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關心現實與關心歷史 呂正惠
花了整整四天的時間把本書所有的文章從頭到尾仔細讀了一遍，閱讀每一篇文章都帶給我許多的樂趣，這四天過得很充實。每一篇文章涉及的題材，我都知道非常少的一點點，在閱讀的過程之中，我了解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這是一種獲得新知的樂趣。我更感好奇的是，對於我自認為已經熟悉的題材，作者除了讓我知道我其實了解得很少，他到底還想說什麼？──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這讓我產生偵探式的樂趣。
其實在閱讀本書之前，我已經把目錄看了好幾遍，幾乎可以背誦了。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要把表面上毫不相關的、相距非常遙遠的題材收集在一起。這裡面談到晚清文化生產場域的新變，談到中國現代作家被日本所接受的一些特殊現象，還包括1950年代的亞非作家會議，1980年代丁玲復出文壇不為人知的一些背景；最奇怪的是，還談到佐爾格、尾崎秀實的間諜案，以及現代兩個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和顧頡剛對中國邊疆問題的強烈關懷。我們可以說，作者的興趣非常廣泛，而且對每一個興趣都有獨到的看法，但我最為好奇的是，作為一個專業的中國現代文學、中日比較文學的研究者，他為什麼會有這麼複雜的興趣？為什麼要寫這麼多表面上彼此不相關的文章？
我真正的困難是，我必須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而本書的作者是我交往十多年的老朋友，交情非同一般，這篇序需要好好寫，要言之有物，不能虛應故事。那麼，我應該如何寫呢？我在閱讀本書之前，早就了解這個困難，在讀完本書之後，我還是沒有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最後我想到了作者為本書所擬的書名《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說實在的，開始我覺得這個題目太長，而且拗口，我很想建議作者改個名字。但後來轉念想到，作者取這個名字一定有他的用意，不如從這裡推測一下本書的用心之所在。就這樣，我好像找到了解開謎題的鑰匙。
按照這一書名，作者似乎認為，文學敘述和歷史敘述不只是「敘述」而已，這些敘述還會形成「事件」，也就是說，譬如，當台灣的台獨派構設一種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敘述時，他們那一種獨特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事件，為他們企圖達到的政治目標而服務。按照馬克思理論，每一種敘述都暗藏了作者潛在的意識形態，即他的階級屬性所自然形成的偏見，可以是不自覺的。可是，若是一位作者不只是無意識的流露他的偏見，而是按照他的偏見有意識的形成一種敘述，並且想要藉此敘述來影響他人，以達到他設定的目的（這種目的通常具有政治性），那就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事件」了。因為表面只是一種言辭，其實是蘊含了一種行動，這不是「事件」又是什麼呢？
最能夠說明這一問題的是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間諜案。這兩人組成的間諜網1941年10月14日被日本特高偵破，但一直要到1942年6月16日才由日本司法省對外正式公布。司法省把這個間諜網定位為「接受共產國際總部」指揮的赤色諜報組織中的一個環節。但實際狀況並不是這樣，因為佐爾格供稱，自從1929年夏末以後，他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就中斷了，他現在的直屬上級是蘇聯紅軍。當時《蘇日中立條約》還在有效期內，如果佐爾格只是蘇聯紅軍的間諜，以當時蘇、日並非敵對關係而言，涉及這個間諜案的人不可能被判死刑。因此司法省的公告，完全沒有提到蘇聯，只強調「共產國際」。「只有強調其『共產國際』身分，並把「共產國際」解釋為危及日本『國體』的組織，才可能援用《治安維持法》延長對佐爾格、尾崎秀實等人的拘留審訊時間，並以『顛覆國體』罪定以重刑乃至極刑。」（頁289）其實早在1935年共產國際已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聲明，為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已經不再號召在各國推翻現有政權、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佐爾格小組的活動重點主要放在阻止日本發動對蘇戰爭，跟「危及日本國體」沒有關係。日本司法省對此完全清楚，但仍悍然不顧，將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處以極刑，並於1944年11月7日俄國共產革命第二十七周年的紀念日當天凌晨執行絞刑。我們可以說，日本司法省站在右翼軍國主義立場，深文周納，「枉法」審判，以達到消滅異己的目的。司法省公告的那一種敘述方式，已預先決定的兩人的死刑判決。
