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站在器官移植前線：一個肝臟移植醫師挑戰極限、修復生命、見證醫療突破的現場故事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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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移植外科醫師的省思

李伯皇（台灣大學名譽教授、義守大學醫學院特聘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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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木馬文化來電，希望我能為其新書寫序，作者是柏德•蕭（Bud Shaw）教授。他在一九八一年到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部，跟隨史塔哲醫師（Thomas E. Starzl）當肝臟移植研究員，一九八五年回內布拉斯加大學設立肝臟移植中心。我在一九八六年到匹茲堡，因此無緣深入認識，只在國際會議和他有數面之緣，但早知他的瀟灑和手術技術，因此我就爽快答應寫序，目的是想進一步瞭解他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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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教授在這本書中，以一位充滿自信的傑出移植外科醫師自述其生平歷程，相當生活化，也相當平凡，看不出事業成功的豐功偉績。但在生活化的自述中，卻充滿對移植專業判斷與抉擇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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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教授在猶他大學接受外科住院醫師訓練，他的老闆穆迪醫師（Frank Moody）認為要找頂尖人物學習，較有機會成為一位傑出的醫師，所以強力推薦他到匹茲堡跟隨史塔哲醫師學習。書中他花了約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談到在匹茲堡的研修歷程，他也特別感謝岩月舜三郎（Shun Iwatsuki）的協助。所謂嚴師出高徒，他在這一期間的描述相當傳神，也讓我回憶當時在匹茲堡進修時戰戰兢兢的生活，深感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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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塔哲醫師是一位工作狂，在手術台上極其嚴厲，每個步驟皆有固定的操作流程（SOP），手術室彷彿一個工廠。史塔哲後來在描述對蕭教授的評價時，從初見面時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到後來的讚不絕口，非池中之物。蕭教授是一位相當有主見的醫師，也有自己的堅持，因此後來他選擇離開匹茲堡到內布拉斯加大學建立了自己的移植王國。史塔哲是一位極為積極的醫師，他認為當時匹茲堡大學的肝臟移植一片看好，正值開天闢地的偉大時期，正如已升火待發的登月火箭，必須趁此時多開移植手術，蕭教授卻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應持盈保泰，慎選病人，關注病人的預後，這種態度應該與他退休後，轉而專注病人的照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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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教授在書中也敘述從事複雜而危險的醫療工作，幾乎夜以繼日投入工作，充分反應當時手術房的場景，令人會心一笑。但也因此忽略了家庭成員關係的經營，雖然事業有傑出成就，但家庭生活卻出現缺憾。蕭教授在書中敘述了他的感受，也看出一位成功的移植外科醫師心中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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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文筆相當流暢易讀，應該是第四位有關從事器官移植醫師的中譯本，讀者可由一位事業有成的移植醫師身上看到一些啟示，拜讀本書之餘個人亦獲益良多，故樂於為之序，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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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醫學典範

吳佳璇（精神科醫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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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器官移植前線》，是美國肝臟移植外科醫師柏德•蕭（Bud Shaw）六十五歲（二○一五年）時出版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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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封刀的蕭醫師，打開收納在大腦中，一個個包裹著強烈情緒、甚至血淋淋教訓的記憶盒子，逐一轉換文字。行醫三十年，若沒有這種快速收拾、打包情緒衝擊的能力，是無法追隨任職於匹茲堡大學的肝臟移植先驅史塔哲醫師（Thomas E. Starzl），夜以繼日為命在旦夕的病患，殺出一條生路；更不可能在三十五歲盛年毅然另起爐灶，到當時一片荒蕪的內布拉斯加州，打造另一個移植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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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出來混，總是要還」，從本書並未緊貼時間軸的敘事裡，蕭醫師不只一次提及自己罹患淋巴癌，和長期身處高壓工作環境脫不了干係。且抗癌成功不久，恐慌症來襲，讓他開始懷疑，「所謂控制，是否只是一種為了讓自己活下去，而自我創造出來的幻覺」，並領悟到「我總是想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是，自己並不能控制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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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蕭醫師放下手術刀，提筆致力於非虛構創作(creative nonfiction)，讓醫學院學生，以至於千千萬萬讀者，宛若走進通宵達旦生死一瞬間的移植手術室，親歷故事人物的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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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發表於《非虛構創作》雜誌(Creative Nonfiction Magazine)的作品，〈我與艾倫•哈奇森共處那一夜〉(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獎，蕭醫師甦醒的文學魂，在小說家妻子蘿貝卡(Rebecca Robert)砥礪下，佳作迭迭。《站在器官移植前線》面世，又是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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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編年紀事的尋常回憶錄——其恩師史塔哲醫師精彩的回憶錄《拼圖人》(The Puzzle People)正是一例，蕭醫師以類似精神分析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手法編排本書。因此，講完救不回從煉油台上跌落摔破肝臟工人的故事，蕭醫師接著講起十四歲那年夏天，同樣從事外科的父親，幫他搶救遭狗兒偷襲的瀕死鴨群的往事，以突如其來且巨大的無力感，貫穿並連結前後篇章。蕭醫師打開「裝箱」的記憶，經由說故事進行敘事治療的「生命會員重組」(re-membering)，從而疏通生命歷程的種種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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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近年大興其道，力求「客觀」的實證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蕭醫師的故事則是不折不扣的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也就是說，這些建構於蕭醫師與患者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敘事，可以作為我們瞭解上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移植醫學發展，以及醫師與病人處境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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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強調多元、相對和主體性的敘事典範，向來沒有「標準」的閱讀或解析方法。親愛的讀者們，還是請您速速進入正文，親臨蕭醫師的手術室最後一夜吧。

