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有時死亡並不是人生的終點　張渝歌

　　

　　約莫是兩年前，我遇見了一位腦死的女人。

　　

　　當時我正在中部某醫學中心的神經內科實習，女人因為車禍被送到醫院，到院時昏迷指數只剩三，腦部嚴重出血，緊急手術之後，意識仍未恢復，如同沉睡的人魚，躺在大I（加護病房）的病床上，僅靠著維生管路活著。

　　

　　每日的例行查房，除了檢查她的血液數據，學長姐會親自帶著我們這群小實習醫生進行神經學檢查，包括頭眼反射、光反射、角膜反射、眼前庭反射、作嘔反射以及肢體痛覺刺激等腦幹反射測試。但沉睡的人魚就像活在另一個時空，無論我們如何擺弄，她都沒有任何反應。

　　

　　看似簡單的測試，其實並不簡單。這些測試是腦死判定的基礎，如果排除了原發性腦損壞或藥物中毒等因素，而腦幹反射都消失了，就可以進行無自行呼吸的測驗。由醫療人員關掉病人的呼吸器，觀察病人有無自發性呼吸，若沒有，代表腦幹的功能已經損壞，也就是俗稱的腦死，再由合格的醫師完成「連續兩次、相隔四小時」的腦幹功能測試，均符合腦幹反射消失及無自發性呼吸的病人，即可判定腦死。

　　

　　但，這裡會出現一個爭議性的問題：腦死就等於死亡嗎？

　　

　　目前各國法律對死亡的認定標準不一，有心跳死、大腦死、還有腦死。日本的刑法採取「心跳死」（即心臟停止跳動說），或者定義得更嚴格一點，是以心臟停跳、呼吸停止和瞳孔反射消失這三點作為死亡標誌的三徵候說（或稱綜合判定說）。但隨著生命維持技術的發展，即使大腦和腦幹的功能不可逆地停止，透過人工呼吸器仍可維持心肺的活動狀態。死亡的界線變得很模糊。

　　

　　一九八五年，經過激烈辯論後，厚生省的研究小組仍無法形成決議，只發表了被稱為「竹內基準」的腦死判斷標準。直到三年後，日本醫師協會的「生命倫理懇談會」才提出，應該在承認「腦死=死亡」的基礎上，展開器官移植，促進了「腦死亡及器官移植臨時調查會」（簡稱腦死臨調）的誕生。

　　

　　然而，有反對意見認為，人的生命價值無法進行比較。即便有器官提供者生前的同意，仍有刑法第202條「同意殺人」的可罰性問題，不能以「有生存可能性的人的利益」高於「即將死亡的人的利益」為由，逕行器官摘取。

　　

　　台灣的刑法也是以傳統的「心跳死」為依據。直到一九八七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公布之後，「腦死=死亡」這個觀點才被確立。依據第四條規定，器官捐贈者經醫師判定「腦死」後，即可進行器官摘取。也因為如此，死刑受刑人如果願意捐贈器官，可由檢察官命改採射擊頭部。

　　

　　只是，台灣也和日本一樣，「腦死＝死亡」的觀點仍備受爭議。

　　

　　一九九四年，移植醫學會曾建議衛生署全面改採「腦死」作為判定死亡的標準，但經過法務部、神經內外科、麻醉科等腦死判定醫師的討論後，否決了這項提議，僅僅在「器官移植」的層次上，可以將「腦死」和「死亡」劃上等號。

　　

　　但問題又出現了：如果拒絕器官移植，醫師能否判定腦死而停止治療？

　　

　　女人才剛滿三十，新婚兩年，先生和家人都無法接受腦死的判定而拒絕拔管。當時的主治醫師是癲癇科的主任，體貼地給予家屬時間和空間。他是腦電波圖（EEG）的專家，也是臨床溝通的大師。他對家屬說：「很多人以為死亡是一個瞬間，其實並不是。死亡是一個過程。她現在就在這個過程裡，只是我們用醫療技術留住她，不讓她走。」

　　

　　先生難過地問：「真的不會再醒過來了嗎？」

　　

　　「腦死跟植物人不一樣。植物人可以自行呼吸，眼睛也可以睜開，只是沒辦法有意識地跟其他人互動，所以有甦醒的可能。但腦死不同，腦死讓她徹底沉睡，到另一個世界生活了。」

　　

　　後來我到另一科實習，聽聞女人捐出了心、肝、腎和眼角膜。我一直想寫下這段回憶卻不敢寫，為此，我非常感謝東野圭吾寫出這個故事。

　　

　　本文作者為醫師、作家。曾獲文學好書及文化部劇本獎，任金車文學講堂講師。近期出版作品為《詭辯》（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