誰也沒想到的是，日本司法省處心積慮的把佐爾格案定位成「共產國際間諜」，到了戰後美、蘇冷戰局勢逐漸形成以後，卻又被麥克阿瑟重新界定為「蘇聯間諜」，佐爾格、尾崎秀實等人又變成企圖顛覆西方民主世界的幫凶。這時候，誰都不願想起，當年佐爾格等人曾經竊取了日本軍方偷襲珍珠港的情報，並將此一情報透過蘇聯，由蘇聯告知美國羅斯福總統，只是羅斯福不知什麼緣故並未採取對策，以致讓日本「奇襲」成功。說起來，佐爾格跟尾崎本來就是反法西斯的英雄，但在戰後由於美國為了圍堵蘇聯，反過來跟日本右派合作，佐爾格和尾崎不但未在戰後恢復名譽，反而經由美國《威洛比報告》的公告，變成了民主世界的潛在破壞者。我們只要對比一下戰爭時期日本司法省的公告和戰後美國的《威洛比報告》，就會覺得，這兩種官方敘述好像是對真實歷史的諷刺。
其次談到關於傅斯年和顧頡剛那兩篇文章。傅、顧兩人都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大人物，影響很大，一生的行事也常常充滿爭議。但出乎意外的是，作者談論兩人的出發點，卻是他們兩人的學術和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之間的看似矛盾的複雜關係。傅斯年的史學信念深受德國學者蘭克的影響，相信史料考辨就是史學研究的核心，他認為「歷史學不是著史」，「近代的歷史是史料學」。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竊據了東北，而且還聲稱「滿州」（日本對東北的稱呼）從來不是中國的土地。傅斯年深受刺激，花了一年的時間寫成《東北史綱》，在書中反覆強調，東北各部族與中國關係密切，受中國文化濡染至深，以致其禮俗習慣皆類同或近似漢人。誰也無法否認，《東北史綱》是傅斯年民族義憤噴湧而發的作品。顧頡剛也有類似的狀況。他的史學出發點也是考據，他以考據的方法提出中國古史「層累造成說」，認為這些古史是後代逐層累積造成的，不可靠。他疑古的信條是，「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有人批評他，這種講法會破壞中國人的團結，但他堅信他的疑古精神和通過學術研究激揚民族主義並不矛盾。但九一八事變以後他也同樣受到刺激，懷疑他在《禹貢》雜誌上所提倡的那一種考證性的史地研究是否有價值。其後，他花了很多時間幫助譚惕吾進行邊疆考察（主要針對蒙古），對這一段過程，作者透過顧頡剛的日記及其他資料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以此證明這是顧頡剛在國難當頭時的一種心理需求，而不是因為他跟譚惕吾有兒女私情。
這兩篇文章都是有針對性的，作者對某些學者以過於簡化、甚至扭曲的方式談論傅斯年和顧頡剛並不滿意，因此有感而發，這種針對性我就不一一挑明了（作者的用意其實就是針對這些「有意識」的論述）。我覺得作者所提出的另外一種對比，更值得我們注意。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公認是研究中國很有成就的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也跟顧頡剛一樣，以最嚴格的考證精神來批評中國的古史傳說「荒唐無稽難以置信」，但他對日本的古史傳說卻全部相信，可見他的疑古態度是內外有別的（頁337-338）。內藤湖南就更有意思了，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建議未來的中華民國放棄滿蒙地區，1914年他在《支那論》裡又說，「無論蒙古、西藏、滿洲成為誰的領土，都無礙漢人的和平發展……支那的領土問題，從政治實力上考慮，現今是應該縮小的。」（頁321）這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善意」勸導中國，既然實力不足，就應該放棄滿、蒙和西藏，這樣中國就可以「和平發展」。我們只有在中、日兩國學者的仔細對比之下，才能對中國現代學術人物的學術與人生進行公正的評價。