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嶄新視角
我從友人丁東處見到徐江偉先生的書稿《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一看各章節標題，立即讓人產生一睹為快的欲望。通讀之後，此書果然讓人耳目一新，遐想聯翩。
徐江偉先生從語言學的考證入手，結合古代文獻和人類學成果，掃視人類歷史上不同種族的遷徙歷史和當代分子遺傳學對中國漢民族的基因圖譜抽樣測試的成果，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對中國上古史各種難題的新解說，讓我們可以從更寬泛的角度來審視華夏文明的起源。
作者用阿勒泰語詞彙，重新解釋古漢語中的一些詞，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胡適先生主張「大膽設想，小心求證」，這一原則對研究中國上古史也是適用的。畢竟，已出土的甲骨文只釋讀出千字左右，還有四千多字未能釋讀。直到春秋時期，我國中原地區一直是華夷雜居，能長期雜居又通婚，不可能沒有語言上的共通之處。
徐先生提出，五帝三代都是中國北方阿勒泰語系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奴隸制國家，他們征服劫掠中國南方從事農耕、使用單音節語言的越人為奴隸。由於遊牧民族沒有定居傳統，所以至今找不到夏以上的歷史遺存。在國內外諸方家對上古史，對夏文化存在不同看法，難以得出共識的情況下，此論不失為一個新的思路。這一思路是否成立，當然得看兩種語言釋讀成功率的高低，得看古文獻和地下文物的出土如何印證，基因圖譜測試如何解釋等。但這種另闢蹊徑的努力本身就是值得讚賞的。從塔西陀的《日爾曼尼亞志》看，西元前後的日爾曼人社會發展階段，也許有一些地方類似我們上古的情況。在這一階段，他們的歷史就是靠口頭流傳的神話歌謠。那時他們自己還沒有文字，只在一個地方見到石頭上借希臘字母刻了些東西，似乎想表達什麼意思。
在即將進入文明的階段，日爾曼人迷信卜筮、敬畏神明，以狩獵兼劫掠為業，以征戰為榮，軍事組織嚴密，不事農耕，已經出現了階級分化，有奴隸，有釋奴，社會組織有家庭、氏族、部落、聯盟，但當時的日爾曼人尚未出現眾部落統一的「王」，與我們文獻記載的夏王朝有區別。在最東部的一個部落伊斯替夷人也有野豬崇拜的習慣。部落或稱國，有法、有王，日爾曼人部落沒有一個在城郭裡居住，不同於羅馬人村落，而是逐水草而居，無石室、土木建築，只用圓木建屋，所以沒有城基建築。他們的居住點通過考古是很難找到建築遺址的。
徐先生用鮮卑、契丹、蒙古、女直（女真）等後來入主中原的民族、氏族集團或部落聯盟的習俗、語言來印證上古三代時入主中原的阿勒泰語集團，這是一個頗有創新的嘗試。類似的做法在人類學上已有先例。在十九世紀，人類還未全球化以前，一些不與文明世界交往的民族、部族或人種長期停留在某一文化階段的現象比比皆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南美的印第安人，只有部分進入早期文明，北美的印第安人還處在史前文明狀態，人類學家觀察這些部落社會，來推測文明人類史前的狀態。考察了十九世紀北美部落社會的摩爾根，寫出巨著《古代社會》，為理解人類早期的生活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清朝女真人入主中原前不久，尚停留在氏族部落發展水準，與上古中國的一些方國的社會發展程度大概也差不太多，這是歷史事實。
徐先生吸收當代人類學的成果，他認可人類從非洲出來後遷徙亞洲的兩條路線圖：一條是從阿拉伯半島經伊朗、印度、中南半島到東亞；另一條是從中亞到高加索北上，經廣袤的南俄草原，或從中亞腹地通過東部的通道進入到西伯利亞和中國北方。這也不是沒有科學依據的。畢竟當代遺傳學從基因的角度證明，中國北方和南方有過兩個略有區別的人種集團。復旦大學的金力教授也不排除北方東亞人有的來自從中亞到西伯利亞的另外一條遷徙路線，年代約在三四千年之前。徐先生則認為，漢代開闢的絲綢之路，在更早時期就存在。從北方進入東亞的這一支人類，因流動性大，很可能在小亞細亞與當地的古老民族有一定聯繫。這一設想較為合理地解釋了一些考古中不好解釋的問題。
徐先生還從古希臘的文獻中，找出了斯基泰人與後來的阿勒泰語系民族許多相同之處，提出古代希臘人記載的斯基泰人中就有阿勒泰語系民族，尤其提出他們與匈奴或蒙古先人的關係。他對德國學者提出的藏緬語系進行了質疑，探討了藏語與阿勒泰語系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他談到薩滿教對中國的影響，認為薩滿教的卜筮不但對古代商人、周人是頭等大事，對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也有不小影響。他認為「天」是阿勒泰語系諸族的最高崇敬物，與中國後來的「天」為最高神的觀念也是一致的，特別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協調，這些都是原始人的宗教觀。以前讀蒙森的《羅馬史》，常嘆服西人通過語言考據歷史的能力。徐先生是我見到的又一個用語言、讀音來考證中國古代歷史的人。清末民初，古漢語音韻學代有傳人。章太炎有門生黃侃等人，民國還有「史語所」，後來遷台。當代用古漢語來考據歷史者，我曾在網上看到朱學淵先生的文章，但未見其專著。
陳寅恪先生不願對上古史研究，而選擇了中古史，自己說是因為上古史史料太少。後人推測，可能經周公旦有計劃的銷毀，孔子有目的的刪改，又經秦人銷毀，項羽驪山一炬，至今所存甚少，文獻所載，寥寥數語，太少太少！所幸殷墟出土了甲骨文，及近幾十年還有古簡出土，但仍不能彌補上古史文獻的缺失。羅振玉、王國維等對甲骨文的釋讀，為上古史的恢復開了一個頭，如《觀堂集林》中〈殷周制度論〉，對周公作制的目的有解釋，但他基本從正面來說，當然也道出周公作制的目的是息爭，為了政權的穩定，但商朝貴族和王之間在政治運轉上的關係沒有細說。
歐洲的文藝復興，民間修纂歷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時，一批民間歷史學者剔除神話和虛假的傳說，還原歷史真相。近年來，中國民間探討歷史真相也出現了一批力作。徐江偉先生曾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對語言學特別有興趣。後來下海經商，衣食無憂以後，又上岸一心治學。這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德國人海因里希•施里曼。他家境貧寒，十四歲輟學在雜貨店做學徒，後經商致富，自學了多種語言，懷著對荷馬史詩的深情，追尋自己的文化夢，改行考古，根據荷馬史詩和希臘歷史記載，自己投資對古代特洛伊城進行考古挖掘，取得了舉世震驚的成就。
所以徐先生作為一個自外於官辦學術體制的獨立學者，對中國上古史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探討，正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努力之一。將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當然，他的一些立論，還需要繼續討論與充實。書中說農耕民族沒有祖先崇拜，缺乏論證過程，似乎說服力不足，其實農耕民族有祖先崇拜，不妨礙本書的基本立論。
他在書中對古代漢語的阿勒泰語釋讀，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能成立，中國古代史就得重寫。我希望語言學專家能對此書進行認真研讀、鑒定。這是一本開啟人們對中國上古史思考的書，應當引起學界的關注。當然，徐先生的一些觀點還有待更充實的論證。能夠跳出傳統模式，用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這本身就是令人讚歎的思維之花！
趙誠
二○一二年二月十九日於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