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新印度的黃金傳說：美麗與詛咒

前言

　　有生之年第一次成為印度公民時，我卻要離開這個國家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因為拿到一份研究生獎學金，再過幾個星期就要前往紐約，走之前，我領到一份護照，確認我成為印度公民，上面印著一行感人的句子，請求「所有相關人員容許持這份護照的人自由無礙通行」。一時之間，儼然即將離船的小官員，準備面對油頭粉面西裝領帶的西方海關官員，接受他們禮貌的詢問，然後順利通關。但我也明白，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護照上講的，說了等於沒說。

　　我生長於錫隆（Shillong），印度東北部山區的一個小鎮，小到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環繞錫隆的群山，向下奔去就是水鄉澤國的孟加拉，那兒才是我們家族的原鄉，但是，二十世紀一樁莫名其妙的怪事，卻使故鄉成了異邦。一九四七年，我父親從獸醫學院畢業，剛開始在東北部的阿薩姆（Assam）省執業。但就在那時，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新國家誕生了。東巴基斯坦的新國界一圈，父親的老家便跟著消失。父親的家人，包括不識字的雙親、三個還在念書的弟弟、一個守寡的姊姊和幼齡侄兒，倉皇出走，連鍋碗瓢盆都來不及帶，逃到了阿薩姆省最大城市古瓦哈提（Guwahati），在城裡的貧民區落了戶。至於原來那個家，或許就此讓給了一個穆斯林家庭，他們則是從那夾在東、西巴基斯坦之間名叫印度的新國家來的，同樣也是倉皇出走，連鍋碗瓢盆都來不及帶。接下來連年內戰，到了一九七一年，東巴基斯坦脫離西巴基斯坦，成了今天的孟加拉國。這段期間，戰爭、種族屠殺、飢饉加上治安敗壞，迫使新一波的移民離開孟加拉，往上到了印度東北部的山區。在錫隆，當地百姓大部分是基督徒，害怕新來的穆斯林移住民會反賓為主，因而把所有講孟加拉語的人都視為非我族類，於是，出現了另一樁二十世紀的怪現象，在他們的眼裡，我成了孟加拉人，但他們哪裡知道，那片我父親不得不出走的土地，我從來都不曾居住過。

　　十多歲的時候，我偶爾會去古瓦哈提，從錫隆搭巴士要花上四個小時，但說到大城市，那算是最近的了，至於最近的大都會加爾各答，那就遠在古瓦哈提一千二百公里之外了。每次去古瓦哈提，我都得特別小心，因為在回錫隆的路上會被警察從巴士上拖下來，說我是孟加拉人，要我滾回老家去。因此我總是帶著警察局副局長開給我的身分證件，證明我確實是印度人，家住在錫隆。如果沒有這份文件，我有可能什麼都是，在印度人眼裡是孟加拉人，在孟加拉人眼裡是印度人。

　　等我終於離開了錫隆，先是去了加爾各答，然後是德里，都市的大環境，人與人之間相見不相識的疏離，倒是把我是哪裡人的問題給平息了。和貧富一樣，祖籍也不再重要，沒人管你是哪裡出生的。九○年代中期，我在德里一家報社上班，住的地方叫做穆尼卡岡（Munirka Gaon），意思就是穆尼卡村，位於南德里，步行就可以到校園廣闊散漫的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南德里儘管是高檔地區，穆尼卡卻是舊村落的殘餘，還沒有融入城市的發展，反而變成了貧民區，泥土小路曲折，有水牛泡在爛泥裡，老先生圍坐在黃昏的暗影裡抽著水煙袋，四處走動的婦人延襲傑特族印度教徒（Jat Indus）的父權傳統，臉部仍然包著。隨著都市化，這些穆尼卡的原住民逐漸放棄農耕，變成了房東，由於房租較低，儘管設備簡陋些，對許多大學容納不下的學生，以及從外地來到德里謀生的低層中產階級，還是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在穆尼卡，最先我是和另外三個人合租一室，後來才搬進一間單人房。白天沒有電，因為房子根本就沒有申請用電，只有到了晚上，電力公司不可能派車子出來巡查，房東才會非法偷電。儘管如此，我住的那棟房子好歹象徵著某種低層中產階級的體面，不像周邊那些低矮的勞工房舍，一到了夜裡，不是男人揍老婆就是酒醉互毆，咆哮與哭叫鬧成一片。

