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導讀?? ?

　　

蘭心慧質美韶容：台灣近代「女學生」�「新女性」的誕生　吳佩珍（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日文版《近代台?女性史：日本?植民統治?「新女性」?誕生》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史發展最重要的專書之一，2001年於日本出版後，廣受台日兩地學界好評。出版至今已逾十數載，仍是目前一窺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教育發展過程以及當時婚姻、家庭、社會中女性角色變化最具系統性的介紹專書。

　　

　　此書共分二部八章，第一部「『新女性』的形成」，介紹日本領台之後，在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化進程中，台灣女性從「前近代」至「近代」的變遷。台灣近代化的一環：解纏足運動，讓女性「身體」從束縛獲得解放，在身體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得以從家庭的「私領域」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這個契機不僅開啟了台灣新式女子教育，也宣告台灣「新女性」的誕生。由於統治者與台灣仕紳階層積極形塑「文明」女性形象，讓台灣的解纏足運動在十五年內獲得了成功。

　　

　　日本於1895年領台時，新統治者將帶有「前朝」政治意涵的男性的辮髮以及女性的纏足，視為首要的廢除目標。「新領土」人民身體殘存「前朝」記號，不僅有損「日本帝國」國威，同時也威脅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正當性。為了改革陋習，日治初期總督府所展開的大型誘導政策，便是讓台灣仕紳到日本「內地」進行目的性的觀光，同時獎勵其中勢力者實際參觀女子師範學校以及女子職工訓練所，讓這些台灣仕紳在日本的女子教育以及勞動現場見識日本「新女性」形象。台灣仕紳對於如此的「文明」女性形象，開始心生憧憬，進而轉向台灣內部尋求台灣自己的「新女性」。這不僅加快廢除至今為止中、上流階層象徵的女子纏足舊習的腳步，也催生了台灣的新式女子教育。然而，日本統治下的女子教育偏重日式的生活禮儀與「國語」教育，讓台灣的「高女文化」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這意味著統治者預見這群高女生即將成為台灣新世代菁英階層的妻子，進而企圖透過新式女子教育強化台灣女性對日本「宗主國」在文化層面的認同與忠誠度。

　　

　　第二部「『新女性』的定位」，主要論述「新女性」的出現，對婚姻樣式、社會運動與家庭組成等層面所帶來的變化。當「戀愛結婚」論在東亞流行，也逐漸傳入台灣，進而重新形塑兩性關係以及婚姻樣式。「戀愛結婚」成為台灣新世代男性與女性理想的結婚樣式。第四章便以台灣的菁英階層為例，觀察在「戀愛結婚」論述的影響下，婚姻樣式在傳統與新式之間尋求折衷的道路，逐漸演變的過程。

　　

　　此時期的「戀愛結婚」概念來自瑞典的女性思想家與女性運動者愛倫凱（Ellen Key）的主張，主要根據其著作《戀愛與結婚》（Loveand Marriage，1903）的相關論述。愛倫凱著重自由主義的自我啟發，因此提出戀愛以及婚姻必須建構於各自獨立的人格之上，同時倡導兩性不僅應該擁有「戀愛的自由」，同時也需具有「離婚的自由」。愛倫凱的「戀愛結婚」論述隨著推動日本第一波女性解放運動的「青鞜」集團進入日本，「青鞜」創始人平塚雷鳥（明子）在其機關雜誌《青鞜》譯介《戀愛與結婚》（1913年1月-1914年12月）之後，「戀愛結婚」的概念便以日本為發信地，向中國、當時的朝鮮半島以及台灣等東亞諸地域擴散。進入台灣的途徑，除了中國之外，主要透過台灣的在日留學生。由在日留學生所創刊的《台灣青年》（1920-1922）、《台灣》（1922-1924）以及《台灣民報》（1923-1930），不僅刊登了台灣最早的「戀愛結婚」論述，也是重要的傳播媒介。

　　

