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明清時代由於朝廷旌表孝行、推行孝道教化的努力、儒家家禮改革與實踐，及宗族建設與文化的向下滲透，是中國孝文化深入社會各階層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形塑許多我們今日所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階段。是故，在此時期中，統治者所倡導的孝道內涵之變化，及其所造成的影響，實為了解中國傳統孝道思想的重要關鍵之一。
本書在研究取徑上擬從性別史的角度切入，以和明太祖孝道觀念密切相關的《孝慈錄》為討論核心，探討「母親」在喪服禮制中的地位與明代統治者、士人所理解的孝道觀念之間的關係。在時間斷限上，以明代為主，著重明太祖在位期間對其孝道理念的闡發，以及此後嗣君與士人討論及實踐《孝慈錄》的情況，並將分析範圍跨至清初士人對於《孝慈錄》的看法，以期看出明清禮學的轉向在母服制度討論中所留下的痕跡。
本書所指稱的明清士人，採取較為寬鬆的解釋，包括現任及致仕的官員、進士、舉人、生員等等，他們共同的特色在於都受過儒家教育的薰陶，並且知悉當時科舉考試的內容，他們雖然不一定有極高的政治地位與學術涵養，但皆熟習傳統儒家精神，與一般百姓相較，是更易接觸、明瞭國家政令的知識階層。《孝慈錄》由禮入律，隨著《大明律》頒行天下，這些士人是否能明確掌握《孝慈錄》的母服規定？是否能接受《孝慈錄》「父母等恩」的孝道內涵？在他們的知識體系之中，除了《儀禮•喪服》等古典禮經的規定外，是否還有其他喪服禮制體系足以與《孝慈錄》抗衡？這些士人的知識背景皆可能左右他們落實或違背《孝慈錄》的選擇，也影響了他們透過服喪為母親盡孝的態度與看法，為本書研究的重要核心之一。
本書所運用的史料，包括詳載先秦喪服制度的《儀禮•喪服》、《禮記》，以及《大唐開元禮》、《新唐書》、《舊唐書》、《文公家禮》、《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大明令》、《通典》等有助於說明《孝慈錄》頒布以前，歷代母服制度變遷之資料。而欲探討《孝慈錄》所蘊含的孝道觀念，《皇明祖訓》、《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明集禮》、《孝慈錄》、《教民榜文》、《大明律》等明太祖御纂或敕纂之書籍，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明實錄》、明人文集、清人文集、地方志、日用類書與明至清初士人私修的禮書，則是本書觀察明代嗣君與明清士人是否接納《孝慈錄》，以及《孝慈錄》的母服改革是否得到落實的重要憑藉。
基於以上研究方向，本書除緒論與結論以外，共分為四章：
第一章將概述《儀禮•喪服》中所勾勒的人倫譜系與宗法原則，分析其中母服規範之禮意，並論及唐代母服制度的變化及其意義。
第二章擬探討明太祖所提倡的孝道內涵與《孝慈錄》的關係，並說明《孝慈錄》制訂的原因與經過，以及其在歷代母服制度變遷中的重要意義，希望藉此彰顯《孝慈錄》所蘊含的性別意涵。
第三章將聚焦於明至清初士人對「子為母服斬衰三年」一制的看法與實踐情況。士人們是否支持《孝慈錄》突破「父系至尊」的改革，他們贊同與反對的理由分別為何，是否將《孝慈錄》條文納入他們私修的禮書當中並實踐之，皆是本章分析的重點。
第四章將以嘉靖康妃喪服禮與明末士人周之夔（1586－？）生母喪服禮的實踐過程為出發點，探析「庶子為生母服斬衰三年」一制施行於皇室與士人群體的情況，希望藉此更加深入的了解處於不同禮法身分的母子，在遵守《孝慈錄》規定是否遇到困難，並藉此考察嫡庶禮法對孝道實踐可能產生的影響。
本書將從呈現中國喪服制度制訂原則以及前代母服制度開展，比較其與《孝慈錄》所蘊含的理念，探討《孝慈錄》中母服規定所造成的迴響。希望透過本書的研究，探尋明清時期孝道文化中母親的角色與地位，並在呈現明清時期禮制與情感之間不曾中斷的互動過程之中，更深入了解傳統中國母子鏈結與孝道倫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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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節錄自本書〈緒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