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序

　　

漂泊中展開人生，越境中發現認同（摘錄）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二十世紀東亞紛擾動蕩，中國、日本和臺灣的關係尤其錯綜複雜。1945年8月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臺灣經過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重回中國懷抱。但臺灣的回歸只是世紀中期另一波東亞政治史的序曲。國共?戰，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政權撤守臺灣必須在更大的歷史脈絡裏理解。從東西冷戰到包括美軍駐日，從韓戰到中共與蘇聯的分合，無不牽一髮而動全身。

　　

　　在這個時代裡的中國人——或曰華人——如何找尋定位，因此成?艱難的挑戰。所謂定位，不僅限於國籍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歸屬，也包括社會關係的重整，文化脈絡的清理，以及自我主體的安頓。更重要的，因?時代動亂，許多人投入流亡、漂泊和越境的境況，做出種種無奈或隨機選擇。這些選擇不再能以簡單政治論述歸納，而必須由識者以豐富的史料，有情的眼光做出細膩描述。

　　

　　《漂泊與越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作者黃英哲教授是旅日多年的知名學者，目前任教愛知大學。黃教授專治中日文學交流史，對戰後臺灣的文化轉型尤其有精深研究。專書《「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堪稱臺灣史的第一本有關戰後文化重建的專著。黃教授根據大量一手資料，探討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教育制度、國語政策、文化傳播的種種措施，並思考因此產生的社會反應及政治後果。戰後臺灣夾處在殖民現代性、民族主義、以及本土情懷之間，確是探討後殖民現象的重要教材，更不論隨之而來的國共?戰，以及一九四九年的大分裂。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從制度史面觀察臺灣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化轉型，《漂泊與跨境》則更進一步，扣問置身其間的個人何去何從。當此之際，曾經奔赴祖國的臺灣子弟有了不如歸去的感嘆；三十年代的左翼同路者竟輾轉來到國民黨最後據點；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島上經歷一場或去或留的鬥爭；有待遣返的日本人卑屈地為戰後中日關係裝點門面。這些文化人的經歷有的驚心動魄，有的不堪聞問。他們以各種文本——自傳或日記，小?、戲劇或雜誌——留下珍貴記錄。一個甲子之後讀來，在在要讓讀者感嘆世事多艱，個人生命的流離顛簸，紙上文章哪裏可以道盡？

　　

　　《漂泊與越境》共分?四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以個案方式描述這段期間文化人的歷程。「故鄉與他鄉」介紹深受五四洗禮的張深切在大陸的?蒙、革命歷險，以及戰後回歸臺灣，重起爐灶的過程。與張相對的則是較不知名的楊基振。楊在日本接受教育，之後赴滿洲國工作，戰後曾滯留華北，最後返臺。正因為楊不屬於文化圈，他在東北華北所見所聞才更?彌足珍貴。張楊以臺灣人的背景闖蕩中國大陸，他們的身分——臺灣人，日本人，中國人——每每成?焦點，也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然而峰迴路轉，張深切回臺後成?臺灣戰後話劇電影業的先驅，楊基振更投身臺灣民主運動，與自由主義理想共相始終！這樣的轉折，應是黃教授著墨致敬的所在。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是本書最耐人尋味的部分。黃教授以魯迅名篇〈藤野先生〉與陶晶孫的日文創作〈淡水河心中〉兩個文本，討論語言翻譯、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過程的糾結。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發行雜誌《新聲》，選刊〈藤野先生〉，重新打造日中關係。唯此作以摘錄形式發表，文本的刪節編輯意外引發如何詮釋魯迅——以及如何詮釋魯迅投射出的中日歷史經驗——的路線之爭。〈淡水河心中〉則是由彼時任職臺大醫學院的陶晶孫根據一樁殉情案寫成。陶在日本成長接受教育，三?年代曾是左聯成員，戰後來臺，未幾因白色恐怖威脅重返日本。〈淡水河心中〉所取材的殉情新聞在五?年代初轟動一時，陶的改寫有意無意間引發官民、族群、性別、語言、媒體重重權力關係運作。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複雜度亦由此可見一斑。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焦點是五四文化人許壽裳。許?魯迅摯友，戰後應陳儀之邀來臺參與文化重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許的任務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事實卻遠較此複雜。許早年留日，深諳日本近代學術成績，因此在編譯館任?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傳統。除此，許呼應魯迅精神，將戰後重建工程導向魯迅所謂批判的中國國民性改造，因此與官方意識形態產生嫌隙。許壽裳在一九四八年因他殺而客死異鄉，他在臺灣的工作也功虧一簣；他所示範的兼容並蓄的精神，求諸今日，反而不可復得。

　　

　　本文最後一輯「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分析施叔青寫於香港回歸前的《香港三部曲》。與前三輯相比，本輯在歷史時間與文本選擇上可能稍顯突兀。黃教授的用意應是借此喻比，以香港殖民故事以及作者游離歷史、文本?外的立場，對照臺灣的殖民經驗。香港的故事完而不了，是否正投射臺灣的故事也是仍待繼續？從殖民到後殖民，千絲萬縷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凡此都需要論者以更包容的態度，更細膩的批判方法來面對。