　　「戀愛結婚」論述傳入日本、中國等地之後的發酵效應，不僅引起各地新式知識分子熱烈的討論，同時也對女性解放運動興起推波助瀾的作用。「戀愛結婚」的魅力讓新世代青年男女不惜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與至今為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代表的舊勢力進行對決。對男性知識分子而言，「戀愛結婚」實踐的可能性，取決於對女性的啟蒙，及「新女性」型塑的成功與否。因此，戀愛論述經常是女性解放運動以及女性的社會參與的一體兩面。新舊勢力交鋒下，當女性主動爭取「戀愛」自由以及「婚姻」自主時，經常遭受舊勢力從「道德」與「貞操」的觀點進行批判。以日本為例，1899年文部省頒布《高等女學校令》之後，各縣市府開始設置「高等女學校」，高校女學生開始大量出現於公領域。從窮鄉僻壤遠赴都市求學的女學生，在遠離家父長監控下，便被視為有「墮落」危險的預備軍。「女學生」因自由戀愛而發生的悲劇，成為聳動的社會新聞，「墮落女學生」的負面形象在報章雜誌的渲染下，逐漸成形，同時也成為文學作品的熱門題材，甚至形成所謂的「墮落女學生」作品群。如小杉天外的《魔風戀風》（1904）、小栗風葉的《青春》（1905-1906）等，都以男女學生之間的「自由戀愛」為主題，女主人公最後的命運不是喪失性命，便是因失去貞操而走上毀滅一途。特別在1911年女性解放運動團體「青鞜」創立之後，認為家父長權威受到挑戰而動搖的守舊勢力，對於等同女學生代名詞的「新女性」（新??女）開始極盡抹黑與詆毀之能事。

　　

　　「戀愛結婚」論述與婦女運動的發展，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與前述日本1900至1920年代的發展構圖有類似之處，但由於身為殖民地，尚有不平等壓迫的另一層桎梏。作者在第五章「社會運動的參與」中指出，日治時期台灣的婦女運動不僅要受到日本統治當局的警戒與壓制，同時也因台灣人社會內部的對立而面臨制約。台灣人社會內部的新舊衝突，則是來自新、舊兩派對於自由戀愛、女性解放的見解存有歧異。1926年2月爆發的「彰化戀愛事件」可說是雙方之間衝突的象徵性事件。事件經過是彰化街長的子息楊英奇與林士乾帶領潘珍等5名女性，密謀搭船前往廈門，但中途事跡敗露，僅林士乾與楊金環這對情侶成功渡航。這群年輕男女多為台灣中部名門子弟，5名女性均為彰化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其中還有公學校的教員。此外，其中4名還是台灣第一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的成員，是所謂的「新女性」。藉由彰化戀愛事件，舊文人歸咎新知識分子倡導的自由戀愛導致性道德秩序崩壞，新知識分子則將此事件定位為男女的「淫奔」，而非自由戀愛。二者之間攻防之激烈，從1926年2至6月之間，《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民報》的戀愛論爭相關報導以及論文達60篇之多，可見一斑。此外台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與彰化婦女共勵會的密切關係，以及文化協會機關雜誌《台灣民報》倡導「戀愛結婚」與「戀愛自由」論述，不僅舊文人，日本統治當局也藉機透過《台灣日日新報》批判文協，讓此一論爭增添殖民地統治樣態複雜的政治因素。

　　

　　1899年頒布《高等女學校令》時，當時樺山資紀文相（曾任第一任台灣總督）即明示高等女子教育目的：「在於養成賢母良妻之素養，故需涵養優美高尚之風氣、溫良貞淑之資性，同時須習得中流階級以上生活必須之學術技藝」。換言之，即是為將來中流階級以上家庭所打造的「賢妻良母」教育。觀察第六章「新菁英家庭的形成」，新菁英階層家庭中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正與日本「賢妻良母」教育的目標不謀而合。即使如此，但仍存在與當時日本「內地」的顯著差異，即這些新女性與殖民地政治的關係。身為台灣殖民地菁英的伴侶，這些「新女性」為了輔佐丈夫或者保障自己子女與日本人具同等的受教權，以日語以及日本文化為中心所習得的知識與技能，進行所謂的「夫人外交」，與統治集團往來、交流。此外，這些新世代女性在戰爭時期成為統治者動員的主要對象，除了需利用她們在當地社會的影響力以動員庶民層的女性，也透過將其編入體制之下，以便掌控台灣菁英階層家庭。但是當這些新女性對殖民統治動員產生抗拒時，作者舉例指出，這股企圖被動員的領導力量便有轉變成為危機的可能。

　　

