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

推薦序

在時間裡抵抗

胡慕情（記者）

　　遠方的山坡。房舍前的菜園。湮沒的歷史。隔離的記憶。樑柱與大樹上的亡靈。為保護這些被漠視的所有，居所上各式零件被移來堆疊，因為意志，高聳入天。木塔台。破爛空床。陽春堡壘。鐵鍊。火把。但痲瘋病患被驅離住所，哭聲滿溢。怪手。鎮暴警察。電鋸。鐵剪。木棍。鎮壓、鎮壓，鎮壓手無寸鐵的人。天光，只剩殘破。

　　不忍卒睹的畫面，在二?一四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重現。開幕片是已逝導演大津幸四郎與導演代島治彥的共同作品《活在三里塚》。坐在暗黑影廳，淚流滿面——想起樂生療養院抵抗捷運開發的那些守衛，原來是移植三里塚的鬥爭方法。遙遠兩地，一農民，一痲瘋病人，但其抗爭核心並無二致。而時至今日，殘破的兩處家園，皆仍有人佇立。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一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一九九二年，曾參與一九九一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二?一七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緊抓的問題意識，是「成田抗爭的軌跡」。宇澤弘文透過疑問與參與，一層一層剖析，揭露成田抗爭因何成為戰後日本的最大悲劇——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給予人們榮耀與希望。」序章開篇，有這樣簡短的，對成田機場興建地的描述。這段話看似平凡，卻顯露開發評估忽略了區位不宜的最基礎原則。開發帶來的影響從不只是「創造」，在創造之前，須先進行大規模的剝奪，農地的填覆坑殺了生物多樣性與人的倚靠，這是所謂社會經濟的影響，一直以來，卻總被忽略。

　　忽略的背景，與戰後經濟發展的扭曲與國際政經角力扣連。如同台灣，日本雖在戰後迎接了「經濟起飛」的年代，這金錢榮景，卻是建立在一種極不安定的形態上而擴大。宇澤弘文指出，儘管邁入了近代化社會，當時日本的決策過程，國家權力依舊是以一種非民主主義、有時甚至是專制主義的形式被使用。這使得政府在處理「社會共同資本」，也就是管理與經營全體國民「重要的」公有財產時，未能遵照憲法規定的內容，在國民的「委託」與「信任」基礎上進行。

　　所有開發，都欠缺不了土地這項元素。土地是有限資源，且具不可恢復的特性。理想的發展應建立在對土地的面積、特性有深刻理解之上，才能避免適宜性的欠缺、周邊資源短失，從而讓開發得以有最大效益，並有合理分配的可能。但往往，政經強權會獨厚某些資本，挪用「公有財」予其累積，並箝制制度的變革。宇澤弘文將其稱為「一九五五年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結成堅固的勾結同盟與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特別是國家，作為觸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著強化上述「勾結」關係的角色。「一九五五年體制」從戰後的重工業開始蔓延，擴張至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藉由各種形式，利用行政干預或者政府補助，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來追求利潤。

　　「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描繪，對熟悉台灣土地與環境運動抗爭者應不陌生。台灣戰後以來，國、民兩黨對自然資本的錯誤濫用與偏厚，使得土地成為最後的搜刮對象。二??八年，台灣一連爆發了多起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但二??八年並不是土地徵收爭議第一次發生。往回追溯，從日殖時期的軍事所需、戰後「國有」的台糖經營，乃至一九六?年，以振興工業為名，政府開發了六堵工業區，開啟了制度化掠奪私人土地之濫觴。當時農地徵收價格是每坪三十元，六堵工業區一共徵收超過五十四公頃的農地，花費五年才徵收完成。部分無意賣地的小農戶，在土地徵收過程中被迫失去生產工具與工作。但這樣侵害相對弱勢者權益的「發展」概念，卻從未修正，反而在一九八?年代變本加厲，配合國際熱錢湧入的炒作背景，地方派系與中央聯手制訂更細緻化土地徵收的工具，以短暫的房地產熱蒙蔽人民之眼關注發展要素「土地」的快速流失，並使我們忽略土地的多元價值，進而恣意掃蕩居住其上的人。

　　樂生的抗爭始於二??五年。它的衝突基因，即是土地炒作。土地炒作在島上透過各式開發名目變形，除了捷運，還有工業園區、都市計畫、鐵路立體化等交通建設。二??八年，是惡果正式腐朽的一年：怪手駛入大埔農地鏟田、農婦朱馮敏飲藥自盡，那之後，還有張森文跳水身亡明志。他們無土可守，精確地說，是台灣人民幾近無土可守，抗爭於是輪迴，無窮無盡。宇澤弘文說，透過「成田」事件，戰後日本政治的不成熟本質可謂原形畢露，同樣的，二??八年以來迄今未休的各地徵收抗爭，也在戳刺著台灣愈加腐敗的政治本質。

