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蕭萐父評傳

卷首語

　　蕭萐父，四川井研（今威遠）人，海內外有影響的中國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當代中國大陸罕見的人文學家。

　　1924年1月，蕭氏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1943年9月，蕭氏考入戰時搬遷四川嘉定今樂山的武漢大學文學院哲學系。1946年9月隨校復原武昌珞珈山。在大學期間，他關心國是民瘼，思考世運國脈，發起和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武漢大學發生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他擔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的宣傳部長，積極投身學生運動。

　　1947年7月，蕭氏大學畢業後，回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受聘為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講授「歐洲哲學史」，參加中共成都地下組織的活動。1949年5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他受中共組織委派任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參與接管華西大學。隨後，他擔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從此走上馬克思主義學術道路。1956年，他被選派進入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學習。

　　1957年，蕭氏應武漢大學李達校長邀請，調入重建後的哲學系，並由李達安排在北京大學進修中國哲學史。1958年，他來武大哲學系任教。從此，他長期擔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口演筆耕、風雨兼程半個世紀，成為在思想上標誌「武漢城市高度」的珞珈學人！

　　蕭氏參加武大學生運動和中共成都地下工作的經歷，表明他屬中共黨內知識分子或革命知識分子。但是，由於他出身有家產的知識分子家庭，又是「舊社會」、「舊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實質上仍然屬當時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儘管在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他有驚無險，甚至還受命批判北大學生大右派譚天榮，然而文革終於在劫難逃。他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幫分子和地主分子橫遭迫害，被抄家、被遊街，被批鬥。1968年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後，他又隨系去武大襄陽分校住牛棚，「雪壓風欺」當放牛佬，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還被打成所謂大「五•一六」，被解送北京辦「學習班」。

　　1976年10月中國政局大變動後，蕭氏迎來了學術春天。他曾經長期被極左思想潮流裹挾，具有學術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傾向，六○年代上半期還曾參加《紅旗》雜誌反修寫作小組。從今往後，雖然仍有意識形態約束，但相對以往的極權專制，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終於可以比較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研究、做自己的學問了！這是蕭氏的學術春天，也是一班中國人文學者和科技工作者的學術春天！

　　蕭氏是一位充滿激情、循循善誘的導師。文革前，借用毛澤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之說，蕭氏與陶德麟、康宏逵這三位武大哲學系最叫座的講師，也被稱為李達的「三面紅旗」。蕭氏講課常常脫離教案，旗幟鮮明，旁徵博引，激情滿懷，聲如洪鐘。他的課即使學生接受到宏富的知識傳承，又使學生得到人文精神的享受！文革後，特別是1989年「六•四」以後，他被褐懷玉，煥然一新，浩然正氣，不僅杜絕曲學阿世之風，即使日常交往也流露出其童心和真情，尤其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深受學生的愛戴和同道的敬重。他在長期的教書育人過程中，開設了「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國哲學研究與教學人才，提煉出了被稱為「珞珈中國哲學學派」的精神綱領：「德業雙修，學思並重，史論結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他在影響武大哲學系學生的同時，還影響其他學術青年，影響武漢地區乃至全國中國哲學史界同仁。

　　蕭氏是一位治學嚴謹，勤耕不輟、海內外有影響的學者。他以劉禹錫《浪淘沙》「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自勉，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10餘篇，著有《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吹沙集》三卷、《吹沙紀程》等，與許蘇民合著《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和《王夫之評傳》，主編《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大乘起信論•釋譯》、《玄圃論學集》、《眾妙之門》、《傳統價值：鯤化鵬飛》，與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卷，與陳修齋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等。其中，中國哲學史專業教材《中國哲學史》，突破長期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的哲學政治化模式，遵循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基本方法，著重從哲學認識史角度，評述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哲學思想，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哲學史第一個撥亂反正的新成果。它不僅養成了一批又一批中國哲學學子，還被譯成英文和韓文，在海外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八○年代，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先後發表的《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等論文發揮了重要影響。九○年代以後，他提出「漫汗通觀儒釋道，從容涵化印中西」，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全域思考東方現代化的道路，把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視為全球化的雙翼，強調文化多元化的發生和發展，突破歐洲中心主義，論定人類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多源發生、多元並存、多維發展，充分體現了他的歷史深度、文化自信和廣闊視野。他的一系列論著在海內外學術界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

