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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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後的相遇──漱石文學為何至今仍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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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一六年）是日本「國民作家」夏目漱石逝世一百週年，日本重新掀起漱石熱，出版界先後發行各種有關漱石文學的論文與書籍，各地紛紛舉辦多項紀念活動，曾經刊載漱石小說的「朝日新聞」，也再次連載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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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目漱石的小說問世至今逾一世紀，儘管他的寫作生涯僅有短暫的十年，但幾乎每部作品發表後，都立即獲得熱烈迴響。從作品的發行量來看，這些膾炙人口的小說在作家去世後，反而比他生前更廣泛受歡迎。譬如「後期三部曲」之一的《心》，戰前曾被日本舊制高中（即今天的大學預科）指定為學生必讀經典，一九六○年代，還被收入高中國文課本。再如這次出版的「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與《門》，今天仍是日本一般高中推薦的學生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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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調查，迄今為止，與夏目漱石有關的文獻、論文、評論的數量已多達數萬，上市的單行本則超過一千以上。不僅如此，同類的書籍與印刷物現在仍在繼續增長。可以說，閱讀漱石文學在日本已是讀書人必備的學識修養，同時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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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經過一個世紀之後，漱石小說仍然廣受熱愛？簡單地說，因為這位指標作家筆下所描繪的，是任何時代都不褪色的人性問題。只要我們身處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當中，就得面對各種抉擇，即使是跟愛情無關的決定，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衝突與對立。就像《三四郎》裡的三四郎、美禰子、野野宮和金邊眼鏡的男子構成四角關係，《後來的事》裡的代助、三千代和平岡之間上演的三角戀情，或者像《門》裡的宗助與阿米，一段不可告人的「過去」，使他們遭到親友和社會的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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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任何人都可能面臨類似的感情抉擇，或經歷相同的自我矛盾，時而猶豫是否該為友情而放棄愛情，時而憂慮或因背德而被社會放逐。讀者在閱讀漱石小說的過程中，總是能夠不斷獲得深思的機會。我們看到三四郎對火車上的中年男人心生輕蔑，腦中便很自然地浮起自己也曾靦腆的青春歲月；我們讀到美禰子在炎夏指著深秋才能豐收的椎樹質疑樹上沒有果實（*1, p173），心底便不自覺地憶起忸怩作態的花樣年華；就連高等遊民代助不肯上班的托辭：「為什麼不工作？這也不能怪我。應該說是時代的錯誤吧。」也令現代讀者發出會心一笑，並訝異漱石在一百年前就已預見二十一世紀的啃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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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石小說能夠廣為傳播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作家的筆尖時時顧及到「教育性」。漱石的作品裡找不到花街柳巷的描寫，也沒有男歡女愛的場景，更看不到谷崎潤一郎或江戶川亂步等人常寫的特殊性癖。漱石開始為「東京朝日」撰寫連載小說之前，甚至被歸類為「無戀愛主義」（*2, p43）。即使其後發表的《後來的事》與《門》是所謂的不倫小說，但內容著重的是當事人的心理糾葛，而非肉體關係的刻畫。即使在人妻三千代刻意挑逗丈夫的好友代助時，漱石也只以「詩意」兩字一筆帶過。（*3, p266，或參閱《後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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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歸根究柢，漱石文學能夠長久流傳後世的主因，還是應該歸功於作家的自我期許。研究「漱石學」的專家曾指出，夏目漱石的假想讀者涵括了三種類型的人物：一是像「木曜會」成員那樣的高級知識份子；二是當時的「東京朝日」訂戶；三是「素未謀面，看不見臉孔」的另一群人。換句話說，從下筆的那一瞬起，夏目漱石已把屬於未來世界的你我列入了閱讀對象，他是傾注整個生命在為後代子孫進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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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石逝世百年之後的今天，筆者有幸翻譯「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與《門》，內心既惶恐又慶幸。惶恐的是，故事的時代背景距今十分遙遠，作家的文風過於含蓄內斂，筆者深怕翻譯時疏漏了作家的真意；慶幸的是，日本研究漱石文學的人口眾多，相關著作汗牛充棟，翻譯過程裡遇到的「疑點」，早已有人提出解答。也因此，翻譯這三部作品的每一天，幾乎時時刻刻都有驚喜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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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各位讀者能接收到譯者企圖傳遞的驚喜，也祝願各位能從漱石的文字當中獲得啟發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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