　　在書中，宇澤弘文有一段深刻自省，描繪自己在聆聽運輸大臣回覆同盟成員的發言後意識到，政府經常為了平息反對運動，視場合再決定說話內容，但其實內心還是把使用強制公權力當作是最後手段。這樣的場景，也在台灣土徵條例修法的過程中，彰顯無遺。

　　二?一一年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在國民黨甲動、民進黨以選舉為名出席慘淡的背景下，通過了荒唐的修正版本；後續爆發前苗栗縣長劉政鴻行使「天賜良機」蠻橫拆屋，這可憎的暴力誘發極大的素樸情感動員，化為二?一六年的選戰動能，但在張森文靈堂前承諾再次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的總統蔡英文並未兌現承諾，目前內政部雖有修法草案，卻比國民黨的版本更惡。

　　過往民間團體主張廢除區段徵收，新法版本並未同意。草案內雖新增「必須取得九成協議價購同意」才可申請區段徵收，但卻把過往補償方案中的配地挪移進來，這將使得不同意者只剩領徵收補償一途，根本換湯不換藥。此外，依法規定，徵收核准後才可配地，如今新法版本等於未核准徵收即配地，是違法的預標售行為。不僅如此，公益性跟必要性評估也被拆開個別評估。而這篇書序寫就當日，高雄市長陳菊倣效劉政鴻的天賜良機，抬離了絕食孱弱的居民，接著快速剷除高雄果菜市場，那些抵抗者住居一世的家。

　　若凝視抗爭，必對「死亡」感到質疑與駭怕。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總使人化為殺戮機器，三里塚抗爭中，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我想起抵抗後龍科技園區的灣寶農民洪箱。抗爭期間，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會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麼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龐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那一刻，才理解導演為何在片頭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生者與死者從不二分對立，他們的命運彼此繫縛，詛咒也好，繼承也罷，唯尊嚴獲得恢復，才不愧為人。這是理解跨越漫長時間抗爭的意義：人們得以窺見一個超越勝負、一個和「破壞者們」所居住的國度截然不同的世界，從而反省自身欠缺，進行改變。

序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給予人們榮耀與希望。然而突如其來地，日本政府卻憑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的一紙內閣決議，在這塊土地上單方面地策劃並強制實行新國際機場的建設計畫。然而，關於該計畫的必要性，卻沒有事先進行過充分的專業與科學的調查。此外，也沒有經過像是事先取得在此營生之農民的同意之基本程序，在這種狀態下強行推動成田機場的建設計畫，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

　　這項輕率且違反民主主義的政府決策，是在「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幻影下，日本不加批判地推動重化工業與都市化的時代氛圍中所形成的產物，在其根源，存在著一種看輕農業、將農業經營貶低為市場價值較工業低下之產業的思想與政治趨向。

　　自那時起歷經二十五年，成田的農民面對國家不當行使公權力，一路全力對抗，奮戰至今。這件事不單純僅是守護自己的土地、繼續務農，更是對日本經濟與社會的空洞化、非道德化，表示嚴厲的批判與抵抗。日本全國，乃至於全世界許多國家的人民，給予這場戰役強力的支援與協助，讓利用國家權力作為後盾、使用機動隊的力量想要強行興建機場的日本政府與公營事業團體，最終仍舊無法達成其預期目標，被逼得只能放棄代履行的念頭。成田機場從啟用至今已經過了十幾年，但到現在為止，卻依舊以一種不完備、有缺陷的機場樣態，冒著危險持續營運，甚至還演變成不得不想辦法將整座機場要塞化的狀況。成田機場正是一個象徵著日本政治與社會的不成熟與不足，將日本的陰暗面展露在全世界目光之下的存在。

　　然而，從成田機場開始部分營運的那天起，距今也已經過了十幾年，機場周邊地區以一種超乎想像的方式在發展著，特別是農業所處的地位有了顯著的變化。雖然這是日本農業整體危機的結果，但這裡的情況又因為機場的出現而持續惡化，特別是對農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該如何找到務農的後繼者。此外，從蘇聯經濟改革開始，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與解體，也以一種令人出乎意料的形式在進行著，徹底摧毀人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幻想。另一方面，以越戰為契機所引發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崩解過程，在經歷了波斯灣戰爭這樣始料未及的曲折後，混亂程度也逐步加劇。

　　立足在這樣的世界史層面與地域層面的一大轉折點上，我認為以更積極的形式重新建構至今為止的抗爭行動，開始變得有其必要。為了將焦點重新置於農業經營的再生與振興，以地方社會活躍且和諧地發展為目標，納入地方居民與相關地方自治體一同摸索新的方向，這要集結所有人的力量才有可能實現。

　　成田機場問題橫跨了二十五年的漫長歲月，日本全國都被捲入其中，成為戰後規模最大的社會問題。這當中產生了由歷史的經緯交織而成的複雜樣貌與許多人倫悲劇。雖然通往理性解決的路途未必平坦，然而到訪成田的人可以看到，熬過二十五年的風雨，性情和思想都茁壯成長的青年農民，以及前來支援抗爭後就留在成田的那些昔日的年輕人們，依然充滿能量地活著。在日本農業所面臨的整體危機下，他們將機場周邊區域活化的問題，聚焦於農業經營的再造，正在試圖摸索新的發展之道。我認為成田機場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必須以這些人理想主義式的運動作為核心，將那些理想化為現實。

