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齊慕實教授著作的中文版終於要面世了，作為譯者我們深感欣慰！這是一本對研究現當代中國至關重要的史學大作，理應及早翻譯出版，以便廣大華語閱讀界熟悉和瞭解這部作品。今惠承牛津大學出版社鼎力支持，我們得以將過去幾年中精心翻譯並與齊教授反復推敲的中文譯本呈現給大家。當然翻譯中仍難免有不足甚至錯漏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本書譯自1997年齊慕實教授出版於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專著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毛時代的宣傳與文化：鄧拓與知識分子》）。該書是齊慕實教授在他於1986年完成的哈佛大學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
本書的翻譯工作可以說是一波三折，歷時甚久。最終付梓的翻譯稿是黃新博士和我合作完成的，但我們的翻譯工作並非完全白手起家，而是受益於很多前人的努力。最早是當時尚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劉東教授（現任職於清華大學）建議翻譯中文本的。感謝胡志宏女士、沈邁克教授（Michael Schoenhals ）以及郭小臨博士對本書（特別是前三章） 翻譯所做的貢獻，正是這個探索的過程使得齊慕實教授逐漸認識到翻譯這本著作的艱巨性。最終由當時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黃新和我承擔起了這個任務。黃新翻譯了前三章，我翻譯其餘的章節並負責全書的修改和完稿。齊慕實教授在哈佛大學時期的同學梅京先生最先翻譯了齊教授於1986年所做的一個學術報告（附錄二）。感謝華東師範大學讀書小組的熱心讀者，他們認真閱讀了譯本初稿的所有章節，並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Morgan Rocks 同學為本書參考文獻的譯文做了大量的修訂工作，汪嫻同學對譯文正文做了精心校對，在此一併感謝！最後要特別感謝鄧拓的家人，尤其是鄧雲先生專門為本次中譯本的出版提供了數幀珍貴的鄧拓照片，對此我們深表謝意！
齊慕實教授認為原著的導言部分（齊慕實，1997：1-24）「過於沉悶」，因此在中譯本中將其略去。原英文導言主要述評了英語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介紹了該書所用的方法論理論，基本上屬於「技術性」的探討。從某種意義上說，該導言主要是為英語讀者而寫的。不過，導言中涉及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導言主要對以下幾個領域的研究進行了探討，即知識分子與政治，列寧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公共領域與宣傳，以及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文化人類學方法。中文讀者如果對這些學術討論感興趣的話可以參看英文版中的導言部分。此外，這些內容中的大部分在附錄二「從西方視角看鄧拓」一文中也有所談及，這是齊慕實教授1986年為大陸聽眾做報告時的講稿。
為甚麼中文讀者需要閱讀這本書？每當我追問齊慕實教授如何看待這本著作對中文讀者的重要性時，他的回答總是令人莞爾。他會說：「這個嘛，不是因為作者了不起，也不是因為這本書的主人公──今天大多數人可能都不知道鄧拓是誰了。」齊教授的說法當然是學者的自謙。他會接下去正色說道：「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的方法和材料。我師從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因此試圖把他在清史研究中使用的嚴格的文本分析和社會學方法運用到現代中國研究中。我遵奉他的座右銘：『思想與社會體驗密切相關』。再者，雖然無論就一般而言還是就二十多年前特定的歷史環境而言，西方研究者對文獻資料的獲取常常要受到各種局限，但也並非沒有例外。比如說，在做博士論文研究期間，我十分幸運地見到了鄧拓的遺孀丁一嵐。我去見她時特意帶上了一篇於1933年發表、署名『鄧雲特』的文章──『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這是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到的，而我把它帶去見丁一嵐的目的是想確認一下這是不是真是鄧拓寫的，因為鄧拓在三十年代曾用過很多筆名。沒想到丁一嵐驚叫起來，說：『哎呀，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在找這篇文章呢！找遍中國都沒找到！』這篇文章現在已經收錄到《鄧拓文集》中了。我個人的期望是，通過在對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生平的研究中運用孔飛力的方法，輔之以作為國際學者能夠接觸到的新材料，這本書能夠促成我與華語學者之間展開有意義的對話。我並不期待中文讀者會全盤接受我的看法，而我也更衷心希望能與他們探討他們的觀點，其中當然也包括批評指正了！不過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中文譯能夠促成更多更專業性的對話。」
