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序
我的朋友史景遷的名著《天安門》即將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刊行中譯本，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事。承林總編輯馨琴的雅意，要我為此書寫一短序，我覺得義不容辭，因此雖自感力不勝任，還是一口答應了下來。
史景遷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重大貢獻早已舉世皆知，用不著我來介紹。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我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和史景遷幾乎天天見面，成為終身的朋友，對他的治學與為人都有比較親切的認識。我不但欽佩他的史筆文才而且也敬愛他的高雅和溫厚的人品。現在讓我以老朋友的資格，稍稍說一說他作為一位傑出史學家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沒有向他直接求證過，但是我相信他的中文姓名「史景遷」，也許是他早年師事過的房兆楹先生和夫人杜聯?給他取的。房、杜二老都精熟明、清史事，他們和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先後合作編寫的《清代名人傳略》和《明代名人傳》是兩部有長久價值的參考書，西方治明、清史者往往從此二書入門。史景遷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曾在房、杜門下受過一番很嚴格的薰陶；論文（《曹寅與康熙帝》）出版之後即一舉成名。房、杜二老慧眼識英才，早就看出他不同凡響，因此才把他和司馬遷連在一起。
無論我上面的推測是否準確，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則是無可爭議的。《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傑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典範。四十年來史景遷寫了一部又一部的史學專著，上起明末（如利瑪竇）下至二十世紀的終結（如《天安門》）。一九九○年他寫了一部最暢銷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始於晚明，終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他一生教學和研究的全部範圍，先後跨越了四個世紀。他在其中每一個世紀都選擇了一、兩個專門題目，寫出生動的敘事（narrative）長篇，從正面或側面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是史學家的真本領，也是史學的最後歸宿。就我閱覽所及，在並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祇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的本領。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
史學必須與文學融化為一體，然後才能產生雅俗共賞的敘事作品，當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觀念，西方也有同樣的傳統。我們首先便想到英國的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他的五卷本《英國史》曾在英語世界風行了幾十年。據說辜鴻銘（1857-1928）早年留學蘇格蘭，對於這部《英國史》已達到了熟讀成誦的地步，曾多次在北京大學表演過。這個傳說是否可信，我不敢確定。但由此可知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史》在英語世界的地位已和《史記》在傳統中國差不多。與麥考萊同時的德國蒙遜（Theodor Mommsen, 1817-1903），是古史大師，最以開拓史料的彊域著稱於世。但他的三卷本《羅馬史》卻是文學的傑作，一九○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史學家毋寧更近於藝術家，而不應僅僅是一個學究。麥考萊對於他理想中的史學家曾列舉了許多特徵，我現在要特別介紹以下幾項：
第一、他的作品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一個時代的性格和精神。第二、作品中所敘述的事實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實性無不建立在充足的文獻根據之上。第三、通過對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說家的巧妙手段，說出整個故事的真相，讀來津津有味。第四、在他的敘事中，用墨或濃或淡，或隱或顯，一切都遵守著適當的章法。第五、在人物描寫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輕重並不以他們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為標準，而是看相對於闡明當時的社會狀態和一般人性而言，他們究竟可以發揮多少作用。第六、對於人物的處理，他並不僅僅止於外在的描寫，而是讓讀者對他們有親切的認識，有如曾接晤過其人一樣。
我特別挑選出這六項特徵，是因為它們恰恰都在《天安門》一書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天安門》寫的是近八、九十年來（一八九五——一九八○）劇烈變動中的中國。史景遷想通過形形色色的知識人怎樣在這個大變動中自處，以窺測其整體的趨向。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知識人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一股原動力，另一方面又毫無例外地被巨變的浪潮所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甚至絕後的一場悲劇，但在雄偉悲劇的演出過程中，隨時隨地又透顯著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他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知識人都蒐羅在一部敘事之中，所以必須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的探討，然後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康有為、魯迅、丁玲是貫穿《天安門》的主線，可以稱之為原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也橫插在各個不同的階段，構成了全書的「緯」。在經緯交錯之中，還有無數有關的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其中包括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茅盾、林徽音、胡風、王實味等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天安門》全書是根據作者胸中的全面構想組成的。所以無論是「經」是「緯」還是偶然出場的人物都服從於全面構想的需要而苦心設計的。例如三位「經」的人物不但代表了三個世代，而且有男有女。若從身分、地位來看，丁玲的分量自然遠不能與康有為、魯迅相提並論，但是沒有她，敘事便無法溯源循流，上接清末的鑑湖女俠，下引一九七九年的傅月華了。六位「緯」的人物則顯然代表了背景各異的知識人的典型。作者在自序中說，他的「經」、「緯」安排純粹是就敘事的方便而設，並不表示「緯」中六人在整個敘事中的意義小於「經」中三人。這一點尤與上舉麥考萊的第五項若合符節。
全書終於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和傅月華的入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兩人都是「小人物」：一個是有軍人背景的青年，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另一個則是北京建築單位的年輕女工，控訴上司對她的強暴。但是在史景遷筆下，這兩個小人物出現在天安門前卻具有重大的意義，象徵了中國歷史的新動向。史景遷作為一位史學家的深刻洞察力在這裡顯露得最清楚。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擴展天安門廣場是為了把它變成莫斯科的紅場，從而宰制全中國的老百姓。「文革」時期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天安門上接見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把廣場的宰制作用發揮到了極致。然而天道好還，物極必反，一九七○年代以來天安門廣場已一變而為反宰制的舞台，至一九八九年而全面演出。一九九○年史景遷寫《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便止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悲劇，他在全書結尾處指出：
儘管中國政府運用思想和政治的鎮壓，我們並沒有半點理由相信：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是最後的一次。
十七年過去了，我仍然相信史景遷的判斷是正確的。
二○○七年一月八日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