　　

　　《漂泊與跨境》投射的空間格局極?繁複。帝國與殖民地，祖國與家鄉，國民黨與共產黨，世界冷戰布局與東亞地區嬗變此起彼落。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面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也必須不斷改造身分、文化與政治認同的關係。黃教授無意迎合時髦的後殖民、再殖民理論，也不汲汲於轉型正義口號。他理解離散與漂泊所帶來的創傷，但更認?這一課題不必局限在控訴或撇清的無盡循環裡。在檢視歷史暴力的同時，他思考「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意義，從而理解越是亂世，越有思辨文化建設的迫切性。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親中、親日還是親臺，都必須從文化脈絡中理解並反省自己——與他者——的執著與盲點。用黃教授的話來?，大變動「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都帶來新難題，也帶來新的契機。張深切、楊基振的大陸去來，許壽裳、陶晶孫的臺灣經驗，無不皆然。

序章（摘錄）

黃英哲（本書作者�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臺灣的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臺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臺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臺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近代歷史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國際關係的紛爭，戰爭的影響，帝國規模的社會流動，戰後復員的地理空間上的國境收縮，與政治上公民身分的複數國民化等因素，擴大了臺灣十八世紀以來至今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臺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北往來，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在全球化成為今日熱門的流行語之前，在離散成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歷史建構的語言之前，人們早就自願或者被迫參與了各種尺度規模的移動了。

　　

　　筆者過去曾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一書中，討論戰後臺灣在戰後初期的政權轉移過程中，從原先的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轉變成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的文化重建政策。然而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變遷與新的文化政策，不單單只是國籍改變、領土重整，以及人民的再民族化而已，制度上的變遷，落實在具體的人民生活中，牽動的是具體的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乃至重新學習的過程。認同的形成或是身分的轉變，也留下了種種的疑惑與糾葛。歷史中的生活者，在大社會的政治結構變遷中，個人進退出處之際，存在著多方的路徑，以及各種離散又回歸的人生經驗。這也是本書希望能在先前的制度分析之外，進一步透過具體的人物的人生軌跡，越境文本的轉譯與流通，文化意義的生產與歧異，在場與不在場的參與，探究在二十世紀屬於臺灣的離散與漂泊、入境與越境的複雜歷史經驗。

　　

　　本書分為四個單元，分別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在「故鄉與他鄉」內，我分別以橫跨戰前與戰後的文化人張深切與楊基振的人生軌跡，透過他們的自傳作品與日記這種帶有個人性質的史料，從個體的角度反照時代的變遷。出身於殖民地的張深切，1920年代就參與了反殖民的社會運動，以及稍後的重建臺灣文化身分的文藝活動，為逃避殖民當局的壓迫，遠走中國，卻也捲入更複雜的戰爭期的文化政治中。戰後返回臺灣，更受二二八事件的牽連，最後得以身免，生命晚期重新回復投入文藝創作，成為戰後初期的臺語電影創作者。在政治活動與文化工作之間的抉擇，在臺灣與中國南北之間的遷移，竟也與其政治上的活動相次交疊。而透過楊基振的日記，更讓我們看到一個臺籍青年，前往日本受高等教育後，前往滿洲與華北發展的路徑，以及對於不同人生階段與遭逢事件的觀察與自省。傳記與日記的私文書，不單只是我們用以分析張深切與楊基振個人生活經驗的史料而已，更是環繞著檢視內在自我主體性的近代人的個體，在歷史中成立的表徵。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他們又如何在傳記與日記的文類中，檢視了自己的生活並回應了歷史。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則是以兩個文本在戰後臺灣的登場，呈現戰後臺灣的存在在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中歷史與文化的糾結。其一是魯迅的名著之一〈藤野先生〉，摘錄登載在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刊行的雜誌《新聲》，所引發的日僑之間對原先代表中日友好的〈藤野先生〉摘錄問題的責難與批評。魯迅的作品，戰前早已被介紹到日本與臺灣，但是在1945年戰爭剛結束之際，此一文本卻引發了在臺灣的日僑內部關於戰爭責任問題與未來新歷史要如何展開的討論，在反省戰爭的同時，卻存在了在新歷史展開之際，如何面對過去歷史問題，似乎仍可見之於今的兩種態度──面對真實的過去，即便可能對當下造成困擾也要呈現完整的歷史；或者為了建立當下的友好關係，有必要遮蔽令人不愉快的部分歷史。魯迅的文本在戰後初期的時間點上，意外地在臺灣成為日僑之間關於未來歷史的批評素材，輻射了未來的兩種新歷史的路線。魯迅文本的越境，與其意義再製，也令人不禁想要進一步思考當代表中日友好符碼的文本產生效果之後，臺灣的位置何在的延伸問題了。另一文本是由曾經參與左聯的陶晶孫，戰後來臺，任職於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之際，取材社會新聞所創作的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中文題為〈淡水河殉情〉）。陶晶孫本身就是一個漂泊的人物，從中國到日本再回到中國，戰後來臺幾年後為躲避白色恐怖的網羅，逃往日本，最後病逝於日本。陶晶孫所取材的男女殉情故事，在1950年代的臺灣，引起了從官方媒體到大學校長教授們的種種解釋，這些社會賢達們也借題發揮，使之成為國族文化說喻教化故事。陶在小說中設定了代表一般臺灣人民間輿論的場所產生的對應版本，巧妙地用小說呈現了當時戰後臺灣交織的官民、族群、性別、語言之間的不均等權力關係。文本的越境，從社會事件到新聞事件，再到小說文本，竟也有了一重又一重的文本意義的衝突與疊合。呈現出多重意義的小說文本，似乎也與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疊合與葛藤，若合符節，互相呼應。