　　蕭氏是一位儒道釋兼容的智者。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立場，會通中西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造性智慧，轉化、發展儒釋道思想資源。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詮釋、解讀中國的文化傳統。他以開放的心態，堅持傳統文化多元化觀點，既重視易學源流，肯定易庸之學所含人文意識，又同情理解「思想異端」，揄揚道風、佛慧，提升人生意境以及對儒門學風的褒貶。他強調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的社會轉型與文化轉軌，系統論述了明清啟蒙思潮和王船山哲學，認定明清啟蒙思潮是我國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與源頭活水。由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案入手，概括出17世紀晚明清初的學風變異，進而剖視18世紀的歷史回流和19世紀的思想悲劇與近代啟蒙的難產。他還論證了「古史祛疑」，積極關注新出簡帛文獻的研究。他在現代化、全球化、「文化中國」和「文明對話」的新形勢與新氛圍中獨具慧眼的研究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蕭氏還是一位富於激情的詩人，當代中國少有的詩人哲學家。他執著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抒情）的統一，自敘以詩歌昇華人生、歌哭由我的超邁：「書生自有逍遙處，苦樂憂愁盡化詩。」「孤山詩夢梅魂潔，四海交遊處士多」。他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深具「雙L」情結，詩情與哲理並重，追求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早在青年時代，他就不滿意於西方文化把審美對象局限於自然與藝術，認為這是將整合的價值世界割裂，他主張和諧為美。後來，他明確提出「在情與理的衝突中求和諧，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斥中求互補，在詩與哲學的差異中求統一」。他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地形成的優秀傳統。中國學術文化史上，莊周夢蝶、荀卿頌蠶、屈子問天、賈生哭鵩，即是這種傳統的具體表徵。晚年，他還將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昇華到更高的理論層次，認為詩化哲學的傳統「使中國哲學走上一條獨特的追求最高價值理想的形而上學思維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學最後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學最後僅局促於科學實證，而是把哲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歸結為一種詩化的人生境界，即審美與契真合而為一的境界」。他一再談到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認定「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好傳統」。詩情與哲理並重的中國哲學化解了西方文化將哲學與詩分裂對立的矛盾，為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他還將自己的詩集、文集及與夫人盧文筠合作的書畫集編為《蕭氏文心》四卷，又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火鳳凰吟》，充分展示了一位人文學家的文化底蘊和中國的人文傳統，體現出他所具有的理性與感性雙峰並峙的精神風貌。

　　蕭氏是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者與學術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他以武大哲學系為基地，建立和形成了武漢地區的中國哲學學術梯隊，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個學術梯隊的領袖。他曾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國《周易》學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同時擔任國際道聯學術委員，國際儒聯顧問，多次參加或主持海內外的中國哲學國際學術會議，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他是中國哲學史界的權威專家，文史哲兼通的人文學家，當代為數不多走向世界的中國學者。

　　然而，在整個當代中國的大環境下，蕭氏的學術人生也經歷過坎坷、失落和扭曲。除了文革的災難，還有包括反右在內諸多政治運動有驚無險的過關審查，而1989年「六•四」以後受到審查之外還受罰停招兩年博士生。總體上說，文革前他並沒有傷著皮毛，相反，還常常高調過關。文革十年，他傷筋動骨，既有過初期的驚惶失措，「交械投降」；也有過中期驚心動魄、出生入死為李達翻案；還有過後期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後的焦頭爛額，屈服於專制淫威。唯1989年「六•四」以後，他終於斷名韁，破利鎖，頂天立地，俯仰無愧怍，還原其本真！

　　馮友蘭東床蔡仲德曾對馮氏一生做過精闢的概括：「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資中筠認為，「這一概括可以適用於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後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著往前走；而餘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後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

　　馮氏的經歷和資氏的體認也基本上適用於蕭氏。

　　蕭氏出生書香之家，自幼接授庭訓，從小耳濡目染者大都是左、孟、莊、騷，在中學即產生文史興趣，在大學又進一步接受了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哲學的薰陶，他近3萬餘言、「能令今天的博士生咋舌」的大學畢業論文《康德之道德形上學》（1947）和早期論文《原美》（1948）已初步「實現自我」。從中共建政初期在華西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起，他逐步轉向馬克思主義。他曾自云：「撫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學術道路，勉力馳騁古今，全賴從中學時起就受到幾位啟蒙老師言傳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薰陶。至於大學時代傳道授業諸師，冷峻清晰如萬卓恒師、樸實凝專如張真如師、淵博嶔?如金克木師，誨教諄諄，終生不忘。五○年代中赴京進修，曾問學於湯用彤、賀自昭、馮芝生、張岱年、任繼愈諸師，飫聞勝義；又從李達老、杜國庠、侯外廬、呂振羽諸前輩的立身治學風範中得窺矩矱，深受教益。自負笈墨池，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而老師們播入心田的火種卻始終在燃燒」。