「促成更多更專業性的對話」當然也是我們譯者的目標，只有當讀者能夠借助我們的翻譯準確地領會到作者的意圖時，真正的交流和對話才有可能展開。然而翻譯這樣一部厚重的學術作品充分考驗了我們在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轉換文字、「對接」思想的能力。幸運的是， 這個翻譯的過程自始至終伴隨?我們與作者之間的對話；每次我在亞洲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與齊慕實教授見面討論，一兩個小時總是過得飛快，因為在預備好的一長串問題中，幾乎任何一個都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深入的探討。齊教授彷彿在接受比哈佛大學博士論文評審委員會更嚴格的答辯口試，因為他遇到了不弄清楚前因後果絕不善罷甘休的我。齊教授的記憶力驚人，對將近四十年前的文字和文獻的細節幾乎全部瞭然於心。偶爾遇到任何不確定的地方，他會霍然起身，在四周的書架上和地上的紙箱裏一通翻找，然後驚喜地揮舞?找到的資料「炫耀」自己的發現。齊教授對史料的精確性的要求只能用「執著」甚至「苛刻」來形容。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孔飛力這些漢學大師的作品也不時被從書架上請下來佐證我們的對話。
然而這些對話的意義並不僅僅是單向地啟動作者的記憶、聆聽作者的闡釋。齊教授對我的所有問題都一視同仁，我提出的每個問題對他來說好像都意義重大。很有可能的是，一個頑固追問的譯者會迫使作者不斷重新審視自己的思想預設，調整自己的話語參照體系，把某些原本似乎「自明」的潛在的邏輯和價值明確地表達出來。齊教授就遇到了這樣的翻譯者。所以這本譯作值得驕傲的一個地方就是力求避免了學術譯作中常見的誤讀或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翻譯。
這部著作本身是一個跨文化的文本，它是中文史料和西方研究視角的有機結合，因此大量的概念和表達處於中西方話語的「中間地帶」，既有運用西方已有的理論來描述中國的事物，也有針對中國的情況創造的新概念。如何讓讀者能在譯文中不太走樣地領會作者的原意？面對這個挑戰，我們在翻譯中盡量使得譯文既能切合中文語境，同時也貼近原有概念的內涵，而不是拘泥於現有的、固定的譯法。例如原著中涉及一個特定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概念──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在英文中它泛指為既得利益群體和體制服務的知識分子，而具體到本書中，鄧拓所代表的這類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身上其實具有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雙重特徵，因此我們決定將其翻譯為「高幹知識分子」，而這個詞所帶有的鮮明的時代特徵也與作者的原意相合。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hegemony一詞，我們將其譯為「最有說服力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本書第85頁），目的是將概念中原有的幾個重要維度凸顯出來。不用說，這個最老老實實的譯法也是一次難忘的「對話」的產物，當時我和齊教授的討論吸引了在中國中心做研究的李玉峰同學參加進來，「三人行，必有我師」，在你一言我一語中大家形成了這個譯法上的共識。著作還使用了大量的獨創性的概念，如 bureaucratic Maoism, faith Maoism, culture bearer, scholarly style 等等，對其中的絕大部分我們有明確而且統一的中文「提法」，但 scholarly style 算是特例，因為作者的這個概念具有內在認同、特有的人文藝術修養以及外在的行為特徵等多方面的豐富含義，而任何一個單一的譯法都不是失之於太過含糊，就是失之於過於偏狹，於是我們根據上下文語境做了靈活處理。
能與黃新博士和齊慕實教授通力合作完成這本譯作，這是我的榮幸。感謝二位良師益友為我開啟了一扇學術和人生的大門。這本書能經歷漫長艱苦的翻譯而最終完稿，我和黃新都深深感謝家人無私的支持！最後要再次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把這部譯作帶給廣大的中文讀者，特別是林道群先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很多心血、找到沙飛當年拍攝有關鄧拓與中央戰地婦女兒童考察團這張作為本書封頁上極具高度歷史價值的相片。李志毓博士認真仔細校訂了全書稿，在此深表謝意！作者與譯者之間的對話至此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我衷心希望這本書在讀者和學界中能引發更長久更有意義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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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莉
2016年8月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