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科學革命：他們知道了什麼、怎麼知道的，他們用知識做什麼（新版）

導論（摘錄）

為什麼還要書寫科學革命？

　　還有其他理由使得歷史學家對於科學革命的既有範疇感到不安。首先，近年來，歷史學家不再認為單一的思想觀念可以在概念空間裡自由地流動。過去，學者把「科學革命」視為獨立的概念或抽象的心理狀態，但新的解釋則堅持，觀念是更廣泛的文化與社會脈絡的一部分。如今我們對十七世紀科學變遷和宗教、政治以及經濟模式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刻的理解。其次，更根本的是，一些歷史學家希望以具體的人類實作為研究對象，因為概念或觀念是從具體的人類活動中誕生的。我們應該關心，當人們進行或確認一個觀察、證明了一條公式，或完成一項實驗時，實際上做了什麼？將科學革命理解成「人類的活動史」，會非常不同於把它理解成（自由流動的）概念的「概念史」。最後，歷史學家對「誰」創造了科學革命，也很感興趣。什麼樣的人開創了這樣的變革？當他們點燃這場革命之火，同時代的人都相信他們嗎？還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相信？如果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參與，我們為什麼會說科學革命是個影響「我們」重新看待世界的重大革命？為什麼會說科學革命開啟了「我們」此刻的現代性？這一連串的問題若不解決，將變成我們在使用科學革命這個概念時，習焉不察的陷阱。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意味著我們得對現代早期的科學變革有套解釋，以符合我們這個凡事較不斬釘截鐵，但充滿好奇心的時代。

　　即便有這些合理的懷疑與不確定，書寫科學革命仍是有意義的。主要的考量有兩個，第一，許多十六世紀晚期和十七世紀的重要人物都曾明確表示，他們致力推動非常新穎、重要的自然知識，並發展新的實作，人們透過實作，獲取、評價和交流正統的知識。他們認為自己是「現代論者」，有別於「傳統」的思考與實作模式。在這層意義上，今日所謂「科學革命的巨變」來自他們（和被他們攻擊的人士）的說法，科學革命來自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學家發明一說，實則過於簡化。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十七世紀有人有意識且大規模地改變人們對自然的信念，以及獲取自然知識的方法。一本探討科學革命的書理應告訴讀者當時的這些企圖，不論這些企圖當時是否成功，以及彼此之間是否相互競爭、或是矛盾。

　　但是為什麼我們選擇只說某些故事，而不說其他的呢？如果在十七世紀，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世界觀，我們該如何挑選我們的主角和他們的信念？例如，某些「自然哲學家」主張理論化，同時也有某些學者力倡蒐集事實和實驗，相對來說比較沒那麼理論化的實作。又例如，將物理學數學化需要的訓練就與植物學非常不同。另外，天文學該如何研究、什麼才是天文學家該有的信念，也往往有不同看法；被稱為「真科學」的天文學和化學，與被稱為「偽科學」的占星學與煉金術之間的爭議極多；不同實作者對於「自然研究」的範疇，也有相當不同的理解。這真的一點都不誇張。在這些爭議下被建構出來的「科學革命」，其概念下的文化實作也不見得完全能對應現代早期或十七世紀所指涉的科學範疇。歷史學家對於哪些實作才是科學革命的「核心」有不同看法；而當時的參與者對於何種實作生產出的是純正的知識，哪些已經經過徹底改造，也多有爭論。

　　更根本的判斷標準是，我們應該理解到十七世紀的「大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人──並不相信專業實作者所相信的，也不認為解釋世界的方式發生了劃時代的革命。如果有人寫了一本完整論述十七世紀自然思想的歷史，卻一點沒提及傳統裡所謂的科學革命，也一點都不令人驚訝。

　　科學革命這個概念至少表現出「我們」對自己祖先的興趣，這裡「我們」是指的是二十世紀晚期的科學家，他們認為自己所相信的，就是自然的真理；而這樣的關注足以成為我們撰寫科學革命歷史的第二個正當理由。科學史家長期以來都對「當代取向」（presented-oriented）的歷史頗有微詞，認為當代取向的歷史往往自以為是地解釋過去發生的事。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因為這樣就放棄瞭解人類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誰是我們的祖先、我們與過去有什麼樣的連結。在這層意義下，針對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歷史寫作可以詮釋這些轉變──當然，絕對不是直接或簡化地──這些轉變形成當代的某些特色，又因為某些特別的目的，我們也對這些特色感到興趣。科學革命的故事，就如同達爾文演化論中講述人類起源的生命之樹之於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我們不需要預設這樣的故事能完全解釋幾億年前的生命樣態。細數科學革命的歷史沒有錯，只是我們仍然必須注意，不要給予過分的詮釋。過度聚焦前人先行者的角色並無法合理解釋過去發生的事，因為伽利略、笛卡兒或波以耳並不是典型的十七世紀義大利人、法國人或英國人；提到他們時若只強調他們那些今日已廣被接受的理論，例如自由落體定律、彩虹的光學原理、或理想氣體定律，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得住他們的專業與研究項目在十七世紀的意義和重要性。

　　過去並不是在某一瞬間突然變成「現代世界」，這表示如果我們發現十七世紀的科學實作者既具備現代元素，同時也保有傳統色彩時，不應該過於驚訝；他們的觀念需要透過幾代的轉化與改變，才會成為今天的「我們」。而且最終，當我們說著前人，或是這個一脈相承的傳統一開始的故事時，所提到的那些人、那些思想、那些實作，總是反映出某些當代的興趣。我們在伽利略、笛卡兒和牛頓的故事裡，反映了二十世紀末的科學信念，以及我們對這些信念的評價。我們可以基於不同的目的，將現代世界的某些部分追溯回被伽利略、波以耳、笛卡兒和牛頓「擊敗」的哲學家身上，找出一套與現在認可的科學先賢所提出非常不同的，關於自然的知識與看法。我們甚至可以證明十七世紀大部分的人並沒有聽過那些現在被我們景仰傳頌的科學先賢；當時人們所相信的，可能與被我們「挑選出來」的科學前輩所相信的非常不同。再者，十七世紀大多數的人並不住在歐洲，並不知道他們正活在「十七世紀」，也沒有意識到有一場科學革命正在發生。有一半的歐洲人是女人，她們幾乎沒有參與科學文化；大部分的歐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若不是文盲，就是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無法加入科學革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