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挑戰生命科學新世紀
吳成文
每次出國演講，提到台灣醫藥衛生發展，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肝炎。因為肝炎的研究與防治早已得到全世界科學界的讚譽，這是台灣的驕傲。講多了，自認為對於肝炎故事的來龍去脈應該是很清楚的，沒想到，在受邀為《肝炎聖戰》寫序之後，才猛然發現，我對肝炎故事的了解，其實大多局限在科學的層面。
科學本身是單純的，但是人卻是複雜的，因此科學研究若加入人的因素後，往往會產生出許多難以預料以及有趣的故事。
書中的人物幾乎都是舊識。多年來，雖然知道他們在做哪些研究，也欽佩他們的重要研究成果；然而，最初為什麼要選擇這些主題？研究過程中曾經遭遇什麼挫折？是用什麼方法解決的？以及他們曾有過哪些獨特的人際互動？這些發生在科學研究背後、屬於比較人性化的一面，我卻是從《肝炎聖戰》書中才一窺究竟，這幫助我對台灣肝炎研究的故事，其體認又加深了一層。
《肝炎聖戰》最難得的是，一方面能把人與事處理得非常細膩生動，另一方面，卻又能掌握精深的科學知識，把學理部分鋪陳得條理分明，硬是把這架構龐雜、牽連眾多學門和機構的肝炎研究與防治故事，處理得趣味盎然，讓內行人看了親切，外行人看了入迷，真正是一部兼顧趣味與知識的科普佳作。在此，要先恭喜兩位作者。
台灣的驕傲
肝炎是台灣很特殊的例子，更是威脅國人健康不容忽視的嚴重疾病，尤其是B 型肝炎。國人約百分之九十曾遭致感染，其中又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因此而終身帶原。而且在為數多達三百萬的帶原者中，又有約二分之一的男性以及七分之一的女性，可能罹患肝硬化及肝癌，這是國人健康的一大殺手。
許多台灣學者如宋瑞樓、羅光瑞等人，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開始研究肝炎。但是肝炎研究與防治，真正變成全國性重要議題，且被列入重點科技，則是1980 年代初的事。此後，台灣的肝炎研究邁入一個新的時代，匯聚了更多的人力，在基礎、臨床，乃至流行病學上，都有出色的表現。可以說，肝炎研究是台灣第一次全面把研究做到國際水準，而受到國際的認可，這點值得一書。
另外，在肝炎防治方面，台灣最早提出預防注射模式，有效的阻斷母子垂直感染，使國人幼童的B 型肝炎帶原率由防治前的百分之十，驟降為不到百分之一，這樣的佳績，被世界衛生組織讚譽為全世界第一個成功消滅B 型肝炎疫病的地區。此外，這項全面預防注射更進一步證實，B 型肝炎疫苗能夠大幅降低幼兒的肝癌罹患率，這項發現，成為人類醫學史上第一宗「疫苗防癌」的成功例證。雖說B 型肝炎疫苗並非台灣研發出來的，但是台灣在肝炎防治的成果，不僅可以造福國人，還可以提供其他國家參考，用來防治肝炎以及類似的疾病，這是台灣在醫學史上很令人驕傲的貢獻。
前述肝炎防治的歷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如何利用醫學研究，來解決國家嚴重的醫藥衛生問題。它帶給我們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啟示莫過於：唯有加強生命科學研究，才能解決我們切身的健康問題，也才能真正提升國人的生命品質。
另外，肝炎的故事也忠實反映出今日生命科學的幾項發展特性。生命科學和以往的理論物理或是數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並非一個人閉門造車，靠著靈光乍現的創見，來出人頭地。
其實一個學門要做得好，需要相當人力的投入，也就是超過所謂的臨界量（critical mass），否則很難有突破性的進展。除了這項基本人力的要求之外，今日生命科學還具有另外一項跨學門（interdiscipline）的特性。因為任何一個生命科學上的問題，都絕非單一學門能解決的。而這一點，也令我有些擔心。本書第4 章中提到，宋瑞樓教授曾經說過，要是早知道流行病學這麼重要，他早就主動去找流行病學者合作了。足證跨學門的研究、互動，是生命科學發展的基石。但是，對於一些國內人才極為缺乏的新興學門，例如最新的生物資訊學（bioinformatics），甚而已經不那麼新的生物統計學（biostatistics），學界卻尚未警覺到它們將來的重要性；這種情況就好像早年醫學界忽略流行病學般，很值得大家警惕。如果國內還是抱殘守缺，無法修正、補強，未來將很難跟他國競爭。
前面提到今日的生命科學研究，需要突破臨界人力，但是台灣生命科學的研究人力只有四千名左右，反觀美國一所大學就有上千名研究人員，我們要如何跟人家競爭？很顯然，台灣沒有辦法樣樣都做，必須擇重點來發展；但是該如何選擇主題重點？記得在十多年前參與籌劃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時，這個問題就曾引發兩方學者的爭論。其中一方主張：應該與世界同步。另一個意見則是：應該做台灣特有的問題。兩造說法其實都有道理，可是，現在如果從肝炎這個例子觀察，在臨界人力以及有限財力等諸多限制下，台灣將來的科學研究發展，恐怕還是得以我們特有的問題為主。
是學術領導的時候了
最後，肝炎故事讓我感觸深切的是李國鼎。
書中，大家都說，當初如果沒有李國鼎，肝炎防治絕對做不成，所以他有很大的貢獻。我相信李國鼎先生洞見的貢獻，但是，現在台灣沒有李國鼎了，那麼，是否表示我們什麼事情都做不成了？
事實上，當年李國鼎呈現的是一個行政領導的範例，那是因應當時特殊政治環境下的權宜做法；但科學其實並不適合以行政領導，科學需要的是學術領導。也就是說，應該先由科學社群產生共識，來決議什麼是台灣重要的問題，然後再把我們的人力集中起來，尋求不同學門間的合作，大家協力共同解決問題。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學術界必須自覺、必須合作，不能再像從前一樣，依賴強人用行政命令來領導科技發展。
我尊敬李國鼎先生在推動肝炎防治上的貢獻，但是，就學術領導這個議題，我以為，大家不要因此而產生一個錯覺，誤以為今天台灣的科技發展還需仰仗強人的行政領導，否則便沒有希望。時代不一樣了。二十年前，台灣的科學社群還沒有發展成熟，但是今天台灣的科學社群，已比從前成熟很多，學術界應該要揚棄長久以來依靠強人行政領導的習慣，而以學術來領導科技發展。
許願新世紀
轉眼就是千禧年了，展望被喻為生命科學世紀的二十一世紀，台灣是否也有決心，像過去半世紀辛苦締造經濟奇蹟般，開創出衛生大國的奇蹟，讓國人不僅是活得富裕、活得長壽，還能活出健康和品質。
很可惜，過去十年，台灣沒能把握住當時人力和財力較充沛的階段，一鼓作氣，把生命科學發展起來。值得警惕的是，根據種種因素評估，未來五年，將會是台灣能否順利發展生命科學的最後契機。換句話說，下一個世紀國人的生命品質，就看這五年能不能放手一搏了。
肝炎防治的勝利故事只是起點，而非終點；這場聖戰之後，下一波規模更大的聖戰，才是挑戰的開端。
—1999 年9 月於國家衛生研究院
（本文由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吳成文口述，楊玉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