　　房子裡的房客都是二十來歲的男生，做各種行業的都有。納西爾（Naseer）住樓上，是德里郊外一家製衣廠的「剪裁師父」。樓下三個，兩個錫克人，一個孟加拉人，全都是修飛機的黑手技工。迪普（Dipu）住對面一棟房子，由於靠得太近，進出往往常會和我在走道上碰頭，這位仁兄，人長得俊卻心事重重，為了通過印度公務人員考試，已經拼了好幾年。他的室友正接受印度情報人員訓練，兩年內將派往位於中國邊界的偏遠鄉村。

　　在穆尼卡住的那些年，我決定考GRE，申請到美國去念研究所。由於考試需要護照，於是我填妥了必要的表格，前往離我住處不遠的護照局辦理申請手續。要考試前的一個星期，房東遞給我一封縐巴巴的信，護照局寄來的，我的申請被打了回票。信上說，警察找不到我的地址，無法證明我住在穆尼卡。於是我回到護照局，把他們的信出示給一名職員看。

　　「你的地址寫錯了。」他說，「所以警察找不到。」

　　「但你們寄的信用的是同一個地址呀！」

　　「那又怎樣呢？」

　　「郵差不是找到了嗎？」

　　職員聳聳肩。「去跟警察講去。」

　　到了警察局，結果相同。我幾乎要打消考GRE的念頭了，但報社的長官獲悉我護照申請被打了回票的事，便差了一名記者給主管護照的部長打了個電話。於是我回到護照局，有人引導我越過一長排的人，進了一間內室，負責的官員當場趕辦手續，以便趕得上我第二天的考試。將護照交給我的時候，官員向我道歉，說因為是急件，所以是臨時的，有效期限一年，但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換成正式護照，有效期限十年。

　　所以我應該早點去辦的，但等我有了足夠的錢申請美國大學時，一年已經過去了。一九九八年夏，就在我離開德里的報社返回加爾各答與母親同住時，接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通知，同意給我獎學金進修哲學博士學位。既要出國，當然就必須延長護照；七月的一個清晨，我從市郊搭公車到了艾斯普蘭納達（Esplanade）的護照局，加入人行道上已經排成一長條的人龍。儘管時辰還早，為了避開副（亞）熱帶的猛烈太陽，我儘量躲在陰影下，等待的時候，幾個神情猥瑣的男子在行列中穿梭，探問護照申請需不需要幫忙。

　　人龍越來越長，天氣越來越熱也越加潮濕，快到九點時，已經隱隱感覺到了躁動的情緒。著了魔似的，我開始計算排在自己前面的人，估量著自己的情勢還算不錯，即便那些辦事員全都是最慢最慢的慢郎中，中午休息之前，我應該可以把申請書遞交到櫃檯上。申請書我可是加意小心準備的，表格都用正體字填寫，護照相片用黏的而非用釘的，人頭相片露出兩耳（為何有此規定，令人費解），帶足了申請費用所需要的盧比。

　　九點一到，大門打開。人群一陣浮動，短暫的靜默，突然，整個行列崩潰，人們一擁而上通往護照局的樓梯。之前，穿制服的警察還出來巡視過排隊的情形，才一轉眼卻不見了人影。

　　眼看無法無天至此，我驚得愣在當場，成了人行道上一個孤獨的點，久久，才湧身加入人群，拼命往樓梯上衝，到了那兒，卻被另一番景象嚇到，申請護照的單一窗口前，一條新的隊伍已經形成，和兩個小時前外面的那條行列完全無關，而且排得老長，已經拉到了辦公處外面，沿樓梯而下，轉到了人行道上，逼得我別無選擇，只能到最後面去排隊，重頭來過。

　　換作是別的日子或不同季節，沒有無情的酷熱，我或許真會這樣。但那天上午我卻是直奔櫃檯，撥開兩個人，不理會他們的抗議，插進他們中間。不出幾秒鐘，一隻手一把抓住我的襯衫將我拉出行列，一個滿臉于思的彪形大漢舉起空出來的手朝我打來，我也不示弱，左手抓住來拳，右手扯住對方襯衫，兩個人扭成一團，人們紛紛停下來起鬨，好一會兒，才平靜下來回復隊形，袖手旁觀我們倆滿臉大汗和滿嘴髒話。男子掙脫一手伸向褲子後面，我以為他是個黃牛正準備掏刀子，趕緊鬆手跳開，氣歸氣，卻也開始害怕起來。

