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

推薦序

尋找家的意義

李有成（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幾年前，我曾經半開玩笑地問一位加拿大朋友：「你會如何描述或界定加拿大？」這位朋友研究美加的亞裔文學且在同行中很受敬重；他想了想，也半帶玩笑地回答：「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語雖戲謔，卻也暗示加拿大與超級強權為鄰的尷尬：加拿大很像美國，但絕不是美國，只不過它又必須藉由這個強鄰來界定自己。這一點容或就是加拿大的焦慮。讀劉紀雯的新著《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我不時想起幾年前與朋友的這段對話。我隱約覺得，劉紀雯這本新書彷彿是對這段對話的闡釋。

　　在台灣的外國文學研究中，加拿大文學研究是新開拓的領域，談不上有什麼傳統。二、三十年前，台灣並沒有加拿大文學研究，學院裡也缺少這樣的課程，甚至遠赴加拿大唸文學的學生也絕無僅有。記得1970年代我在唸書的時候，讀過的加拿大作者大概就是傅萊（Northrop Frye）與泰勒（Charles Taylor）——前者是文學理論家，後者則是哲學家。大約二十年前，周英雄老師在當時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下，規劃了一個以「新興英文文學研究」為名的大型研究計畫，希望在英、美主流文學之外，也關注若干以英文作為創作媒介的國家、族裔或區域文學。我們經過多次討論，衡量當時的人力與研究資源，最後選定將愛爾蘭文學、亞裔美國文學、加拿大文學、南亞與東南亞英文文學等含納在這個計畫下。經過了二十年，這些學術領域不僅各自建立起小型的研究團隊，研究成果也日漸受到重視。劉紀雯很早就參與加拿大文學的研究團隊，這些年來，她在教學與行政工作之餘，始終勤於研究，其論文的質和量均很可觀。《離散為家》只是她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之一，另一本以都會電影為研究對象的新書《都市流動——蒙特婁、多倫多、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也將在最近出版。

　　加拿大位在北疆，國土遼闊，氣候與地理環境不甚友善；其文化多元，人種複雜，?有原住民，更有先來後到的白人與有色人種。同樣是加拿大住民，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非但不同，還很可能天差地別。我的朋友說，「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答案看似簡單，其實充滿弔詭，這樣的答案游移而難有定論。反映在文學方面，情形更是如此。在《離散為家》中，劉紀雯特別引證加拿大學者或作家如傅萊、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丹尼斯李（Dennis Lee）、克羅埃其（Robert Kroetsch）、赫哲仁（Linda Hutcheon）等企圖為加拿大建構國家文學主體所做的努力，結果一如所料，用她的話說，答案不免仍是「一個不斷修正的論述場域」。此外，還有來自區域文學或弱勢族裔文學的挑戰，尋找國家文學主體的計畫自然變得治絲益棼，難上加難。劉紀雯在《離散為家》的導論中舉倪友（W. H. New）所撰與所編的文學史為例，說明加拿大文學史的建構如何逐步走向多元、包容與開放，譬如將原住民文學與其他弱勢族裔文學納入典律當中，這或許是建立加拿大文學的多元主體的一個可能性。

　　當然，文學史不是《離散為家》的主要關懷，我認為劉紀雯在整個論證過程中，不時透露的是她的文學史意識——甚至是歷史意識。她把書中析論的眾多作品歸類為後殖民小說，在〈自序〉開章明義指出，《離散為家》的目的在探討自1970 年代到本世紀初所出版的「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加拿大英語後殖民小說，檢視這些作品如何透過回顧歷史和建構都市來建立後殖民主體、家或離散社群」。她進一步表示：「在這些作品中，離散不只是角色的歷史經歷，也是足資參考借鏡的行動與文本策略。這些角色遭受創傷、面對隱私、流離四處或寄居都市，但作品所關注的並非是故鄉，而是在行動與對話中重新定義身分認同和重新定義介於此地與彼方的家。」

　　在這樣的規劃下，劉紀雯在書中分別討論了小川樂（Joy Kogawa）的《阿巴桑》（Obasan）和《終有一日》（Itsuka）、?本凱莉（Kerri Sakamoto）的《電場》（The Electrical Field）、李群英（SKY Lee）的《殘月樓》（Disappearing Moon Cafe）、鄭靄齡（Denise Chong）的《妾的兒女》（Concubine’s Children）、黎熹年（Larissa Lai）的《鹹魚女》（Salt Fish Girl）、翁達吉（Michael Ondaatje）的《以獅為皮》（In the Skin of a Lion）和《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克拉克（Austin Clarke）的《較大的光明》（The Bigger Light）、《身處都市》（In This City）和《首相》（The Prime Minister）、布松達（Neil Bissoondath）的〈掘山〉（“Digging Up the Mountains”）和《不確定明天的前夕》（On the Eve of Uncertain Tomorrows）、布蘭德（Dionne Brand）的《我們之所渴望》（What We All Long For）等長篇或短篇小說，以及沈小艾（Mina Shum）的電影《雙喜》（Double Happiness）等。