　　日治時期受日本國家的殖民統治戰略與台灣社會的家族戰略而養成的「新女性」，同時也成為當時台灣新文學所欲召喚的謬思。正如夏目漱石《三四郎》（1908）的女主人公里見美彌子，當時台灣男性作家描摹的「新女性」，是男主人公們憧憬的「自由戀愛」對象。即使如此，作品世界的男女主人公卻總在婚姻道上每每失之交臂，彼此成為永恆的過客。如林煇焜《命運難違》（爭??運命，1933）中與李金池陰錯陽差擦身而過的鳳鶯，張文環〈父親的要求〉（1935）中阿義暗戀的賀津子小姐，翁鬧〈天亮前的愛情故事〉（夜明?前?戀物語，1937）中男主人公單戀的女學生，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趙夫人?戲?，1939）中女校畢業後便嫁與紈褲子弟趙駿馬的趙夫人，台灣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只能是男主人公戀愛憧憬的幻影，最終依舊只能進入父母之命的婚姻。這些作品凸顯男女主人公受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社會，畸形的近代化發展，暗藏太多的不確定性與不對等要素，讓「戀愛結婚」之路只能是荊棘重重。

　　

　　反觀「新女性」世代的自我書寫，會發現她們開始摸索婚姻、家庭之外，獨立自主的可能性。日本第一位女學生出身的職業女作家田村俊子的《斷念》（????，1911）主要描寫女學生世代積極尋求婚戀以外，屬於自己人生的可能性，這也暗示「新女性」不再安於「賢母良妻」教育的最終目標。台灣女作家楊千鶴其〈花開時節〉（花??季節，1941）中的女主人公惠英，女校畢業後，眼見同儕女伴一個個走向婚姻然後生兒育女的道路，即使對未來人生目標一片茫然，但對如此非自主的人生，仍不由自主發出抗拒。惠英的抗拒、茫然與叩問，可說是當時台灣「新女性」世代正走向下一階段的旅程碑，也象徵正逐漸萌芽甦醒，但仍不知名狀的主體性！

中文版序

　　

　　《近代台灣女性史》中文版即將問世之此時，距離2001年本書在日本出版已有十六載。做為本書底稿的博士論文，撰寫於 1990年代戰爭責任與慰安婦問題在日本引起高度矚目的時期，當時，主張日本官方應為加害行為道歉負責的論者，和保守右翼人士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從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史研究的我，始終認為這樣的論述並沒有真正察覺到，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問題背後，對台灣、朝鮮社會整體產生的結構性制約與影響。然而，這個面向在日本社會並不容易被省察。日本戰敗後面對緊接而來的美軍占領，從舊帝國領地數百萬人流回歸本土產生的社會問題，並隨即進入了冷戰體制，內外政治因素的交錯影響下，使得戰後日本，一再錯過正面清算舊殖民地歷史問題的時機。即使曾經統治台灣半世紀，戰後日本社會對台灣做為殖民地的過去其實極為陌生，長久以來，蔣介石與中華民國，始終是戰後日本人想像台灣的重要代名詞。90年代日本的時代氛圍，不斷促使我對近代台灣社會變遷進行思考，特別是屬於人的部分；而女性群體經歷的變化，在殖民與近代化的議題上，又格外具有啟示性。

　　

　　近代，到底意味著什麼？就台灣而言，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遭受割讓的命運，轉使台灣的近代與帝國日本的殖民統治史緊密相連，但卻也不時與對岸中國變革遙遙相應。1945年脫離日本統治至今超過半世紀，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圖像，依然如霧中之花，似近還遠，熟悉又陌生。學界稱之「重層近代化」，正表現出它多重變數下的複雜性格。

　　

　　「彼時」殖民地台灣近代圖像如何呈現，往往制約於戰後每個歷史時間所駐足的「現在」。二十一世紀之後關注近代台灣的焦點，多集中於可視層面，也就是屬於硬體的「物」。誠然，從鐵道、百貨公司、咖啡廳，到唱片，啤酒，洋裝等，無一不是近代台灣的摩登場景；但過於把物聚焦放大，卻可能模糊了當時置身殖民地近代化現場的台灣「人」，也忽略了台灣人面對外在環境變遷時，思考與苦惱的心路歷程。本書關注對象在於人，尤其是觀念與價值體系的變遷。從新女性的出現，考察與統治當局，台灣家庭與兩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期盼拙作能提供台灣讀者一個觀察點，理解上個世紀前半，在台灣社會的個人與家庭經歷的近代變革，女性如何被期待，以及她們的自我期許。

　　

