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



引言

1 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變遷

2 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3 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4 重分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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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細目

詞彙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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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衝突總是環繞著不平等與重分配的問題。如果簡化一點，可以說歷來政治衝突的核心不脫以下兩種立場的對立。



　　一方面，強調自由的右派立場告訴我們長期來看只有市場的力量、個人的行動、生產力的成長才能確實改善所得與生活條件，對那些最底層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此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不僅應該限於一定的範圍，更重要的是必須盡量使用對市場機制的良好運作干涉最少的手段。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稅收與移轉性支付制度（負所得稅）便屬此類。



　　另一方面，傳統的左派立場繼承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的理論以及工會的操作經驗，主張只有社會與政治的抗爭能夠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弱勢者減輕負擔，關於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也與右派相反，主張要直搗生產過程的核心，重新檢討市場力量如何決定了資本家能獲得的利潤，以及如何造成受薪階級內部的不平等。可能的做法包括生產工具的國有化，或設立一套法定薪資標準，而不是收收稅、發發社會福利金就滿足。



　　首先，左右派的對立讓我們看到，兩方之所以對合宜的政府重分配措施及其具體形式有不同意見，並不必然是因為彼此的社會正義原則相矛盾，而是因為兩方對造成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機制分析的結果是對立的。對於一些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兩方其實有一定的共識：如果不平等是（或部份是）出自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因家族繼承或得到某筆鉅額餽贈，造成期初資本的不平等，此時個人不需要對這個情形負責任，而應該由政府設法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改善條件最差之人的處境，所謂條件最差便是指那些人所面對最不利的條件是他們無法控制的。此一論點在當代正義理論中便是所謂「最大化最小值原則」（maximin principle），亦即在理想的社會中，社會制度應該致力於最低生活條件及機會的最大化。正式提出這個原則的是科爾姆（Serge-Christophe Kolm，1971）及羅爾斯（John Rawls，1972），不過在更早之前，類似的概念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一個學界普遍接受的傳統概念，便是應該儘量保障所有人都能擁有同等的權利。真正的爭執往往在於如何能最有效地使最弱勢者的條件真正改善，以及每個人能擁有的權利範圍有多大，而不在抽象的社會正義原則。



　　只有對造成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機制予以詳細分析，才能正確理解這兩種關於重分配的對立觀點，也才可能更進一步勾勒出最為公平且有效的重分配制度。本書的宗旨即在介紹相關研究的現狀，希望能有助達成此一目的。



　　前面舉左右派之爭為例，主要是想說明不同類型的重分配以及不同的重分配工具之間的差異，可至背道而馳的程度。究竟是應該讓市場和價格機制自由運作，只要透過稅和稅所支應的移轉性支付來進行重分配就好，還是應該整體性的改變市場力量造成不平等的方式呢？在經濟學家的語彙中，這種對立代表著單純重分配（redistribution pure）與有效重分配（redistribution efficace）的不同。單純重分配適用在市場均衡達到柏瑞圖效率的情境下，此時對所有人都是最有利的，因此生產和資源配置不能再調整，但為了達成基本的社會正義，必須在處境最好的人和最差的人之間進行重分配。有效重分配則適用於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情境，此時我們可以直接介入生產過程，設法改善資源分配的柏瑞圖效率之同時，亦追求公平的資源重分配。



　　在今日實際的政治爭議中，單純重分配與有效重分配的對立經常和另一組概念混淆，也就是小幅度的重分配對上較積極的重分配。不過，傳統的左右對立隨著時間也變得更為複雜。例如，一些左派的人主張建立「公民基本所得」（revenu minimum de citoyennete），這個制度適用於所有人，由稅金支付，因此不直接影響市場運作，與傅利曼的負所得稅只有範圍上的差別。所以大致說來，重分配工具未必和重分配範圍屬於同一種問題。本書希望能說明，這兩個問題應以不同的方式討論，因為各自的考量和回應都大不相同。



　　為了進行討論，我們首先要了解當代不平等現象的歷史變化及一些數值，如此才能清楚知道重分配與不平等的相關理論關心的主要事實為何（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將介紹對製造不平等之機制的重要分析，我們一方面會著重不同理論的思想之爭背後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出是哪些已知或可知的事實造成理論的分野。第二章首先要處理的是勞資不均的問題，這個基本的不平等代表著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問題研究最核心的關懷。接著第三章將討論勞務所得不均，這可說已成為當代不平等研究的核心，至少過去我們並未如此重視它。將上述研究的結果匯整之後，就可以回到最重要的課題，也就是重分配的工具及條件的課題，並提出更深入的思考（第四章）。我們會特別討論法國的不均現象與重分配政策，但是既有的研究和資料並不多，尤其是一九九○年代法國社會對失業與社會分裂等問題有相當多的公共討論，相較之下在這個課題上的資訊與研究都十分匱乏，因此有些地方只能勉強借助針對其它國家（例如美國）的研究，以說明、確認、或否證所提及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