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盈科研究》序言
應該承認，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公安派研究始終是晚明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人們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切入，仔細觀察、分析公安派的種種特點，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毋庸諱言，幾十年來的公安派研究，無論是理論思維路線，還是具體操作方式，都還存在明顯的缺陷或不足。如對公安派「成員」的研究，就多半囿於「公安三袁」的圈子打轉轉。研究公安派，當然離不開研究「三袁」，但若僅限於此，絕對不可能真實、全面、深入揭示公安派的本質特徵。
公安派究竟有哪些「成員」？這是一個很難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公安派本是後人根據晚明若干作家具有大體相近的思想基礎、文化精神和文學主張、創作風格而為其命名的一個文學流派，當初他們並無明確的思想綱領、嚴密的組織機構和加入、退出的完備手續。「成員」云云，不過是取其大意而言。一般說來，「三袁」、江盈科、黃輝、陶望齡當為其核心「成員」。此外，可列入公安派陣營的文士，尚有雷思霈、曾可前、梅蕃祚、王輅、潘士藻、丘坦、蘇惟霖、蕭雲舉、方文僎、陶奭齡、潘之恒、龍膺、龍襄、陶若曾等人。基本「成員」約在三十人上下。而近年來的公安派研究，涉及的公安派「成員」還不到此數的三分之一。不少人連文集都未來得及整理出版，更不要說對其作深入研究。其中，江盈科算是比較幸運的，不但文集先後有輯校本、增訂本問世，而且海峽兩岸學者除將江盈科研究作為公安派研究的必備內容外，還撰寫了數量可觀的專著和專論。讀這些專著、專論，深感對公安派其他「成員」的研究，不單能給公安派研究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而且確實能促進公安派研究的深入發展。
在諸多研究江盈科的專著中，臺灣學者張覺明先生編著的《江盈科研究》，從課題設計到論述方式、到編寫體例、到功用績效都顯得很不一般。
《江盈科研究》的課題內容十分豐富，所選課題幾乎囊括所有江盈科研究的重要問題，諸如時代背景、生平事蹟、交遊往來、詩文理論、文藝創作、傳世著作、文學貢獻以及傳紀、年譜等等，無不列入。其中，全書大半文字用來敘說江氏生平事蹟、交遊往來。說生平，分為二十四個專題細道經歷；紀交遊，挑出十五位名士詳言故事。將江盈科生平、交往說得如此系統、完備，這是其他專著、專論所沒有的。而敘說中，遍引文獻（如歷史、地理、民俗文獻和江盈科等人的詩文）以介紹人物活動背景和充實交往內容，因而讀者對江盈科生平、交往可能會有的疑惑，多數都能讀其書而自得其解。這一點，也是一般研究江盈科的專題論文難以做到的。
《江盈科研究》的論述方式和一般論著不同。一般論著大多是論自己出，識見高明固然十分重要，但學者在論證其說、明辨其理上下的功夫並不比在提煉觀點、力求創新上下的功夫少。學者在論證其說、明辨其理時，也會引用大量的文獻，但都是用來佐證自己的見解或助說其理。《江盈科研究》立論有三種方式，一是於各章節入篇引出文獻前提出觀點，二是於所引一則文獻後用類似「按語」的話表明作者觀點，三是於數引文獻後（或在篇末作結時）說出作者觀點。總之，其立論離不開文獻的引用。事實上，通過大量引用文獻來展現自家的學術觀點，是《江盈科研究》主要的論述方式，特別是論述江氏詩文理論、文藝創作、文學貢獻幾章，尤為顯著。由於所引文獻數量巨大、篇幅很長，而本書作者辨析、評論的話很少，以至他人的觀點說得清清楚楚，而本書作者的觀點卻淹沒其中，少見甚至難以見到。這是本書論述方式的短處。長處是所引文獻眾多，不但古今皆有，而且各種說法兼取兼呈；又引用決不限於片言隻語或摘要式地引述，而是成節成段甚至成篇地過錄原文。這樣便帶來本書一大特點，即論述每一個問題，學者們的看法基本上都原模原樣彙聚到了一處。這種一網打盡式的引用方式，使得全書具有很強的學術「全息」性。加上書中所列專題明細而又系統化，《江盈科研究》直可視為江盈科研究的學術檔案。受論述方式的影響，本書的編寫體例，自然不同於一般論著論自己出、自為其說，而是分門別類地大量援引文獻，借文獻以達其意。其功用績效，除能表達作者研究江盈科的諸多心得和學術見解外，還給有心
研究江盈科的讀者提供了大量難得的研究資料，為他們省去了尋覓之苦、翻檢之勞。這種功用和隨之而來的績效，可能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如此嘉惠學林，亦為本書價值之一端。