　　男子掏出來的不是刀子而是一張身分證件，吼道：「你知道我是誰嗎？」一個便衣警察。半帶驚恐，半出於下意識，我也掏出一張身分證件，吼回去：「那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手裡拿的是報社的服務證，本應在辭職時繳回去的，但卻沒有。於是，兩個人怒目相視，一個是假裝不是警察的真警察，一個是不再是新聞工作者的假記者，在一群人當中對峙著，互問對方：「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們講的是孟加拉話，問的問題都有弦外之音，多少帶著點威脅，意思是：「這下子你可惹錯人了。」但私底下，警察和我都在煩惱，想要收場卻又騎虎難下。等到火氣冷了下來，彼此鬆開對方，事情就清楚了，一年前德里的舊事重新上演，警察引著我進入官員辦公室，為我換好了新護照。但話又說回來，我們對吼「你知道我是誰嗎」，那一刻我們的本意或許並非如此，我們的問題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我不知道他只是一個想要維持排隊秩序的警察，沒辦法不執行長官交付的任務，卻被我誤認為背後藏了刀子的黃牛。當然，他也不知道我只是個遵守秩序的老百姓，迫不得已插隊，別無所圖，只不過是想要拿到護照，滿足自己身為這個國家公民的權利而已。

　　我們誰也不知道對方是誰，從此以後，設法了解別人就成了我最關心的工作。人口多達十億，方向改變迅速，過去二十年來尤其如此，在這樣一個國家，有誰認識誰是誰了？多年下來，我碰到過許多不同的印度人，每次我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於是，帶著護照走天下，不但沒把我帶離開過，反而讓我回到了這個國家的最深處。

　　公司的外包部門設在諾伊達（Noida），是一處廠房與辦公室共構的建築，一條新建的四線道公路，跨越滯流骯髒的亞穆納（Yamuna）河直通德里，隔壁則是瑞特隆公司（Resistoflex，「振動控制系統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公司幾乎完全隱藏在一排停放的卡車後面，辦公室原來是工廠的一部分，建築的後面從未粉刷過，全然未經裝潢，門面倒是按照國際公司的氣派，花岡岩階梯直通玻璃大門。公司的業務是處理來自世界各國的客服電話，夜班則是處理來自澳洲、英國及美國的詢問。

　　筆試之後是兩個小時的口試，總算輪到我，進入一間辦公室，去面對那個有權力雇用我的人。這個人，公司員工都管他叫「空軍中校高施」（Wing Commander Ghosh），其中一人告訴我，他喜歡給應徵者加壓，看他們在壓力下會如何反應。

　　高施小個頭，黑皮膚，表情嚴肅，電腦螢幕上一架小飛機對著我閃個不停。回答問題時，我發現他西裝外套的右邊袖子往後紮，顯然沒了右臂。理會到這一點，我的心思便飛了，忍不住想，他是怎麼失去那條膀子的，加上電腦螢幕上那架飛機，連帶又想到是不是因為一次可怕的意外，就此結束了他的空軍生涯。

　　然而，公司顯然需人孔急，即使我心不在焉，照樣通過了空軍中校的壓力測驗。他希望我馬上來上班，他說，儘管以業界的標準來說，待遇與福利都比較低。另外，不可否認的是，不管外邊的西方國家怎麼說，這家公司壓根就是一家家族企業。但我最在乎的事情是，我必須要弄清楚，我的服務對象是不是英國客戶，但基於某些理由又不能讓空軍中校知道。

　　空軍中校牢牢盯著我。「這可是現今最大的生意。」他說：「積效獎勵不少，客戶都在美國那邊。如果你願意加入，就得要打電話給美國的屋主，說服他們把房子拿出來抵押。」我不是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便進一步解釋。「你要幫銀行打電話，當然，那是我們的客戶，提供屋主比較好的貸款。你的工作就是要他們把貸款從原來舊的銀行換到新的銀行。這工作大有前途，年輕人。」

　　六年前，帶著我的護照前往紐約，今天，我又回到了德里，想要在印度最響噹噹的一門行業中找份工作。我到了西方，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寫了一本小說。離開大學後，一腳踏入節奏不確定的作家生涯，心裡盤算什麼時候只要自己有了能力就回國。這一趟旅程卻大不相同，時在二○○四年一月，我接受了《衛報》（Guardian）週刊的指派，設法進入一家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re）工作，以便能夠從內部報導這個行業的底細。

　　這個時候，全球化仍然順暢進行，金融災難及次級房貸危機都還沒爆發，空軍中校大有前途的工作還沒嘗到苦果。這個時期，印度是全球化的主要環節之一，為西方公司提供後勤部門及客服中心的業務。這種現象頗引起了一些憂慮，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工會，眼看著工作都跑到海外去了，便抗議印度電話客服中心的工作品質低劣，甚至有可都是「判了刑的重犯」在做。在印度國內，也有少數人批評，說這些都還是慣有的剝削，只是穿上了新衣而已，那些長時間夜間工作的人，裝出一副西方人的模樣和腔調，其實都只不過是「網路苦力」罷了。

