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歐陽健
我對晚清小說的研究，是由《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派生出的。為編纂《總目提要》，我曾遍訪北至哈爾濱、南至昆明、西至蘭州的全國六十多家圖書館，讀了大量以往不曾接觸的原版晚清小說，久久沉浸於「發現」的喜悅和興奮中。我發現，自唐代至清末的通俗白話小說總量1164部，而自1901至1911年十年中就有529部，幾乎占了一千二百年總量的一半。而魯迅以為，庚子國變後，「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故稱晚清小說為「譴責小說」，頗有貶抑之意；還有人以為，晚清小說是改良主義的，按照某種極其簡單的邏輯：改良就是保皇，保皇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更是應當澈底否定。晚清小說的異常繁榮，誘使我苦苦思索：既然「政府不足與圖治」，大家都起來革命好了，寫小說幹什麼呢？我一心要找到，是什麼原因激發了晚清作家的創作熱情？
通過閱讀《光緒朝東華錄》、《清末籌備立憲檔案》等原始史料，恍然發現：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上諭宣佈的「新政」，恰是一場真正的改革，這方是晚清小說繁榮的契機。而幾乎所有正統《近代史》著作，在「義和團」一章之後便是「辛亥革命」，「新政」要麼被含糊地忽略，要麼稱之為「消弭革命的騙局」，這就造成了認識的失誤。在我提出「新政」是一場真正改革這一見解的三年之後，史學界方有夏東元先生的「西太后取締戊戌變法，但歷史潮流促使她又不得不在義和團運動後，也搞起立憲。有人說她的維新立憲是假的，不確切。有假也有真。她實行戊戌變法所未實現的一些經濟政策，出現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黃金時期，這就是『真』，但她要保持專制統治，不可能搞民主政治，這就與戊戌變法要實行民主政治相背，這就是『假』」（〈論清末「新政」在經濟和政治關係上的矛盾─為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作〉，《學術月刊》1991年第8期），部分認可西太后的「新政」；正面評價與認可「新政」，則是二十一世紀的事了。
通過對大量晚清小說的深入剖析，用改革開放的眼光重新審視其豐富遺產，揭示改革是晚清小說繁榮的根本原因，從而萌生了構建以「新小說」的概念來取代「譴責小說」、突破晚清小說研究中的思維定勢的《晚清新小說史》的想法，在陸續發表的〈晚清新小說的開山之作─重評《新中國未來記》〉、〈論1902-1903年外國題材的改革小說〉、《論1903年新小說的愛國主題》、〈愛國志士對於改革維新的深層次思考─《老殘遊記》新論〉、〈《癡人說夢記》在晚清新小說史上的地位〉等論文中，我都使用了「新小說」、「改革小說」的概念。1991年10月在上海「首屆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大會發言講〈《市聲》：民族資產階級初登歷史舞臺的心聲〉，即席吟〈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口占〉：
改革何須添引號?？幸知清末無《萃編》?。12
但從稗說尋真諦?，不問史家舊係年?。34
雖欲突出「新小說」之概念，但我的三本晚清小說史（《晚清小說簡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晚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晚清小說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分別是《古代小說評介叢書》、《中國小說史叢書》、《古代小說斷代簡史叢書》的一種，受體例限制，未能如願。1995年5月杭州《中國小說史叢書》審稿會，我已將書稿定為《晚清新小說史》，理由是：其一，拈出「新小說」—詞，以「改革」二字貫串其中；其二，劃分「發軔」、「第一高峰」、「第二高峰」、「餘波」四個階段，稍顯其演進之跡；其三，於幾大名著，都力圖提出新見，且與全書基調一致；其四，於若干為前人所輕忽之作，亦有所發現、采擷。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助理陳慶惠先生頗為贊同，認為大有新意；告知主編侯忠義先生，也以為未嘗不可。不料被浙江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蕭欣橋先生察覺，執意要將「新」字去掉，以保持體例一致，還得補寫「晚清時期的其他小說」一章，侯忠義先生哈哈一樂，我只好從命，補寫了第五章「晚清時期的其他小說」，其第一節為「傳奇異書《笏山記》」，第二節為「言情佳構《劍花洞》」，第三節為「講史新篇《吳三桂演義》」。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古代小說斷代簡史叢書》時，晚清小說研究有了新突破，一是肯定了《吳三桂演義》黃小配的作品，二是發現了他的《鏡中影》，三是發現了他寫作《新漢建國志》的線索，這本《晚清小說簡史》，該是地地道道的《晚清新小說簡史》了。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秀威文哲叢書」，承秀威文哲叢書主編韓?先生青睞，擬將《晚清小說簡史》列入學術文庫，感到不勝榮幸。此次新版，除改為繁體排版之外，將書名確定為《晚清新小說簡史》，使之名實相副。
2015年3月12日 寫於自由行赴臺之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