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出生地的恩典
一個孩子究竟要經歷過什麼，才會畫出這樣的畫？天空是草草塗上的紫色，透露著緊張險惡的氛圍，隱約可以看到一架飛機模糊的輪廓，比較清晰可見的是它投擲下來的炸彈，下方則是被撕裂成塊的黑色人體。最刺眼的是在小孩蠟筆下匯聚成河的紅色，那是流淌在殘碎的肢體和頭顱間，並滿布每具軀體的鮮血。
這幅畫出自年僅八歲、現居黎巴嫩的敘利亞籍難民兒童阿布達拉之手。貝魯特的一所幼稚園把他的畫拿給我看，這裡收留了一些來自鄰國的小孩。許多敘利亞籍的小孩都交出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作品，這種恐懼不是他們的小腦袋瓜可以想像出來的，會在畫紙上如此表現，是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圖畫傳達的訊息遠遠勝過 千百篇幾乎沒人要閱讀的敘利亞戰爭報導，阿布達拉和他家人被逼上逃亡之路的原因已是不言而喻。
逃亡的路上還有敘利亞籍的素雅和她年齡介於三到十一歲間的四個女兒，她們與其他一百六十名敘利亞難民在埃及的地中海邊登上老舊漁船，打算前往義大利。可是離開海岸沒幾公里，船就沉了，把整船的難民送交大海。素雅是全家唯一有穿救生衣的人，她的四個女兒驚惶地抱著母親，沉沒的危險籠罩她們一家人，因為一件救生衣無法負載五個人的重量浮在水面上。全天下沒有任何母親願意想像素雅的處境，如果她不想讓全家人淹死，就必須決定要放棄哪個孩子。
但是素雅不能也不願意做這個決定，她奮力踢著水，試圖讓身體浮在水面上，然後只能等著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第一個鬆開手的是三歲的哈雅，永遠消失在翻滾的波濤裡。接著是薩瑪，然後是優麗雅，她們陸續沉入黑夜籠罩的大海深處。六個小時後，素雅和她的長女莎拉被埃及的海岸巡邏隊救起，所以她才能敘說這個故事。
世上還有很多個素雅，他們的故事我們卻永遠也無法聽到。或許在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人們應該停下來，思考自己出生地所帶來的恩典，意識到自己出生在和平又相當富裕的歐洲，完全是一種偶然；我們同樣也很有可能生在敘利亞的阿勒坡（Aleppo）、大馬士革、霍姆斯（Homs），或伊拉克的摩蘇爾（Mossul）；然後也許就是現在，夜黑風高，在地中海上踢著水掙扎，煎熬地考慮著自己應該放棄哪一個孩子。「我並沒有做出任何貢獻，讓生命的樂透恩賜我出生在一個遠離每天都有戰爭恐懼和迫害的地方。」想清楚這一點，就是對抗現今難民議題中所出現的狂妄和無動於衷的良方。與難民相關的討論中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這些辯論裡應該具備對被迫流亡難民的同理心，這本書寫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二○一五年五月初，一封虛構的敘利亞難民遺書在埃及的社群媒體中流轉，這是封寫於在地中海遇難前的告別信，內容是：「親愛的大海，謝謝 ！你是唯一不需要簽證就接納我的地方??親愛的魚，謝謝 ！你們對我的宗教或政治傾向不加過問就把我給吃了。」署名：「如果你們看到這封信，我已經不幸淹死了。」
同一個月我在地中海上的島國馬爾他做研究調查，當我擺放花束在首都瓦雷塔市（Valletta）一座大墓園裡的無名公墓石碑上時，我不得不想起這封信。這座墳墓裡安息了二十四人，那是兩星期前，在馬爾他近海沉船淹死的七百多名難民中，僅存的遺骸。熾熱的陽光灑在公墓的石碑上，只有另外一束已經枯萎的花朵擺在上頭。不管怎麼看，這座墳墓都是一座貼切、樸素的歐洲難民政策紀念碑。
我的腦中盡是過去幾年裡所遇到的眾多難民，而他們的故事就是這本書的內容。我在庫德區杜胡克市（Dohuk）附近的小村莊裡遇到安姆莎，信仰雅茲迪教的她為了躲避伊斯蘭國的暴徒逃到這裡來。在這之前，暴徒將她像畜牲般地買賣交易。
兩個星期前，十三歲的小伊伯拉辛和媽媽以及其他一百四十名難民在亞歷山大港東邊的海岸登上一艘小船，準備前往義大利，埃及海岸巡邏隊截獲這艘船，伊伯拉辛身旁的媽媽被當場射殺。我在黎巴嫩的黎波里市（Tripoli）遇見艾薩姆．哈姆秀（Essam Hamscho），這年輕人蝸居在房子後面的斗室裡，身上有多處敘利亞戰爭留下的槍傷，體內也還有幾顆子彈尚未取出，他想賣一顆腎臟給我，以換取自己的醫療機會。我也常常憶起同樣是在的黎波里的瑪佳妲，一個只有三個月大，非常甜美的敘利亞小嬰兒。在那親密的時刻裡，她在我的臂彎中無憂無慮地睡著了，因為這個小女孩還不知道，無論是敘利亞還是黎巴嫩的身分文件她都沒有，至少從官僚的角度而言，這個世上還沒有她的存在。