　　《離散為家》除了展現劉紀雯廣泛的閱讀興趣外，全書很重要的長處是她的文本分析。讀者未必全都熟悉她所討論的作品，但透過她的文本分析，我們並不難進入這些作品的世界。這幾年我常聽學界的朋友說，學生普遍對文學失去興趣。我猜想原因一定很多，不過回想自己讀書的年代，我仍然相信，引人入勝、有可信度的文本分析應該是有助於激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與想像的。劉紀雯的文本分析具有這樣的特色。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理論與批評實踐之間的平衡。理論與文本的關係其實也並非那麼神祕與複雜。簡單言之，這個關係可以是雙向的，理論是了解文本的基礎，什麼樣的理論就會產生什麼樣的了解；反之，文本的詮釋也可能豐富理論或充實理論之不足。兩者可以相因相成，互為表裡，沒有孰重孰輕的問題。劉紀雯善用她對「後」學——特別是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理解，為析論的作品增添多層繁複的意義。

　　此外，她的文本分析還注意到脈絡化或歷史化的問題，處處扣緊文學與歷史現實或社會生產的關係，使文學研究不致於淪為不著邊際或自言自語的活動，文學文本也免於掉入社會或政治的真空中，表面上看似自身俱足，其實是被抽離了歷史或現實指涉。舉例言之，在本書第一和第二章討論小川樂與?本凱莉的小說時，劉紀雯不時提到二戰期間日本移民被留置拘留營的歷史創傷；在第三和第四章檢視李群英、鄭靄齡及黎熹年等華裔作家的作品時，她注意到後排華法案時代加拿大社會所面臨的新情勢；在第五章析論翁達吉的小說時，她嘗試勾勒加拿大都市建構的戰時背景；甚至在第六與第七章論及克拉克、布松達及布蘭德等加勒比海裔作家時，她不忘提醒加拿大都會空間如多倫多的後殖民與離散變易。也許這只是劉紀雯的詮釋策略，並非她的本意，不過脈絡化或歷史化卻讓《離散為家》在文本細讀之外增添了不少歷史的縱深。這正是我之所以在前面要強調歷史意識的重要原因。脈絡化或歷史化可能不是劉紀雯的論述重心，只是我隱然覺得，她在選擇與解讀這些文本時意外地清理了部分與移民有關的加拿大歷史。

　　顧名思義，《離散為家》處理的主要是離散的議題。本書於結尾處，引述迦納小說家賽拉席（Taiye Selasi）的話：「我母親在阿克拉（Accra，迦納首都），我孿生姊妹在波士頓，我最好的朋友在紐約。這些關係〔和頻繁溝通〕是我的家。」賽拉席的話很精確地傳達了《離散為家》的主題。尤其在跨國流動頻繁的時代，離散成為常態，是許多人的生存現狀，「家」的意義終究開始產生新的面向。劉紀雯自認為她的方法學屬於離散研究，刻意透過各個章節所考察的作品論證離散與家之間的「張力與交匯」。在她所參酌的幾本有關離散的著作中，還包括我的《離散》一書。我很高興她注意到我在書中如何調整離散的傳統意義，將離散翻轉為具有批判性的公共領域，我的目的其實是有意調動離散的創造性與生產性。劉紀雯在〈自序〉中說得好：「離散未必失所，混雜也非不能安身。了解離散的現實面，可促使我們正視不平等的流動、審慎處理不穩定的溝通與接受不可知的他者。」這也正是我的根本關懷。

　　劉紀雯絕對有能力以英文撰寫這樣的一本書，在英語世界出版，她很可能因此獲得更多的迴響。不過我認為台灣乃至於更大的華文世界也很需要這樣的書。劉紀雯在〈導論〉中分析加拿大後殖民論述的轉折時，特別關心跨學科與全球想像的計畫要如何開展「跨國對談與接連台灣的可能性」。這是個大題目，不過也可以有簡單的答案。每一個國家或社會都會有自己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除開氣候與土地不說，台灣與加拿大的人口與社會情境當然有同有異，反映在文學生產上也就難免各有千秋。這並不妨礙《離散為家》對台灣文學或其他語種文學研究可能提供的啟發意義。不僅劉紀雯所關懷的議題具有跨國與跨文化的面向，她所徵引的理論與介入討論的策略和路徑同樣值得參考。這些年來我念茲在茲的是優秀學術的淑世意義，我非常高興《離散為家》正是具有淑世意義的一本著作。回到本文開頭時我朋友說的那句話：「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當美國白宮右翼政權日趨排外、反動與法西斯時，加拿大政府與人民卻反其道而行，張開雙臂歡迎饑寒困頓的難民與移民，兩相對比，高下立判。此時出版劉紀雯這本以加拿大離散文學為研究主體的學術著作，可以說正是時候。