事實上，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等古史文章，顧頡剛古史層累造成說，都對後來中國古史觀的重建產生極大的影響。沒有他們，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學者的努力，也就不可能形成現在大家已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多元一體論」了。作者這兩篇文章讓我們充分理解，中國現代的歷史研究是和近代中國的苦難史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息息相關的。回顧來看，我們應該以感同身受的態度來理解傅斯年、顧頡剛等人不平凡的一生，而不應該以自己既定的立場，把他們的某一面向誇大，以此論定他們。
在中國現在的環境裡，所謂的學術，如果仔細辨析，常常會發現，其實只是在宣示某種立場。譬如，所謂的陳寅恪研究，幾乎都在詮釋陳寅恪所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聯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就把這一句話印在每一冊的書背上。更加奇怪的是，不論哪一家出版社，只要印行陳寅恪的作品，都一定採取繁體豎排的方式，似乎暗示陳寅恪本人的立場就是如此。我不知道這是家屬的要求，還是無意形成的「傳統」，實際上這非常不利於陳寅恪著作的流傳。陳寅恪是比傅斯年、顧頡剛更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他的複雜性遠遠超過傅、顧兩人，他的民族主義情懷和傳統文化傾向可能也要超過錢穆，其實是很值得研究的，但他一直被簡化成自由主義學術的代言人，真是太可惜了。因為王老師這兩篇很有啟發性的文章，我忍不住就多講了幾句。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上，也有一個很奇特的例子，值得一談，那就是丁玲，不過，這是從反面立場來加以否定的。一般都只是以簡單的方式論定，丁玲在文革結束以後還堅持左派立場，所以是落伍的，不值得注意的。王老師是著名的丁玲專家，本書收了有關丁玲的五篇文章，其中兩篇是為丁玲「辨誣」的。說是辨誣，也許並不精確，其實只是陳述一些大家都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的「事實」。譬如，1975年，丁玲以前的死對頭周揚、林默涵都已被解除監禁，四人幫被逮捕之後不久，他們即恢復工作，「當時文學界『撥亂反正』的『正』，標準主要是1957年反右鬥爭之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建構中，一些被後來的文學史家們稱為『地下文學』或『民間寫作』的群體，如圍繞《今天》雜誌形成的青年詩人和作家，首先被堅決排除。五、六十年代遭受批判的作家，特別是『胡風集團』和右派作家，也被阻攔在門外。阻擋的方法，是把這些當年被批判者和『四人幫』扯上關係。」（頁222-223）老實講，這種分辨，要不是王老師指出，我到現在還不清楚。一直要到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請示報告〉以後，右派分子才開始平反。即使如此，丁玲平反的歷程還是比一般右派分子來得艱困，7月間她的右派問題解決了，但由於她還有一些「汙點」，所以還必需留在太原，也不能分配工作。丁玲為自己身分的清白奔走奮鬥的過程，這裡就不詳細敘述了，總之，一直到1979年7月以後，她才開始發表作品（〈杜晚香〉、〈在嚴寒的日子裡〉、〈牛棚小品〉），10月她才恢復黨籍和組織生活，1984年8月，也就是她逝世一年多前，她的歷史問題才徹底解決。「丁玲是一個被迫的遲到者，是被『新時期』重新組織化的文壇放置到邊緣或後衛的人物。」（頁233）我覺得，討論復出後的丁玲的人，都應該記住這個結論，才能客觀的討論丁玲新時期的創作和她的文藝立場。我個人不一定贊同王老師為丁玲「左的文藝立場」辯護的方式，我只想指出，在1980年代急速右翼化的中國文壇，丁玲堅持她1930年代左傾以後的文藝立場，毋寧說是堅持她一輩子的寫作理想，至於是否「落伍」，那也就不必由別人說三道四了。就以周揚來說吧，延安整風的時候，他緊跟著黨走，或許可以說是「忠於黨的事業」；但1980年代以後，他的思想解放卻一發不可收拾，幾乎跟當時的自由派同一口徑，以致於連胡喬木和林默涵都不以為然，這到底是進步還是跟風，不免讓人困惑。比起來，丁玲的固執不知變通，也許更可愛一些。在1950年代，她是右派，在80年代，她是左派，每一次都「不合時宜」。把周揚和丁玲兩人加以對比，不是判然有別嗎？
