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由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所主辦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是解嚴之後第一次那麼大規模探討二二八的學術研討會。其中我發表的論文〈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我第一篇研究二二八的作品,後來還被收錄在《台灣史論文精選》。這篇文章是1991年夏天我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利用該校的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的資料,包括戰後初期的報章雜誌所寫,由於身在異國、萬緣放下、全心投入,所以那幾個月的閱讀和寫作,感覺好像親身經歷了二二八。
賴澤涵、馬若孟(Ramon H. Myers) 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正好在同年出版,我就是在史丹佛大學校園的書店買來讀的,不久就寫了一篇書評,寄回來給《自由時報》發表。在文中我批評該書對二二八的核心觀點是copy國民黨的官方觀點,例如說處委會提出“more and more radical”的要求,所以蔣介石才派兵鎮壓,我認為這是謊言,因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3月7日才提出「32 條處理大綱」,可是我們從檔案可以知道蔣介石最慢在3月5日就下令派兵了。而蔣介石在3 月10 日「總理紀念週」第一次公開談二二八事件就是這麼定位的:「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之範圍』……故中央已派軍隊赴台灣……」,這就是《悲劇性的開端》所指的—把派兵的理由和處委會的「踰越」要求扣連起來,明顯是copy 蔣介石的觀點。可見我們如果平心閱讀原始資料,很容易可以對事件的因果、經過把握梗概,不會被一些政治宣傳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