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

中文版序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變化之快，使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出爐不久，便被證明過時了。當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中國即將崩潰論甚囂塵上，但只維持了幾年的光景，而取代它的，竟然是中國崛起的論述。最近，這套論述轉變為「中國將統治世界」論，認為中國不只崛起，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現代性」。無怪乎有左翼學者嘲笑這是「中國躁狂症」的表現。在中國大陸，親政府支持者甚至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闢了漢唐盛世，或者開發出所謂中國模式，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繁榮。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財富高度集中，而這往往犧牲了勞工和環境。一次又一次，不同作家預測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反抗高潮，甚至革命。二?一一年初，當阿拉伯之春橫掃中東，小規模示威也出現在北京和上海街頭了，這時很多人預期中國也會出現大變。這沒有發生。

　　中國的發展撲朔迷離，也反映在一次國際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二?一?年，中東革命前六個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Gallop Market Research Corp），同時在中東進行民調，而結果相同──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處境很吃力，而不是寬裕。這兩個調查，也與後來的阿拉伯之春，相當吻合。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民調結果卻相左。皮尤的調查發現，「中國顯然是最自我滿足的國家。近九成（87％）的中國人滿意國家的方向，91％對當前經濟感覺良好，87％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與此相反，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12％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寬裕，多達71％的人認為處境吃力。二?一一年3月，皮尤研究發表文章，題目是〈樂觀的中國人不準備發動茉莉花革命〉。此文似乎顯示該機構頗以其調查結果更準確為榮。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兩種矛盾的調查結果，反映研究中國之難。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可預測性？經濟成長會持續下去嗎？崛起的中國向何處去？它真的代表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它是否會認真挑戰美國霸權？抑或中國面臨內爆的危險？

　　談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國家性質，概念名稱可說是琳瑯滿目。一位任教於香港的學者丁學良，說用來命名中國的體系之名稱高達十八個，從威權資本主義、商業列寧主義到儒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這個有趣現象，再次反映，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大謎團之一。這份名單肯定不完整。他沒有提及官方的命名，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內外，都有人同意這個命名。

　　《經濟學人》在其二?一二年1月的特別報告中，則把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考慮到中國的驚人成長，相當程度是國家主導，這個說法自有一定道理。最近，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再次建議，中國政府應促進更多私有化和放寬管制，理由是只有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能帶來效率和成長。然而，此論無視中國的高速成長，已長達三十年，卻相當依靠國家之積極干預，以及國家控制經濟命脈，而非只依賴所謂自由市場。

　　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它也很特別，所以擁有自己的名字可說當之無愧。這個名字便是「官僚資本主義」，因為此名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即官僚（bureaucracy）的核心作用。是這個階層，把中國從非常敵視資本主義，轉變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它還透過壟斷國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使自己致富。以此為切入點去分析，較能撥開迷霧。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無法解釋它迅速崛起。關鍵是官僚代替了資產階級進行現代化。早在一九七七年，後來移居西德的原東德哲學家和政治家巴洛（Rudolph Bahro），在其《東歐的前途》一書，針對蘇聯東歐經驗，就指出「官僚制在保證工業騰飛所必須的強制性積累中發揮重要歷史作用……它是那些資本主義無力完成工業化使命的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替代階級。」這種體制，也給了統治集團新的動力，促進更高速的工業化和國家投資，以及藉由壓制勞工，為中外資本打造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牢牢把握權力，一旦進入經濟衰退週期，它也可以迅速救市，所以當二??八年各國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市場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救市最為迅速有效。

　　更為驚人的是，這個官吏集團，高踞所有階級之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通過高速工業化，締造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但又不容他們過問「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然後，在資本主義時期，它又召喚私人資本還魂復活，不過只能叨陪末座。同時，官吏集團一方面把「國家主人翁」（國企工人）貶逐到失業行列，另一方面，則從農村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農民工。六十多年來，它把這個階級貶逐�消滅，把那個階級提拔，然後又貶逐，好像各個階級都只是可憐的臣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全憑黨的憐憫。而在這個過程，中共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了中國崛起。難怪有人開始把中共統治與漢唐盛世做比較了。

　　為什麼中國官僚能獲得這樣的權力？為什麼號稱要建設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陣營和中國，都先後變成官僚國家？它的權力基礎是什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charisma（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及其官僚與理性化的理論，均可揭示一些秘密。然而，韋伯雖然料到，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需要，令本是統治精英的「辦事員」，即官吏，可能有一天掌握最高權力，把社會變成「硬殼」（即舊譯之「鐵籠」）；但是，只要統治精英，通過議會選舉鍛煉出超凡領袖，就能始終反制官吏之奪權傾向。

　　可是，韋伯沒有料到，超凡領袖可以和官吏階層（還有街頭惡棍）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聯合國家官僚及軍官警察（還有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衝鋒隊），共同毀滅議會民主，從而毀滅反制官吏的力量。總之，對於整個官僚問題，韋伯未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分析工具。而這個不足的思想根源，部分由於他過分以統治精英為中心，又過分看輕人民群眾在型塑歷史事件上的作用。