許多走投無路的故事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如此強大的絕望，就算地中海裡無形的高牆再高，也無法阻擋絕望的人們逃離家鄉。
身為阿拉伯地區的特派記者，難民潮在三個層面跟我有密切的關係。一邊是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無以名狀的殘酷爭端造成人民競相逃離；另一邊則是大部分難民湧入的阿拉伯國家，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敘利亞難民目前生活在鄰近的國家如黎巴嫩和約旦境內，難民人數和當地居民的比例是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再來是阿拉伯世界的地中海海岸，成了其他阿拉伯人實現夢想，追求更安全和更好生活的起點。逃亡成了阿拉伯世界裡逃不開，也躲不掉的主題。
許多走投無路的故事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如此強大的絕望，就算地中海裡無形的高牆再高，也無法阻擋絕望的人們逃離家鄉。
身為阿拉伯地區的特派記者，難民潮在三個層面跟我有密切的關係。一邊是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無以名狀的殘酷爭端造成人民競相逃離；另一邊則是大部分難民湧入的阿拉伯國家，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敘利亞難民目前生活在鄰近的國家如黎巴嫩和約旦境內，難民人數和當地居民的比例是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再來是阿拉伯世界的地中海海岸，成了其他阿拉伯人實現夢想，追求更安全和更好生活的起點。逃亡成了阿拉伯世界裡逃不開，也躲不掉的主題。
也許因為一切都太灰暗，也因為目前針對難民的討論中，語氣裡帶著一些譏諷，有時是公開的種族歧視，也常常有來自心裡的恐懼。所以這本我與同事瑪蒂爾德．施瓦本德一起合著的書，必須以希望做為結束，我認為這點很重要，畢竟讀者不應該喪失對這個世界的信心。這個結尾不是粉飾出來的樂觀，而是一個村子的故事。模仿《阿斯泰利克斯歷險記》每一集開頭對高盧人的名言：「我們身處西元二○一五年，全奧地利視難民為威脅。全奧地利？不 ！還有一個位於上奧地利的村子，裡面頑強的居民從不停止他們樂於助人的態度。」對我來說，褪下一貫國外特派記者的角色，接手不尋常的地方記者工作，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歷，更不用說離開我平常工作的區域，完全融入上奧地利大拉明鎮（Grosraming）的生態環境裡好幾天。那裡的高盧人：兩千七百位居民、五十位難民、一位有奉獻精神的牧師、一位有同樣精神的鎮長、和一群有人道精神的頑強志工。他們孤立無援，沒有任何來自政府和政策的協助。而現代的羅馬人並非駐紮在村子柵牆外的營地，他們據守在下一個難民申辦處的辦公室裡，接受像凱薩那種沒有願景的政治家領導。
我脫下帽子向這座小鎮致敬，初開始他們也以一般的嫌怨面對難民，但是最後克服了自己，並把「心中的隔閡」丟在身後。在那裡的幾天給了我勇氣和希望，相信一個漫長、滿是傷痛的逃亡歷程，能在敞開、給予關懷的雙手裡抵達終點。幸好事實並不殘酷，而是令人欣慰的：這段期間在德國和奧地利也出現了許多的大拉明鎮，許多高盧村子，即使媒體對負面的例子比較感興趣，畢竟每天付出熱心協助沒有煽動者的叫囂來得聳動。許多地方已將難民的存在視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包括每天伴隨而來高潮和低潮。
當我在臉書的一則貼文裡再次描述難民在地中海裡讓人心碎的情況時，收到了一則回應，它深深銘刻在我心中：「總有一天我的孫子會問我，在我得知很多人每天橫渡地中海喪命時，我做了什麼？或是我為了減少難民遭受到不平待遇做了什麼？」臉書用戶馬利歐．徐外格（Mario Schwaiger）繼續寫著：「告訴他我有跟那些讓船超載的人進行道德上的辯論嗎？我害怕必須為自己行為辯白的那一天到來。」無須多言，他的回應已經道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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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