起手無回的一線生機

陳肇隆（亞洲肝臟移植開創者、高雄長庚醫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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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肝臟移植開創者史塔哲（Starzl E. Starzl)教授，一九六三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進行人體首例肝臟移植手術，一九六七年完成存活超過一年的成功首例，一九八一年從丹佛東移到匹茲堡，柏德(Bud)醫師是史塔哲教授在匹茲堡大學早期最賞識、最信任、最倚重的入室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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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三年初，我加入匹茲堡團隊和柏德一起師事史塔哲教授。當時肝臟移植還是一項龐大、複雜的手術，一個較困難手術往往要花費二、三十個小時，因為病人都是傳統內外科方法不能有效治療的嚴重肝病，手術過程必須把整個壞掉的肝臟切除，再植入新肝，因此是一項起手無回、不成功便成仁的手術，是帶領著病人在生死間搏鬥的手術。不像換腎，植入的腎臟沒有發揮功能，還可以讓病人再回去洗腎，因此外科醫師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換肝手術最大的困難是很容易大量出血，因為肝臟是一個充滿血管叢的器官，有綿密的肝動脈、門靜脈、肝靜脈和膽管，是一個非常容易出血的器官；而人體的凝血因子大多在肝臟合成，壞到需要換掉的病肝，通常不能合成足夠的凝血因子；而肝硬化引起門靜脈高壓，造成脾臟腫大，也會破壞血小板，同時在肝臟周圍形成許多側枝循環，這些都是不正常、薄壁的血管，一破裂就造成大量出血。為了避免外科醫師在手術中被噴得滿身是血，當年柏德還設計了特殊的手術穿著，包括從胸腹遮蓋到腳的防水圍兜、高過膝蓋的長筒下水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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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領域在最困難、最艱苦的時候，往往是切入這個領域最好的時機，一九八三年期的研究員。我和卡洛斯•馬格力特（Carlos Margarit）在一九八四年完成亞洲和西班牙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柏德一九八五年在內布拉斯加創立肝臟移植中心，並在一九九五年成為肝臟移植領域當今最好的學術期刊《肝臟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的創刊總編輯。二○○九年，柏德從內布拉斯加大學外科主任退休，目前專事寫作與醫學教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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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德身高一九五公分，多才多藝、文采洋溢，是我見過手術做得最漂亮，文筆最流暢的美國外科醫師。工作之餘，除了寫作與攝影，他也喜歡冒險犯難的休閒活動，如開私人飛機、潛水等。二○○八年暑假，我們的家庭聚會一起在澳洲租了帆船，圍繞漢彌頓島航行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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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台灣開展肝臟移植手術，三十多年來不斷尋求突破與精進，也創立了多項台灣、亞洲、全球的肝臟移植紀錄，並在活體肝臟移植維持全球最高的存活率，目前在高雄長庚醫院已成為例行的常規手術，每周都有三例。我們也秉持醫療不藏私的理念，培訓了三百三十多位外國醫師，也積極協助國內外醫學中心發展肝臟移植高端醫療。在醫援國際，我的理念很單純，醫療是救人的學問，不應該有藏私的觀念。台灣的醫療能有今天，也是因為過去我們有機會到美國、歐洲、日本去學習，今天我們有可以走出去幫助的，或讓別人來學習的，就應該毫無保留地回饋國際社會。我們的經驗也印證了我和柏德的老師史達哲說的：「醫學的歷史通常是昨日認為不可思議的，今日也很難達成的，只要堅持理想不斷努力，明日往往成為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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