在本書《結論》部分，作者一方面肯定近年來江盈科研究的成就，同時也指出「存在三點不足」。一是「研究者陣容太小」，問世的論文、專著太少。二是「研究面相當狹窄，學術界針對江盈科其人及其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氏的詩作及小品文上。橫向方面，沒有與其他人物（包括公安派人物）比較；縱向方面，沒有拿整個中國文學史來作比較」。三是「研究方法有待更新」。並且建議「結合政治、法律、宗教、哲學、書畫、音樂、歌舞、園林、商業、醫藥、民俗等學科，作跨學科的交叉研究。或從地域、性別、家族、文體、敘事學、文學生產、文學接受與傳播的角度，對有關文學現象作新的觀照與闡釋」。這是作者研究江盈科研究狀況後的心得，也可以說是他系統梳理江盈科研究文獻後的感想，所提建議是可取的，所說「不足」則還有不足之處。我以為已有的江盈科研究，該涉及的課題基本上都涉及到了。研究中最大的不足，是沒有在對問題的分析、評判力求深細精準方面用足功夫，多半停留在概敘其事、泛論其理上，因而所言雖多，總覺得未得要領。如有人將江盈科重在論為人（旁及論文）之道的「元神活潑」說，簡單地等同於袁宏道重在論詩文創作原則的「性靈」說；簡單地將他宣揚袁宏道「性靈」說的序、引之類的散文，說成是以具備儒家文化精神、法度謹嚴為特徵的所謂「傳統古文」，即為其顯例。就是對江盈科和公安派關係的確認，也是眾說紛紜。或稱其為「公安派的創建者」、「創始人之一」，或稱其為公安派的「主將」、「副將」、「健將」，或謂其與宏道並稱「袁江」，或稱其為宏道「摯友、同調」、「與中郎同調者」，或稱其為宏道之「重要羽翼」、為「三袁」之「附庸」。有些說法乃學者深思所得，有些說法則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如何用一種為眾多學者所能接受的說法（包括用語）來揭示江盈科和公安派的關係，恐怕還得在對問題分析、評判力求深細精準方面下功夫。
最後說說張覺明先生撰寫本書的初衷。張先生祖籍在湖北省公安縣夾竹園鎮，本人出生於臺灣省桃園縣大溪鎮，現任臺北市公安縣同鄉會理事長。他出於對父輩故里的熱愛，對鄉里先賢名士的景仰，近年來撰寫了多種研究公安地方傳統文化的著作，諸如《智者出生地湖北省公安縣研究》、《湖北公安二聖寺志》等。他為什麼要用心撰寫《江盈科研究》？該書《自序》說得明白。《自序》有云：
以公安派的祖地「三袁故里」而言，研究公安派理應走在前頭，遙遙領先，然而公安人研究公安派，成績太不理想。前賢高瞻遠矚，一九八六年，公安縣成立「公安派文學研究會」，一九八七年五月，舉辦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會，出版論文集《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公安縣成立「公安三袁研究院」，經過二十多年，卻予人「一蟹不如一蟹」之譏。由「公安派文學研究會」到「公安三袁研究院」，從起名來看，路越走越窄，研究範疇由「公安派」縮小到「公安三袁」。才、學、識影響研究成果，難怪公安人研究公安派，沒有耀眼的成績。……研究焦點仍只著眼在「三袁」，尚未見研究公安派思想或比較文學的專著。至於對公安派其他人物的研究，則付之闕如。這意味著對於公安派其他人物的研究，公安人無太多的關注或是太大的突破。究其原因，是力有未逮？或未見及此？不得而詳。四百二十餘年來，公安人研究成績僅止於此，實在愧對前賢「三袁」。
張先生對公安人研究公安派的評論未必完全符合事實，對公安人研究公安派務必遙遙領先於學界同仁的要求也未必合理，這些都不重要。難得的是洋溢於字裡行間的一片關心父輩故鄉、熱愛父輩故鄉的拳拳之心。他對公安縣公安派研究「路越走越窄」的批評，也不無道理，雖然言辭犀利一些，不過是愛之切、責之狠而已。可貴的是他能置身「公安人」之中，以責無旁貸的主人翁態度弘揚公安地方文化傳統，不但能認識問題之所在，還能身體力行堅持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問題。《江盈科研究》的撰寫，就是為了「補公安人研究公安派之空白」，以盡他這個自稱「在臺灣的公安人」的責任和義務。接著他還會撰寫《雷思霈研究》、《袁宗道研究》、《曾可前研究》，可見其決非空言之輩。在我看來，覺明著述的意義，不單存在於著述之中，還表現於著述之外。我相信，受他公安派研究系列著作的啟發、受他熱愛故鄉、服務桑梓精神的激勵，一定會有更多的公安人、湖北人、中國人來系統、深入地研究公安派，我們熱切期盼公安派研究新局面的出現！
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導、中國古代散文學會會長 熊禮匯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武昌南湖山莊梅荷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