自序

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摘錄）

　　浮雲一樣的遊子，行囊裝滿了鄉愁；

　　雖然努力往前走，鄉愁一樣入夢中。──蘇來〈浮雲游子〉

　　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

　　「鄉愁」和「家」這兩個主題扣人心弦，但其定義卻是模糊分歧，難以完全掌握。1970年代校園民歌流行時，我雖也常唱著以流浪為主題的歌，但卻從未到過自己身分證上記載的祖籍地，從未離過「家」，也從來不知道歌曲與課本所傳頌的鄉愁究竟是何物。我在美國攻讀博士時，第一次讀到文化研究學者史都華．霍爾的話：「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那時深有同感，覺得自己雖然學成後終歸要返「鄉」，但遠在彼岸的「家」和「鄉」的涵義卻是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建構。

　　不久後，後殖民與後現代文學中所處理的「家」「國」衝突、主體建構與「離散」敘述，成為我的研究主題。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四本美國後現代與後殖民小說，檢視它們如何建構與解構國家。1993年我回台灣任教，1995年加入台灣第一個新興英文文學研究團隊，選擇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作為研究主題。我原本以為這只是暫時造訪美國的「鄰居」，沒想到我這一腳就跨進了加拿大後殖民與後現代文化的論述領域，自此在其主流文學邊緣遊走。這些年來，我依序選取加拿大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作家的小說，研究它們如何面對主體聚合離散過程中產生的家、國、都市與全球化議題。為了舖設加拿大後殖民文學研究之文化與社會脈絡，我同時關注加拿大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觀察它們如何處理相關主題。透過比較分析多倫多、蒙特婁與台北三地電影作品的後現代都市議題，我同時也回顧自己所安身立命的「家」（台北）。

　　因此，透過與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後現代電影、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以及相關論述對話，我將自己年輕時對「鄉愁」和「家」的探問，「翻譯」為離散與都市主題的研究。《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探究1970年至2005年出版的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加拿大英語後殖民小說，檢視這些作品如何透過回顧歷史和建構都市來建立後殖民主體、家或離散社群。在這些作品中，離散不只是角色的歷史經歷，也是足資參考借鏡的行動與文本策略。這些角色遭受創傷、面對隱私、流離四處或寄居都市，但作品所關注的並非是故鄉，而是在行動與對話中重新定義身分認同和重新定義介於此地與彼方的家。

　　都市是多數移民集聚之地。《離散為家》分析的文學作品中，都市多半是一個疏離空間，或是「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不同世代的離散角色，或被驅離而邊緣化，或自我放逐，因此他們離「家」出走，獨居於都市邊緣、加入個人的社群或作品所刻劃的後國家空間。另一方面，布蘭德（Dionne Brand）的《我們之所渴望》（What We All Long For 2005）所呈現的多倫多，則有活潑熱鬧的都市景觀，以及多元族裔角色彼此對話和渴望所交織的都市空間。

　　在我今年將出版的另一本論文集《都市流動──蒙特婁、多倫多、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中，都市在我所處理的電影作品中，是個多元又流動的視覺存在。都市像是有個性的主體，與不同族裔、階級的角色產生互動；或像是個承載著不同的流動、溝通與衝撞的空間。本書所處理的華裔、加勒比海裔和南亞裔的議題，也延伸到《都市流動》這本電影研究著述中，並拓展至都市中的其他弱勢族群，如漫遊者（flaneur）、遊民和移工，以及他�她們的流動空間（如「非地方」和「第三空間」）、流動符號和訊息，探討不同類型流動對國家符號和人際關係的影響。讀者若感興趣，可以參考閱讀。

　　在全球化的趨勢中，離散和流動是必然產生的一體兩面現象。由都市流動的角度觀之，離散未必失所，混雜也非不能安身。了解離散的現實面，可促使我們正視不平等的流動、審慎處理不穩定的溝通與接受不可知的他者。總而言之，離散和都市流動的現象在在提醒我們：家是不斷改變、建構與解構的溝通過程，既沒有固定的定義，也不可能產生一成不變的結果。鄉愁呢？在眾聲諠譁、多方流動的環境中，鄉愁只能是缺無（lack）的想像，但只要溝通存在，「家」就會持續地被建立與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