　　與此對比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官吏的研究，他們指出，官吏在特定條件下如何變成至高無上的仲裁人；他們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幕幕人民群眾介入歷史的場面，看到社會各集團的互動關係的全景圖，這樣才能比較了解官僚權力的來源。這些早期理論，對於了解十九世紀拿破崙主義，以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托洛斯基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再參照俄國革命的墮落，分析蘇聯的內外矛盾，並準確預測，蘇聯官僚，在一個集體化財產的社會，其能高踞一切階級之上，只能是暫時現象。它要麼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新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要?被工人革命掃除。無論哪種方式，官僚的權力，最終都會面對重大挑戰。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崩潰，證實了他的理論。相比之下，即使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政府高層情報官，仍然相信冷戰會繼續下去，因為蘇聯發展得不錯。難怪他們對於蘇聯不到十年就崩潰無比震驚。

　　然而，中國與蘇聯相比，雖有相同一面，更有相異一面，需要我們對中國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官僚從反資本主義變為恢復資本主義，在這個歷史軌跡上，中蘇兩國是相同的。但其具體結果，卻大不相同，所以一個因走資而經濟蕭條，一個卻因此繁榮了近乎三十年，並因此變成工業化國家。

　　何以如此，直接而言，當然與蘇共分裂，而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沒有分裂，很有關係。蘇共裡面的史達林派與走資派，互相鬥爭，最終後者勝出，並復辟資本主義，更帶來嚴重經濟倒退和非工業化。中共沒有分裂，且由鄧小平統一全黨，鎮壓民運，才有後來的成功走資。中共成功，表面上因為有鄧小平這位「超凡領袖」。但超凡領袖本身，往往也是社會在特定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水平下，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產物。簡言之，鄧小平之「超凡」，以至中共官僚制度之特強，可以從中國經濟與文化水平，比諸當年俄國更落後，找到關鍵解釋。這便是「落後的優勢」的理論。此所以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也殊異於當年俄國，亦從此塑造了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殊性。這個特性既讓鄧小平當年得以統一全黨，又讓他在最有利於中共的條件下，一箭雙雕，既復辟資本主義，又推動更高速的工業化。

　　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中共一箭雙雕，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就是大大改變了中國原有的經濟水平和階級關係。一九八?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農佔八成人口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越農村，成為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國。俄國中間階級發展遲緩，但中國的中間階級卻發展得很快。至於勞動人口，城鎮勞動者現在佔勞動人口超過五分之二，而產業工人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服務業從業員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這一切，反過來必將改變中共的權力基礎。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雖非直接帶來民主，無疑也為民主化提供了雖非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有人斷言，中國人天然不支持民主。此話昧於幾百年民主革命史及民主理論。近代世界民主運動，之所以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實得益於現代化，它締造了民主的必要物質條件，包括都市化、工業化，而這又催生了傾向民主的新階級；再加上通訊技術、普及教育等等，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個體性覺醒等等。而這是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提供的。所以，中共非常成功的工業化，其實最終孕育了自己的潛在反對者。

　　事實上，中國中下階層日漸不滿。工人日益難以忍受軍營式資本主義。即使是中間階級，也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官吏集團，越來越難向上流動。由於官吏集團同時壟斷了國家強制力量和經濟命脈，從中又化公為私，同樣令到中小資本充滿怨憤。官吏日益成為所有階層的箭靶。官民之間的較量，只是剛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開始走下坡，社會矛盾難免偏向增強而非減弱。中國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已經進入瓶頸。

　　但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民主覺醒或階級意識。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自發罷工，以及普通公民反污染的運動，但是它們局限於單一工廠�議題，也沒有超越眼前的需求。究竟什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力量，在抑制他們朝更進階的社會運動發展呢？

　　那個死而復生的私人資產階級，既然在數量和經濟實力上也大有增長，那麼，他們能否有一天，挺身而出向中共要求民主呢？中共自己，在一個已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面對著日益提高了社會期望的各個階級，又會如何回應呢？它的前現代的官僚政治文化，能解決現代化的任務和矛盾嗎？還是兩者日益衝突？

　　這本書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答案。但中國有太多謎團，觀察家必須準備好，來年將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意料之外的事。這本書希望做到的，是以中國革命歷史為經，以社會各集團的相互關係、及其如何隨經濟�文化發展而改變為緯，來探討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民主前途。

　　這本中文版，由於現實狀況的考量，割捨了英文原版兩章，同時增加了雨傘運動三章。幾年前準備英文版的時候，為了豐富討論內容，邀請了我兩位朋友，Bruno Jetin和白瑞雪，分別就其專業，撰寫了一些章節。這些章節都按原文翻譯。但是我自己的文章，凡先有英文版者，都由我編譯。說是編譯，因為當初是為英語讀者所寫，現在既是為中文讀者翻譯，兩種讀者群又大不相同，那麼，作為華人，同時又是原作者，較理想的方法，是意譯之餘，再略作補充。所有補充，都是對原文論點及論據的技術性補充，而非修改論點或論據。

　　一九九九年，我和一群社運朋友創辦了《全球化監察》雜誌，二??四─二??六年間，擔任其研究員，讓我有機會直接了解大陸底層人民的生活及其反抗，以及大陸官員在壓力下的回應方式。我雖然早已離開《全球化監察》，但這個經歷，對我之後繼續研究中國得益良多，特此向《全球化監察》所有同事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