　　但無論在印度或西方，和電話客服中心在商界中受到重視的程度一比，這類抗議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擁護這一行的人都說，儘管這份工作並不好，待遇也遠低於西方工人所能接受的，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電話客服中心的工作創造了印度新一代的年輕人。受到資本主義的加持，他們開始打破種姓、階級與性別的傳統限制，如今成了新印度的典型，男男女女，深夜一起工作，白天一同尋歡，賺來的錢花在酒店、迪斯可舞廳及大型購物中心，而所有這些場所就和他們的工作一樣，都是同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所賜。

　　印度的電話客服中心，儘管有的屬於跨國企業，有的屬於本土企業，但面對外界對他們業務的刺探，卻都同樣敏感。一如印度多數企業，這些公司都極為隱祕，新聞界想要一探內部真相非常困難。《衛報》要我設法打入一家電話客服中心工作，用意在此。

　　接受這項任務，就表示我必須把印度護照收起來不用，將原來的身分隱藏起來，捏造一份假履歷，讓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渴望成為客服中心員工的人。為了得到這份工作，我必須改名換姓，改掉口音，以及裝出想要做一個西方人的心態。從我現在扮演的這個自我身上，第一個要抹掉的，就是所有的西方痕跡。為了使自己的全球化看起來是經由客服中心得來的，我必須裝得像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一個初次離開錫隆的鄉巴佬，是要到諾伊達、古爾岡（Gurgaon，譯註：印度第六大城，工業及金融中心之一）及德里的網路連線外包公司來碰運氣的。假履歷上，我保留了姓名與年齡，但其他細節全屬捏造，雖然住在穆尼卡時我已經在德里上過夜班，但那是在報社。客服中心的履歷上，在經歷欄我填的是教師，一個迄今從未離開過錫隆的人。

　　新印度是個什麼樣的東西？擺在這個更大謎題前面的，則是我是誰？客服中心的那些員工又是誰？但這似乎也都無足輕重了。一九九八年，我出國的那一年，印度右派政黨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贏得全國性選舉，在德里組成政府。以十年前在國會僅擁有兩席的一個政黨來說，堪稱是重大的勝利。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人民黨那兩名國會議員之一我就曾經不經意地碰到過。當時，我在阿薩姆省一個小城錫耳查爾（Sjlchar）的機場等飛機，看到亞陶•比哈里•維加佩耶（Atal Behari Vajpayee）肥胖孤獨的身影，他也是在等候班機前往加爾各答，剛從邊境小城卡里姆甘吉（Karimganj）過來。他到那裡去，是要去喚起地方人士，重視孟加拉穆斯林窮人偷渡入境印度的問題。

　　但到了一九九八年，維加佩耶當上總理，拉加斯坦（Rajasthan）沙漠五次核子試爆使他的聲望如日中天。然後，二○○二年，西部省份谷加拉特（Gujarat）由人民黨執政，以親商界的首席部長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為首，省政府對境內的穆斯林發動了集體屠殺，導致兩千人死亡，數千婦女遭到性侵，數萬人流離失所。在經濟方面，維加佩耶政府繼續對外國多國企業及投資者採行開放政策，把國家資產低價出售給私人企業，整個上層階級因此而更加富有，中產階級也隨之荷包滿滿，歡天喜地加入消費行列，大肆採購汽車及手機之類的消費品。至於佔印度絕大多數的人，包括窮人、下層階級、穆斯林及農人，他們的處境如何則成了一個謎。這些人無人聞問，在企業及政府有關印度的宣傳中根本無影無形，只有在二○○四年的改選中才露一下臉，人民黨在名為「印度之光」的競選活動中，為這群被遺忘的多數製造了幸福快樂的臉龐。

　　儘管人民黨的競選活動如火如荼，我卻自顧不暇，正在為客服中心的工作打拼。就某種意義來說，我當時正處於印度之光的核心，身在客服中心這個「旭日」產業之中。在?里，我花大把鈔票報名英國文化協會的客服中心英語班，為期幾個星期的短期班，所花掉的錢比我在印度由國家補助的整個高中教育還多。在德里及其近郊，我跑遍了各公司的人事處，參加測驗和面試，經常一耗就是一整天，為的是要接觸那些在招募中心進進出出的年輕人，了解他們的生活。表面上，在他們中間，的確有許多人時髦而摩登，穿牛仔褲，使用手機，但在我看來，他們的生活往往充滿了挫折和疑惑。譬如李娜（Leena），希基姆（Sikkim）省人，是在幫一家美國銀行處理顧客抵押和貸款的問題，她也早就感到厭倦了。大學念的是文學，原來想當個老師，最後卻是客服中心這一行的高薪把她吸引到了德里。但到頭來，都市生活反而沒有給她太多的自由。和五個女生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合租一個房間，大部分的時間則是花在一份自己越來越不喜歡的工作上。「顧客的心情都很惡劣。」她跟我說：「他們的交易搞得一塌糊塗，我的工作就是安撫他們。他們的憤怒我能體諒，但他們開始直呼我的名字，事情就不好辦了。」