讀了王老師有關丁玲的幾篇文章，我更加感覺到，當代的主流論述的確是一種鮮明的「事件」，雖然它表現為客觀的「敘述」，其實它是時代潮流的產物，是呼應時代變化的，而且也是推動時代變化的。王老師本書中所有的文章，並沒有舉起鮮明的旗幟，來反對這種潮流，但隱隱然是以這個潮流作為質疑的對象的。這在本書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表現出來了。在文章的開頭，他就提到美國新批評家所大力抨繫的作者「意圖謬見」，同時也提到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這兩派都極力要把文學從歷史語境中脫離出來，進行「純粹」的文學研究。王老師在討論晚清文學和文化的幾篇文章中，清楚的告訴我們，這種純粹性的研究根本無法掌握到晚清文學一些本質的問題。
王老師提到，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後，首先受到日本華僑馮鏡如（馮自由之父）、馮紫珊（馮乃超祖父）兄弟的幫助。馮氏兄弟接觸到了現代歐美的印刷業，自己也經營印刷業務，因此，他們有能力、也有資金協助梁啟超創辦雜誌，進行政治宣傳。後來發揮極大作用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都受到馮氏兄弟熱情的支持，梁啟超由此也了解到現代印刷術和現代報業的重要性，這雖然可以證明他擅於掌握時代潮流，但是馮氏兄弟的媒介作用仍然是功不可沒的。無獨有偶的是，商務印書館的首批創辦人，也是出身於現代西洋印刷業的印刷工人。這些人由於無法忍受英國經理的歧視和辱慢，決心自己經營印刷所。當然，商務印書館後來由於高級知識分子張元濟等人的投資和接辦，一躍而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出版社。我從王老師的這些文章中，第一次充分了解到，在西洋商社中學習到現代印刷技術的工人，由於他們的知識的提升，由於他們深切感受西洋人的歧視，他們深深感到新知識的重要性，他們對晚清以後的啟蒙運動有其不可磨滅的啟導之功。我以前所閱讀的著作大多只就高級知識分子立論，基本上忽視了晚清首先接觸到現代西洋印刷業的中國工人的貢獻，這個歷史畫面是極不完整的。王老師這一組文章，讓我更具體的意識到，晚清逐漸形成的新型「文化生產場域」遠未得到充分探究。同時，從這種新型文化場域的生成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以純粹的文學性來研究晚清文學會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說到晚清以來中國新型文化場域的形成，我們必須承認，日本對我們的影響極其深遠，因為日本在1894年打敗了我們，又在1905年打敗了沙皇帝國，被我們的新知識分子引為現代化的模範，大批留學生到日本去取經。我們一向重視的是，為什麼日本的現代化那麼成功，而我們的現代化卻受盡挫折。日本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溝口雄三曾經說過，這是以短時段來衡量中、日兩國現代化的得失，而中國的歷史常常要以更長的時段來衡量，譬如，拿1840年來對照1949年，或者拿1900年來對照2000年，這樣一對比，中、日之間孰得孰失，恐怕是難以下定論的。我讀本書中的第二輯文章，就有類似的感覺。當1945年日本戰敗，舉國殘破不堪，人民生活無著，再看看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未來希望無窮，兩相對照，能不讓有心的日本知識分子徘徊不已。最近二十年，我從大陸所翻譯的日本魯迅專家的論著，才稍微了解魯迅幾乎已成為日本現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位外國作家（參見本書第136頁藤井省三的評語）。第二輯文章中論堀田善衛的一篇，尤其讓我感動，因為，堀田善衛所得之於魯迅的，跟我的幾乎一模一樣，都是來自於「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當頭棒喝的一句話。同樣一個魯迅，竟可以對歷史境遇相差如此之大的中、日兩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得到相同的啟示。如果再拿中、日兩國的現狀來加以對比，同時思考當今日本右派政客對待中國的態度，我們就會更加感慨繫之。對此，王老師在〈《改造》雜誌與魯迅的跨語際寫作〉一文做了非常曲折而又深意無限的表達。1933年至1936年間，魯迅受邀在日本的《改造》雜誌上發表了四篇文章，其中一篇的中文標題是〈我要騙人〉。當時日本正在加緊侵略中國，魯迅文章的標題實際上是暗示性的宣告，他不可能對日本人說出真心話。但其中有一段，今天我們中國人讀起來恐怕真要感慨萬千：
