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邵式柏《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中文版的發行，象徵著臺灣研究領域的一大成就。原因之一是，儘管邵式柏的著作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迄今卻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這在美國及西方各國是臺灣研究遭受邊緣化的後果之一，在臺灣及亞洲各國則有一部分是由於他的著作以英文寫成。如今這部縝密且譯筆出色的中文版得以問世，應可大大嘉惠不以英文為首要閱讀語言的學者們。
本書對於臺灣研究推廣的諸多貢獻尤其值得稱道，邵式柏證明了只要放在中國及東亞研究的更大脈絡之下，臺灣研究更能有所成就。不僅如此，邵式柏的研究更向人們揭示，臺灣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得天獨厚地擁有豐富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就充分運用大量史料探討許多關鍵問題。在我看來，本書對臺灣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貢獻有三：
一、本書成功挑戰清代臺灣史的常識，尤其是所謂「消極治理」說法。邵式柏清楚呈現這個說法來自於多種不同立場的政治正確議題（參見第一章註4），包括國民黨史家將林爽文事件之類的民變，視為對滿清消極治理的怨恨；共產黨史家將這些起義視為消極而腐敗的封建制度之必然後果；支持臺灣獨立的史家則認為消極忽視是臺灣遭受任何一個中國大陸政權統治的必然宿命（這個觀點同樣表現在他們主張的「清領」與「日治」兩個分期術語對照中），日本帝國主義史家則以清廷的消極治理，做為日本殖民臺灣的正當性。
反之，邵式柏則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張，他認為一切試圖證明清朝消極治理臺灣的學術研究，都必須建立在臺灣與中國其他邊疆地區有系統的比較研究之上。不僅如此，書中更運用這樣的比較研究，揭示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清帝國其實是積極治理臺灣等邊疆地區，並任命經驗豐富的官員制訂政策並試圖落實，務求盡量擴充稅收潛力，及減低控制成本（頁2-5、252-255、276-277、290-291）。儘管這些政策不一定都能發生效果，但並不表示清廷消極忽視臺灣；換言之，「消極治理」不應與「有效治理」混為一談，尤其清朝統治的效力就連在中國境內都證實是有限的。比方說，械鬥之類的現象在臺灣並不比中國其他地區更為猖獗，包括早已不是邊疆的東南沿海地區（頁290-291），羅漢腳則是中國許多邊疆地區所共有的（頁201）。
本書也以許雪姬等學者的論著為基礎，闡述軍事行政在清朝治理臺灣（及其他邊疆地區）的至關重要地位。這在附錄D中最能清楚說明，表D-5 尤其顯示出清軍在臺灣的空間分布與集結，高於福建省以及中國其他地區。邵式柏也運用許多在地理資訊系統（GIS）科技引進之前，即已繪製完成的高品質地圖證明自己的論點（地圖7-2至7-4），其中幾幅地圖更啟發了筆者對1915年?吧哖事件的研究。
二、邵式柏的第二項貢獻，則是他樂意在中國邊疆史及世界海洋史的更大脈絡下研究臺灣史，正如他在作者序文所強調的，這出自於他從美國與臺灣的指導教授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如同前文所述，本書凸顯出對臺灣及其他邊疆地區進行縝密比較研究，以求更精準地評價清朝統治效能的必要（頁555-563）。為了達成這一目的，邵式柏指出幾項可供比較研究之用的關鍵因素，包括國家戰略、稅收及控制成本。從晚近研究中國東北及西南邊疆的論著看來，他的方法證明了極有先見之明。他甚至大膽追加美國與臺灣邊疆的比較研究（見附錄F），這一比較看似冒險，但對於拓展我們的分析視角、啟發後來的學者卻足以證明是價值非凡的。
三、邵式柏對於族群特質與族群關係的批判性分析更應給予特別肯定，其精熟老練有時是同一領域的其他學者所不及。這可從第一章極為重要的一處註腳（註26）看出，它將漢人、原住民等族群團體與不同漢人移民群體（例如閩與客、漳與泉、同安與三邑）的次族群嚴格區分開來。本書問世時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喚起我們注意臺灣平埔族群的重要性，那時平埔族群才剛進入臺灣研究的主流。邵式柏的研究也包含一個引人入勝的發現：相較於北美、中美、南美原住民成為滅絕的對象，臺灣的平埔族群實際上受到滿清政權的保護，不只是由於同樣屬於非漢民族，也因為身為居於大租所有權人及徵收者的地位，以及其做為忠誠勇士的價值。
邵式柏也在一個族群採用另一族群部分習俗的「涵化」，與一個族群完全認同另一族群的「同化」之間，做出十分重要的區辨（頁500-501），並進一步提出在這些過程中聲望階序的作用，以及漢人涵化重要意義的假說（頁509、520）。他所論證的親屬關係與性別價值轉變更為緩慢且言之成理（頁521），但恐怕需要更多宗教風俗的資料佐證（關於這方面的探討，可參見洪麗完、詹素娟、潘英海、簡文敏、簡炯仁等學者的論著）。
不過，正如一切開創性的學術著作，《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一書也難免有些缺陷。首先，邵式柏有時不免過分強調帝國控制，以一種由上而下的觀點看待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儘管他確實承認人口壓力和經濟契機具有翻轉國家利益的潛能（頁199），國家與移民也有可能追求社會穩定、經濟成長等相似目的（頁227），本書對這些議題的分析仍一再運用「滲透及包圍」、「霸權與控制」、「增加正統性」等詞語（頁284-286）。
另一個問題則涉及邵式柏對中國菁英的定義，他強調科舉考試系統在所謂創造「文化上遵循正統的地方菁英」過程中的作用（頁285-286）。但這一觀點低估中華帝國晚期菁英群體的多樣性，他們不只包括士紳、具有功名的文人，還包括鄉治代理人、商人、地主、宗教儀式專家，以及地方頭人等等，這些人全都對地方事務發揮巨大影響力，卻不一定擁有功名，甚至未必接受過儒家經典教育（對這個問題的更深入討論，可參見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與冉玫鑠〔Mary Rankin〕合編的《中國地方菁英與支配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書。臺灣的情況則可參見吳文星、蔡淵絜、林玉茹、陳世榮等學者的論著）。
不過，以上這些缺憾都不足以減損本書的貢獻，及其整體的重大意義。《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透過鮮活地描繪出清代臺灣歷史的政治及社會經濟層面，同時增廣我們對於清代臺灣原住民族的知識，所達成的重大突破至今仍可做為臺灣、中國乃至東亞各國歷史學者的典範。隨著這部優秀的中文譯本大功告成，邵式柏的作品得以成為一盞更閃亮的明燈，照亮往後幾代學者前進的道路。
康豹（Paul R. Katz）�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