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書寫作為一種調整時差的個人行動
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島嶼是個深陷多重「時差」的社會。作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多重時差意味分裂的歷史記憶，彼此不相容的史觀，以及鑲嵌其中的身分認同，也就是分裂的國族認同，加上同時存在懷念威權與擁抱民主的兩種心態，有人曾經歷了價值翻轉，接受了民主，有人則懷念威權時代，至今依舊不肯認同民主，一部分的人樂見我們的法律體制終於接軌國際人權公約，一部分的人卻駁斥所謂的「普世」人權乃「西方」的價值。另一方面，許多人主張妥善處理歷史不義才能穩健地走眼前路，但也有人呼籲唯有立即放下過去才是擁抱未來的唯一捷徑。此外，同樣走在轉型正義路上的人們，亦有走得快的人嫌別人走得慢，而步步為營的人則擔心別人走得過於倉促。
多重政治時差就是臺灣社會之特色。如何調整時差，如何讓彼此價值觀迥異，史觀、時間感、歷史記憶的主體差異以及起點不一的各種族群取得一種「共時性」，是個刻不容緩的政治議題——當然，讀者或許會主張必須暫時擱置，但這麼說將進一步強化了時差作為一種政治維度的事實！
這裡所謂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並非處於同一時間軸上的「同時性」（simultaneity），後者指涉一種物理時間上的狀態，前者則關乎一群人對於特定歷史事件的共享意義。例如，「二二八」之於整個島嶼上的人來說，是個具有同時性的事件，因為沒人懷疑它在時間軸上的定點，日曆上的這一天近年來也是國定假日，但，因其「歷史意義」並非所有族群共享，這事件目前是時差政治的根源之一，而非人們得以重建彼此共時性的歷史資源。是故，調整政治時差所需的，是對於同一事件的共同理解與感受之促成，亦或另一個新的，也就是一個可以讓人們可以和過去劃清界線，重啟開端，所有的人得以藉此（再）確認彼此為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的事件。
三一八事件或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那是一個島嶼上盛況空前的公民運動，絕大部分向來聲稱不涉政治的單一議題團體都在這一場運動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戰鬥位置，並參與其中。然而，三一八那個晚上，也就是二０一四年「太陽花運動」的起點，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是的，沒有人能夠穿越時空回到三一八的現場。作為一個數十萬人曾經參與過的事件，於今人們再次談起的一切，都是追憶，都是人們如幽魂般依循海馬迴刻痕遊走的結果。沒有人可以訴說全貌，但任何實際的參與經驗或感受也不容輕易抹煞。
走回現場的幽靈，正是本文作者自始便揭露的書寫身分。但這也是人類根本生存的處境所致。人，必然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而且永遠夾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過去，永遠回不去，未來，則永遠在來的路上。唯有「現在」才是真實。就此而言，彼此能交會的所有人也都是一個時間社群。時間的巨流之中，交談與爭辯的你我是一群漂流在同一個孤島上的難民，一起走向地獄，也一起走向天堂。
事實上，源自於西方中世紀的「世俗」（saeculum/secular）概念，本身暗示了人作為一種存在的根本時間性，因為它指涉的是一個介於「墮落」（fall）與「末世」（eschaton）之間，或說是「時間終止」以前的一種存在。這無疑是個基督教的想法，據其神學，上帝是超越時間的永恆存在，而人則是必須在時間維度之中才能經驗世界的有限存在。當然，人也可能藉著信仰而進入永恆的向度，但在此之前，仍必須在時間之內去經驗神聖。
結構上，本書將三一八運動轉化成了一齣五幕劇。熟知喬伊斯（James Joyce）的讀者，不意外會注意到本書也有類似《尤里西斯》與荷馬史詩《奧德賽》平行對應的敘事方式，讓三一八與《聖經》之間存在一種對應關係。不過，神的話語《聖經》畢竟不是神話《奧德賽》，作者呈現了經文與事件的關聯性同時意味著，發生於島嶼上的具體事件呼應了上帝承諾的信實。一方面，作者在有限的時間體驗之中經歷了永恆的神聖性；另一方面，三一八運動本身也提昇至具有神聖意義的五幕劇——如此一來，該運動所欲捍衛的人民主權乃至於民主制度本身，也似乎被賦予了某種神聖性。
不否認，民主的神聖性在於「天賦人權」，也就是來自於上帝的背書，還是來自於對人民主權本身乃「不可侵犯」的世俗信念，本文留下了一個開放的解讀可能。前者是基督教的意義。後者則如同中國政府口中不斷重複的「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切割的領土」那般，根本與神無關！
不過，另一個更大的開放性解讀在於本書究竟是政治神學還是小說？誠然，作者採取了紀實文學的語言來寫作，記錄了他在整個太陽花運動之中不斷浮現於腦海的經文與事件發展的對應。上帝的話語於是既「光照」了三一八，也成了作者「所望之事之實底」。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這是見證了上帝話語之確鑿。但，從非宗教的立場來解讀，則至少是經文啟迪了作者身為一個運動參與者對於三一八整體意義的理解。然而，太陽花是否有聖靈參與，大腸花是否為五旬節的再現，乃至於本書究竟屬於哪一種文類，是一個基督徒的見證，還是一個說書人巧妙借用經文來鋪陳事件脈絡的虛構故事，決定權都在讀者本身的視角，不一樣的人肯定會讀出不同的寓意。
關鍵在於，一旦訴諸文字，無論是預言或寓言，都寫以相似的語言。不僅本書是如此，聖經也是如此。聖經是初代使徒冒著生命危險寫下的見證，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親身經歷成了另一代人的傳說故事，神的話語也最後淪為不信者口中的神話。
細讀本書的讀者也將發現，作者對於上述這一種時差的敏感度。書寫本身就是一種調整時間軸上事件與回憶的落差之個人行動。人是一種屬於時間的存在，即使上帝道成肉身，以永恆真理介入屬世的歷史，一個事件的意義終究仰賴書寫以及歷史記憶才得以延續，而且在不同世代人之間也必然取得不同的意義。經歷會成為回憶。回憶會成為先人的教訓。集體記憶的保存是抵抗時差的集體行動。一個國家的建立之初或許驚天動地，進入承平時期之後的追憶也必然相對黯然。
然而，除了書寫，我們別無其他方式。三一八事件是近年來島嶼上最大的公民運動，也是參與團體最多的一次。期間，來自不同史觀、歷史記憶乃至針對改革速度的快慢所引起的政治時差，一度消失，讓共時感所取代，而一度淪喪的人民主權也得到恢復。雖然這樣的共時感並不持久，正如人們在朝聖過程之中得以短暫放下彼此差異與成見，邁向同一目標，終將在回歸日常後故態復萌，但回憶也足以撐起一個盼望。理解至此，本書可類比的對象也就從《尤里西斯》轉為喬伊斯的另一本著作《芬尼根的守靈人》。何以如此？跟三一八的幽靈走回現場一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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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