要彼此看見和了解真實的人，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
中國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長期侵略下，真是受盡苦難，今天我們稍微可以過一點舒心的日子，但在日本右派的眼中，我們竟然成為潛在的侵略者，需要他們日本聯合美國來加以扼制，這真不知道要讓我們說什麼。王老師這篇文章是作為演講稿在日本宣讀的，在文末他就以上面所引的魯迅的那一段話作結，而且還引用竹內好的話「魯迅晚年曾用日語寫作。那些文章全都具有向日本民眾發出呼喚的形式和內容。」接著，王老師以下面一句話結束全文──「其中，〈我要騙人〉裡『用血寫添』的『個人的豫感』，無疑是最為令人震撼的呼喚。」（頁133）然而，這種呼喚真的能發生作用嗎？當然，任何中國人都希望中、日兩國人民和睦相處，不要再有戰爭，對於曾經留學日本，在日本有許多好友的王老師來說，他的企望比我們更熱切。我在這裡讀出了一個中國學者的善良願望，為之低迴不已。最近我在台灣電視上看到一則報導，說日本人最不喜歡的國家是中國，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日本人常以西化的優等生自許，高談「脫亞入歐」，相對於中國牛步式的現代國家建設，到底孰優孰劣，值得我們做中日比較研究的人好好思索。
我已經說過，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發我極大的閱讀興趣，以上所說的幾點，不過是我讀後想到的部分。其他我想不用再一一縷述下去，免得變成本書各篇文章的提要。不過，即使只就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看出王老師文章的兩大特色。首先，他是有極強烈的現實感和歷史感的人，他所談論的每一個話題，都是他在現實中所關心的，而他對他所關心的每一點，都盡力的去了解其所形成的歷史過程。對他來說，現實是歷史形成的，而歷史的發展就成為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這樣一來，他就不是一個書齋型的學者，他是從他深切關心的現實出發，去找尋「學術問題」，並從而想從這一問題的歷史形成過程去思考更完滿的解決之道，或者至少了解問題的複雜的關鍵點，並讓我們思考，這些問題並不是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加以解決的。
這樣，就可以連繫到王老師文章的第二個特點，他從來沒有接受簡單的教條，譬如說，只要接受了某種普世價值，問題就可以迎?而解。從教養過程來說，王老師可以說是屬於1980年代的人，但他從來沒有響應80年代以來各種流行的論述，他從來不相信，根據這些論述，中國就可以輕易走上陽關大道，更不相信，如果中國不遵行這些論述，中國就將崩潰。他只是默默的按照他的經驗、他的閱讀、他的歷史意識，盡他的能力把問題搞清楚。他所以取了這麼奇怪的書名，似乎也在表明他對一些流行論述的不同意見吧。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插旗幟、登高而呼，鮮明主張這個而反對那個，要人隨後景從的人。但他也有他的信念，他始終遵循這個信念去找問題，去做學問，去做事。我相信，他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或中日比較文學研究專家，還是一個雜家。作為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只是盡他的本分，從他的關懷點出發，實實在在的去思考，去寫文章，如此而已。
我不由得想起，他以前跟我提過的一件往事。1989年6月風波發生時，他正在日本讀書。他和一些同學感到很茫然，就去請教一位他們很尊敬的日本老左派。這位前輩語重心長的告訴他們，現在情勢撲朔迷離，你們又能判斷什麼，你們現在是到日本讀書，你們的責任就是讀書，讀好書才有能力做事，到了某一段時間，你就會知道應該怎麼做事了。王老師跟我講了很多過去的事，這一件讓我印象極其深刻。我認為，王老師就是接照這一原則做事、做學問的人。
每一個歷史時機，都大概會有一個更緊迫的任務，等待熱情的人投身其中。我覺得在現在的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不盲動、有熱情、肯努力、願意長期默默工作的人。我覺得王老師就是這種人，他的這本書也充分印證了他的個性，所以我才能滿懷欣喜的一一讀完，並且得到極大的收獲，不只在為學方面，還在整體的人生思考方面。
2016.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