　　

　　如果魯迅的文本〈藤野先生〉曾經在戰後臺灣初期的日僑中間，引發關於未來可能性的辯論，那麼戰後系統性地介紹魯迅，並試圖推廣魯迅的精神作為戰後臺灣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內涵的，則不能不進一步討論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了。在「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單元中，筆者分別討論許壽裳戰後來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以下簡稱編譯館）時，在具體的工作背後所具有的思想，以及其所採用與延續的日治時代的臺灣研究業績。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推動的文化政策，除了「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外，當時負責陳儀政府重要教育文化政策的編譯館長許壽裳的構想，主要是將臺灣的戰後重建，整體性地納入魯迅曾經提倡的中國國民性改造的構想中。因此，許壽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也是魯迅思想與作品的重要推動者，在許多文化、教育與宣傳的場合，皆再三強調魯迅精神的人道主義與戰鬥的現實主義。若與等待遣返的日僑的魯迅文本閱讀並置，魯迅成為戰後臺灣文化政策的不在場的參與者，呈現多重的意義。雖然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以再中國化為主要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曾經留學日本的許壽裳，深知日本近代學術的成績，在編譯館的工作中，增加了「臺灣研究組」，聘用、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知識性與科學性的臺灣研究。而此一傳統，在1947年中編譯館撤銷改編、許壽裳於1948年在家中遭難之後，仍有所延續。

　　

　　最後在「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閱讀與分析，藉由施叔青在小說中重建的香港史中的性別、殖民與慾望的交織，以及小說作者的在場與不在場，作為同樣有著殖民經驗的臺灣與之相互參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糾葛，即便小說比歷史更真實，最終小說家還是遠離了。不在場，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到過往歷史的繁華或頹圮，甚至說故事的人，都不在了。在人事皆非之後，舊地重遊，舊事重提時的不在場狀況，或許最終是充滿著離散經驗的前殖民地，在殖民結束之後的最典型後殖民狀況。

　　

　　臺灣的歷史，交會在近代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的擴張中，以及位處於不同國族國家的交涉互動的大小板塊之間，在重層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重的邊界，也因此造就了多線的路徑。這些歷史中形成的境界線，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實體的、有象徵的。政治經濟領域的國境線，與文化身分的認同邊界，彼此交錯。重層的歷史與多重的邊界，形成了生活在其中的，擁有跨境能力的社會資本與主觀意願的文化資本的知識人，其生命史展開的多元路徑。

　　

　　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他們在分裂動盪的時代，或為求學之故，或因政局因素，漂泊異鄉，也使原先可能固著的文化產生流動。這些文化人的際遇呈現了近代東亞離散經驗。而在這樣的大變動時期，卻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均可見一斑。一方面，雖然國民國家的文化政策試圖將文化國族主義化，建立文化上的國界以及民族界線。但同時，從文化傳播的路徑來看，自願或他力導致的移動或離散，卻也產生打破地域壁壘劃分的可能性。東亞城市如上海、北平、大連、重慶、延安、臺北、東京，甚至延伸至南洋諸地，無不因為人的遷徙、文本的傳譯而串聯起了一個交混又密集的文化網絡。

　　

　　「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可以說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這些人物的活動舞臺的地理空間，在臺灣、滿洲國、香港、臺北、北平，不受一地所侷限。在以往的臺灣歷史，或是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較少見學者的注目。他們的出身各異，其中有來自臺灣的張深切、楊基振，有中國的陶晶孫與許壽裳，也有在臺日僑。然後在歷史機緣中，他們或是離開臺灣然後返回，或者短暫來臺客死異鄉，或是再度啟程，或是在殖民地展開其事業然後終戰後遣返母國。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有交會，但也共同呈現了重層的時代紋理中的某些共性。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了跨境的軌跡，前往陌生的地方，發展了事業。他們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多元性。這些在個別人物身上呈現的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鑲嵌在近代臺灣的重層的歷史發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