。除了上述之外，社會上的文化菁英也由傳統的「士大夫」變為「知識分子」。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而這些斷裂或跳躍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它們有深遠的文化、學術根源。本書基本上認為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除了都觸及上述種種問題之外，並討論現代學術風格的形成與現代學術社會的建立。

作者簡介

　　王汎森先生，台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獲傑出人才講座(1999-2004)，並任教於台大歷史研究所及清大歷史研究所，著有中英文專書數本及學術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