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正在埋頭寫一本書,講習慣是怎麼養成的,其中牽涉到神經科學與心理學。我處於趕稿尾聲,人都快要瘋掉了,每天有通不完的電話,還有一堆心驚膽跳要重寫的段落,剛以為萬事搞定,又冒出需要修改的地方。我覺得自己離完工那一天愈來愈遠,看不到終點線,白天除了要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努力追蹤報社正在調查的報導,晚上還要修改書稿。太太也好不到哪裡去,剛生完我家老二就回公司上全天班。我覺得自己被一堆不得不做的事追著跑,老是在匆匆忙忙開會,匆匆忙忙回信,永遠在道歉不好意思遲到了,不好意思這麼晚才回信,不好意思什麼什麼還沒做。
(Frozen)的製作團隊,他們如何在驚人的時間壓力下,做出史上最賣座的電影。原本電影已經要砸鍋,但他們靠著在同仁之間製造激發創意的壓力,有驚無險地順利推出電影。我和Google的數據科學家聊,也跟綜藝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編劇聊,據說Google和《週六夜現場》會這麼成功,是因為他們遵守了相似的團隊原則,同事之間會互相幫忙,而且勇於嘗試新點子。我還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探員聊,聽說他們靠著學加州費利蒙(Fremont)一間舊汽車廠的企業文化與敏捷管理,偵破綁票案。我還東奔西走,跑了多間辛辛那提公立學校,了解它們是如何靠著聽起來違反直覺的慢慢處理數據,讓學生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