　　然而，就其畢生的學術修養、學術活動和學術成就，基本上同資中筠一樣，他還沒有來得及完全「實現自我」就已「迷失自我」，即文革前受極左思潮蠱惑，「目眩神移」，「時陷迷途，有時作繭自縛，有時隨風飄蕩」。然後是「回歸本性」，即文革後「反省自己」，「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與資氏不同的是，因為家承和在中學大學所打下的深厚文史基礎與早期的初步「實現自我」，他不需要「惡補」就能「回歸本性」或「底色」，最後成為卓有建樹的人文學家。

　　還要說，結合蕭氏當年參加武大學生運動和共產黨在成都的地下鬥爭，他又是一位追求民主的「兩頭真」人物。所謂「兩頭真」的頭一個「真」，是說他當年參加武大學生運動，是真心實意、自覺自願、勇往直前的，目的是反專制、爭民主；後一個「真」，是說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9年「六•四」以後思想得到完全解放，腦袋終於長在自己肩膀上，提出自己的學術良知和對社會人生的真實看法。然而，兩頭真中間，他卻有一個頗長的「失」。這就是他受極左束縛，失去獨立思考，盲目緊跟或被迫追隨所謂時代潮流或主流意識形態。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後頭的這個「真」，使他最後「我自飛」，實現了由馬克思主義學者向自由主義公共知識分子的轉變。

　　晚年蕭氏「我自飛」，是他「斷名韁，破利鎖」，不當「資深教授」，只做心有所主、不為外物所搖動的學者。他秉持從世界文化發展的全域思考東方文化現代化道路的學術立場，倡導明清啟蒙，反思「倫理異化」，展望中國文化發展前景，強調「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文化變遷，既表現為中西的衝突與融合，又表現為古今的變革與貫通」，提出思考新世紀的民族文化問題「不應停留於『五四』前後的觀念與論爭，而應當關注20世紀九○年代以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層面擴展，關注人類文化發展的前景與趨勢」。他認為，雖然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人類文化不斷整合趨勢在所難免；但是，新世紀人們所面臨的仍是一個多極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中，未來中國新文化既不可能「東化」，也不可能「西化」。其走向只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這個走向還是一個相互關聯的雙重過程：要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必須吸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唯有重視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為西方文化提供扎根的土壤，才能實現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因此他主張打破中國學術文化被簡單政治化的格局，凸現中國文化包容意識的價值，在文化建設中正確處理「辨異」與「自主」的關係，將「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結合起來，通過與世界文化多層面接軌，多途徑對話，在全球文化的「百家爭鳴」中實現民族文化的重構與創新，使中華民族重新居於世界文明的先進行列。

　　終其一生，蕭氏是一位民國造就、「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古體詩詞、精於書法篆刻、有全面人文修養與文人氣質」而青年有成、中年迷失、晚年複歸、當代大陸罕見的人文學家！他的學術成就，他的人生道路都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有學者認定他是一位『智者詩人』或『詩人智者』，讚賞他將文化批判的鋒芒隱含於文化包容意識的寬容之中；有學者認同他的『道家風骨』，稱道他『鷗夢童心』，『化境悠然』；也有學者認定他是一位熱烈的理想主義者，肯定他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人生關懷」；還有學者認為他是「我們時代文化自覺的靈魂」。學者們這些論釋各有會心，但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面對蕭氏人文學家的肯定。進一步說，像他這樣集文史哲於一身、匯印中西於一爐、詩書雙絕、激情四射、創獲良多、貢獻卓著的人文學家，在當代中國大陸幾成絕響！

　　2008年9月17日，蕭氏離世，海內外發來唁函300餘通。他被《長江日報》評論為在思想上「標誌」武漢城市高度的人。歷史學家章開沅則認為他的逝去，「是為學殤。」

　　本書主要從人文學家角度追溯蕭萐父先生的家學淵源、求學生涯和學術人生，依據其主要論著敘說其多方面的學術觀點和學術貢獻，並試圖通過蕭氏個案展現民國時期的中學、大學教育以及學生的成長，連繫蕭氏所處當代中國大環境，即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和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及知識分子所普遍忍受的磨難和屈辱、人格矮化，陷入動輒得咎的不堪境地，從而展現其學術人生的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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