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走不出來的夢魘
好書先睹為快。封德屏女士以為我研究中共歷史，讓我先讀了曲潤蕃先生的《走出魘夢》。雖然有幸先睹，但再次面對中共土地革命的殘酷無情和血腥暴力，仍讓我久久難以釋懷。尤其想到當年毛澤東把地主階級說成十惡不赦，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罪魁禍首，號召農民起來打倒，重新分配其土地和財產。但是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時，農民在單純化到只剩下工農階級和官僚階層的新中國，不僅沒有集體翻身致富，反而成為國家據以汲取工業建設所需人力和資金的主要來源，像歐洲中古時代的農奴一樣，仍身處於社會底層，連亞、非、拉三洲落後國家的窮困農民，相比之下，也不會自慚形穢；到一九八○年代，鄧小平告別毛澤東的階級革命後，他們更成為中共資本主義補課的廉價勞工主要來源，到本世紀之初，他們竟然再次像中古農奴一樣，成為官府和資本家圈地的對象，一度被大量驅離農村，擁入歧視他們的城市，以打工糊口維生。中共這趟土地革命，想起來，真夠諷刺。
一九五○年代，毛澤東號召階級鬥爭，曾動員作家和其他文藝工作人士，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地主階級的罪惡，所以現在三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吃毛澤東奶水長大的中國大陸人民，幾乎無人不知，四川大邑有位大地主，叫劉文彩，田連阡陌，過極其奢華腐化的生活，好吃人乳，家裡特別豢養女人餵他奶水，收起租來，大斗進，且百般挑剔，尤其不容滯納，稍有不懌，便要狗腿子拳打腳踢，甚至私設水牢，有如冥府地獄再現。不過有位筆名笑蜀的四川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死後，告訴我們這些壓迫和剝削，全是極度誇張或鄉壁虛構出來的宣傳。然而就是防止這個劉文彩所象徵的地主階級死灰復燃，竟然鼓動了禍及至少一億人口的文化大革命，在更早的土地革命期間，中共已經以類似的宣傳，號召千百萬農民起來推倒地主階級這座據說壓在他們身上的大山，殺、關、管了約兩百萬地主，並將其子女家屬打入戶籍另冊，成為任人隨時可以斥責和辱罵的政治賤民。
曲潤蕃不研究歷史，儘管在電機專業已卓有聲譽，但從山東原鄉到台灣新家的記憶，卻像夢魘一樣，總不時壓迫大腦。囓蝕其心靈深處的不是逃難途中的飢餓、疲累、冷熱、風霜、病痛，而是土地革命帶來的創痛、驚懼、恐慌和癱瘓感。曲潤蕃出身於已開始沒落的地主家庭，父親知道自食其力，對前來成立農村政權的中共抗日游擊隊頗有好感，享受了短暫安定的生活。但是一九四六年中共掀起土地革命，不僅地主本人遭到暴力鬥爭，連其家庭成員的老弱婦孺，也都被掃地出門。曲潤蕃六、七歲，便隨著養育他的兩個婆婆和母親四處流浪，每天目睹長輩被綑綁、鬥爭、辱罵、吊打，而他也只能靠乞討施捨，為活著而活著。他父親這個原已接受中共統治的地主之子，在土地革命的逼迫下，終於走上反共逃難的不歸之路，千幸萬苦從膠東農村逃到青島海港，再避秦至海南，最後在台灣苗栗安家落戶。曲潤蕃母親是傳統型的賢妻良母，吃盡苦頭，好不容易全家終於生活安定，兒子進入大學，卻因為擺脫不了土地革命時為照顧待哺子女被迫改嫁的心理創傷，走上自殺絕路。曲潤蕃深受刺激，懷念深受傳統道德浸潤的母親，認為寫下他和媽媽共同經歷的土地革命和萬里漂泊，可以幫他擺脫自己的夢魘，所以決定提早退休，提筆回憶成長過程。
文學評論大家王鼎鈞說，五十年代的台灣號稱反共，卻始終不見感動人心的反共文學。年輕時候在美國讀書，讀過一些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也訝異中國大陸在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之後，何以不曾產生反映時代的優秀創作。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是當時最受中共推崇的兩本關於土地革命的小說，時間太久，依稀只記得其中人物都像戴著臉譜一樣，刻板乏味。丁玲筆下的人物，除富農女兒的黑妞以外，其他人早就忘光；周立波小說中的主人翁，更是一點都記不得。後來聽史學界的大陸朋友說明，才知道這個周立波就是毛澤東時代有文藝沙皇之稱周揚的弟弟，他小說中的地主現在證明都不是真正的地主，只是比較富裕的農民而已。我讀書不多，也想不出中國大陸關於中共的土地革命，到底另外出過什麼更好的作品。曲潤蕃無意批判中共，也不想對反共文學有所貢獻，他只是被土地革命的噩夢壓得透不過氣來，想不出在以文字捕捉令其有椎心之痛的經歷以外，尚有什麼其他禳解之道，於是凝視全家被連根拔起以及其後顛沛流離的記憶，寫成這本小書。他的文字乾淨俐落，無半點反共的陳腔濫調，不愧為電機系散文名家陳之藩的入室弟子。倘若王鼎鈞有機會看到本書，我想他會同意我的判斷，這是見證中共土地革命極好的寫實文學。是為序。
◆陳永發 中央研究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