　　成田機場問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特別是這個問題因為牽涉到日美之間存在已久的政經摩擦，而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美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增加隸屬於美國航空公司之民航班機進出成田機場的數量，但以成田機場物理條件上的限制為由拒絕美國的要求，實際上變得極為困難。日本政府內部開始出現為了完成第二期工程，別無選擇只能使用強制性手段的聲音。假使日本政府因為過度重視對美關係，採取了就社會或道德角度來看皆無法接受的強制手段，強制徵收第二期工程用地的話，那麼不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對於日本政府的信任都會大為崩解，日本因此受到的傷害，將遠大於完成第二期工程所能獲得的利益，兩者根本不能比擬。因此，就此面向觀之，理性地解決成田機場問題，是日本社會最要緊的課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已超過將近半個世紀。即使是以日本漫長的歷史來看，日本在這段期間的經濟與社會變化也非常明顯。戰前與戰爭期間，在軍國主義的高壓統治下，日本深受封建制度所束縛，在經濟、文化、學術等所有層面，自由且人性地發展的機會全都遭受阻斷。軍國主義因戰敗而瓦解後，占領日本的盟軍主導倡議除去了封建制度的桎梏，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滲透至日本社會的各個面向。政治制度的改革、經濟與社會各項制度的民主化、學校教育與文化各項制度的近代化等，戰後的復興過程相互響應，同時也促使社會的基本結構產生巨大變化。五○年代中葉，所謂「戰後已經結束」的標語，不單在經濟指標上得到印證，當時的日本已具備面向全新發展的各種經濟與社會條件。從五○年代中葉開始，出現了給日本戰後經濟發展帶來決定性影響的新進展。那就是以池田內閣的所得倍增計畫為契機，所產生的高度經濟成長過程。這段經濟成長過程企圖透過全力推動日本的重化工業，讓日本經濟結構的條件邁向近代化，提升日本的國際競爭力，藉此使日本社會獲得發展的機會。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都超過十％，成就一種異常的經濟成長。

　　如同前述，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其規模之大與時間之長，在歷史上恐怕無出其右，且這段成長過程對日本社會與文化所帶來的影響也極為巨大。在經濟成長最高峰的一九六○年代中葉，日本國民的名目所得到達了前所未有的水準，看似已具備享受經濟成長果實的條件。然而，若是越過國民生產毛額、國民所得、礦工業生產指數、進出口的規模等市場經濟指標，將目光移轉到人們生活的實際樣態之上，以社會、文化、人性的視角來看的話，會發現日本的經濟與社會，依舊被極為貧困的狀況所支配，我認為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市場表現與實質內容之間所存在的斷裂，在經過高度經濟成長時期與後來的調整期後，變得愈發嚴重。我認為此斷裂之巨大，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說是日本經濟的一個特色所在。

　　日本經濟的市場表現，與其實質的、文化的內涵之間的斷裂，之所以正以一種極不安定的型態大幅擴大，最主要的原因，可說是日本的政治決策過程中有著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國家權力依舊是以一種非民主主義、有時甚至是專制主義的形式被使用。此外，政府在管理、經營對全體國民來說都十分「重要的」共有財產，即「社會共同資本」時，未必有遵照憲法上所規定的「應該要得到國民的委任與信託」之原則。這不只明顯展現在土地徵收法的條文上，在實際進行土地徵收的過程中，更是清晰可見。「成田機場事件」，正是以反對同盟成員為主的國民，在面對這樣的國家權力施行明確侵犯了市民基本權利時，展開激烈的批判與反抗運動。

　　關於土地徵收，日本政府之所以無視於憲法規定強行使用國家公權力，起源於俗稱一九五五年體制、對戰後日本的政治結構帶來決定性影響的保守政黨集團。一九五五年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結成堅固的勾結同盟與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特別是國家，作為觸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著強化上述「勾結」關係的角色。此時，大企業們也就不再侷限於基礎的重化工業這種類型，也包含了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等所有產業，它們藉由各種形式，利用行政干預或者政府補助，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企圖有效地追求利潤、實現資本最原初的目的。我們可以說，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是在這個自民黨、行政體系與大企業群的結合之下才得以實現，藉由後來的調整時期，也成功地讓日本的經濟表現放眼國際間也顯得相當卓越。然而，若是從文化與社會的觀點來進行審視的話，這個自民黨、行政體系與大企業群的結合，使得日本經濟的實質內涵變得極為貧乏，就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也讓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內部暗藏著巨大的缺陷。

　　毫無疑問地，是「成田」將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本質如實地呈現出來。為了部分人士的產業利益，無視憲法規定強制行使國家權力，而且是以人性的、整體社會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突顯出這種戰後日本政治之不成熟本質的，正是「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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