　　在HCL BPO找到一份工作後，我和客服中心員工的互動才進入最廣泛的階段。這家印度外包公司的辦公室在諾伊達，業務是為英國電信公司處理顧客服務電話。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包括一個星期的受訓，全是沒日沒夜地過。輪一班是九個小時，把交通時間算進去，光為了工作，一天就耗掉十三個小時。我的每一天，早晨是以我住的公寓外面一輛廂型車的喇叭聲開始，結束已是午夜時分，同一輛廂型車載我回家，而駕駛為了不讓自己四千盧比的月薪因為脫班而遭到扣減，一路上都是以八十公里的時速在闖紅燈。至於我的工作，則是接聽憤怒英國客戶的電話，他們要求撤銷英國電信的網路帳戶，我則要說服他們留下，首先是要讓他們知道，撤銷了只會造成他們自己的不便（「夫人，妳將會失去你的英國電信郵電信箱，萬一有人用那個信箱跟妳連絡怎麼辦？」）然後再逐漸加強攻勢，提供技術方面的服務或免費服務一個月。

　　在與英國客戶通話時，我的同事一定都是彬彬有禮，細聲細氣，溫文爾雅，操愛爾蘭口音，那可是訓練員從貝爾法斯特英國電信公司帶回來再教給我們的。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是競爭狂，碰到挫折就痛苦萬分，而且容不下一丁點的歧異。有個叫普拉迪卜（Pradeep）的人，輕聲細語，極端聰明，但卻信誓旦旦，只要是在客服中心上班的女人，他絕不會娶，因為這種女人一定放蕩。史娃蒂（Swati），一個身材豐滿的女人，丈夫也在客服中心上班，就同意這一點。史娃蒂這個人，想要不同情她都很難。英語不怎麼靈光，又害怕跟英國客戶交談，碰到堅持要講「威爾斯語」的「威爾斯」人，她尤其怕得不得了。她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批評穆斯林，特別是菲洛茲（Feroze），我們受訓期間的一個小組長，偏偏他的英語無懈可擊。同事當中，唯一不跟大家攪和的是艾羅克（Alok），一個有工程學位卻滿腹牢騷的傢伙。一天下午休息時間碰到，他走過來，噴著大麻煙。「客服中心這種工作不能幹一輩子。」一副很有頭腦的樣子，賞我一口大麻煙捲。「當初我如果去當工程師，賺的只有現在的一半，但五年下來，賺得卻更多，而且那才是真正的頭路。我的一個朋友，搞土木工程的，兩年前才開始，薪水不過五千盧比，現在卻在做德里都會建設計畫，他做的才值得。」

　　不同於媒體人，多數客服中心的人都不覺得自己做的是值得的。他們只活在現在，沒有什麼未來。全球化帶來新的工作機會，讓這些底層的中產階級既沮喪又神氣。客服中心的工作，他們來來去去。承受不了長時間夜間工作的壓力時，他們就去找別的生計，等到別的工作賺的錢不夠花時，他們又回來了。他們可能是印度之光裡面最露臉的人，但內在生活卻見不得光明。活在一種比較複雜的現實裡面，他們的工作，表面上看來光鮮亮麗，其中卻也有著不確定與淤滯，兩者對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辭去客服中心的工作，回過頭再去看，這個旭日行業不如說是個虛假世界，只不過是套上了年輕彩衣的一般生計。從沿著走道散置的網路終端機到美食廣場，到設有撞球檯的休閒中心及臉上畫有星條旗的勞工相片，外包公司越大，辦公室給人的印象就像是西方的大學校園。但在這個自由世界的前哨站，自由卻不太多，每工作四小時上一次洗手間，還要批准才行。除了工作的單調與壓力，在這種地方，印度的現代化，與其說象徵著進步的無可逆轉，還不如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在我的眼裡，有假身分的何止我一個。戴上耳機時，我們的身分是客服人員，其他時間，我們是偏見與容忍、雄心與挫折的混合體，這中間我們到底是誰，連自己都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