　　為何選擇「新女性」做為考察對象？本書序章和後記中，對研究課題的意義、作者在詞彙使用上採取的價值立場、以及源自個人生活經驗的問題意識都已經有詳細說明。即使如此，本書在日本出版後仍有讀者反應內容偏向社會上層，或認為欠缺對原住民等族群的敘述。事實上，一個鉅細靡遺，涵蓋各族群與階層的女性「通史」敘述，本非此書之寫作動機。跨越半世紀追溯新女性的形成與定位，目的是為了解析日本統治下近代台灣的社會變遷，究竟如何呈現於個人、家庭與在地社會。在階層問題上，無可諱言，新女性集團呈現之社會位階屬於中上，但本書所試圖建構的，是一個具有批判觀點的新菁英階層文化之實證研究，釐清殖民地政治結構與在地傳統規範產生的複數推力與制約下，它所呈現的集團特徵與局限性。我所極力關切的是，它被賦予與代表的社會價值指標性。完成描劃新女性之後，我們才能藉由她的界線，理解到社會階層與菁英文化的交集與流動關係，進一步思考殖民地近代化情境下，女性學歷與菁英文化取得的可能�不可能性。至於族群議題，本書雖著墨不多，但考察過程已確認到，「新女性」形成過程與特徵，普遍見於福佬、客家與原住民新菁英階層，價值指標性的意義亦為各族群

　　

　　所共有，今後若有機會再以專文討論。

　　

　　2001年之後，我的研究大致朝三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本書「新女性」延伸線上的問題群，首先針對台北女子高等學院進行實證研究，指出殖民地女子高等教育的跛行性；另一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流行時尚」的歷史意義，近代摩登與殖民地政治之間錯雜的關係。

　　

　　第二個方向是屬於勞動階層的社會史，主要處理本書未完的課題，即被排除在知識邊緣的廣大台灣民眾如何面對殖民地近代化，我分別從識字問題、勞動問題、媳婦仔習俗等人口買賣問題，探討了勞動階層對外在變遷的理解與對應。

　　

　　第三個方向主要關照的是戰爭與歷史記憶，一是針對日本社會普遍流傳的「親日台灣」之說詞，從世代、階層、戰後東亞政治結構的角度，提出批判性的見解。二在思考「灣生」與在台日人台灣經驗的意義。三則分析戰爭與歷史記憶在台灣社會呈現的斷裂現象，並進一步思考文學與教育在重構歷史記憶傳承上的可能性。

　　

　　本書在日本出版之後，生活中增添了許多廣結善緣的機會。首先是本書主角的「新女性」長輩們，在閱讀拙著後主動與我聯繫，如1925年基隆出身的簡淑循女士，她是基隆高等女學校畢業生，1941年留學於昭和女子藥學專門學校，戰後移居東京至今，由於住家鄰近，我們成了無所不談的好友。經由她的介紹，我又結識了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同窗會成員，如楊千鶴、杜潘芳格、羅陳惠、黃采霞（穎川霞）、姜蘭英、姜蕙英、黃秋燕等各位女士。當我繼續從事「新女性」延伸線上的研究時，她們都爽朗熱心地接受訪談，並給予許多資料上的協助，實際接觸這一世代的台灣女性們，讓我有了更深的體會與感受。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杜祖健（Anthony Tu）教授，他是本書屢次提到的林雙隨女士與杜聰明博士的三男，他在從東京準備返美之際讀到本書，並主動經過出版社與我取得聯繫，之後每次杜教授來日演講的緊湊行程中，都特別抽空會晤賜教。承蒙杜教授推薦，本書在2010年榮獲林誠道先生主持的財團法人林宗毅博士文教基金會頒發文化獎章。也透過杜教授引薦，有幸先後認識本書第四章所提到韓石泉醫師與莊?鸞女士的後代，即旅美數學權威的韓良信教授、成大醫學院韓良誠教授、台大牙醫專業學院韓良俊教授、台南第二高女畢業的韓淑馨女士、以及旅居夏威夷的韓良憲醫師等。這十幾年來研究上的相關疑問，得以直接求教於上述前輩，可謂受益良多。

　　

　　本人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吳亦昕教授，在研究、教學與校務繁忙之中，不吝撥冗進行拙著的翻譯計畫。2014年6 月，吳佩珍教授蒞臨一橋大學，我和敝校100多名師生一起聆聽她的精彩演講，在會後寒暄短敘中，吳教授忽然問起拙著是否有中譯計畫，並表示願意擔任翻譯相關工作。當時我又驚又喜，但心底又提醒自己也許只是一種禮貌性的學術問候，出乎意料地，數週後即收到吳教授來信商議，本書的中譯計畫於是逐一展開。她言之必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與敬業精神，一直是我尊敬與學習的榜樣。再次向吳佩珍教授表達我衷心的謝意，由於她的努力，本書才能順利在台出版與各位讀者結緣。

　　

　　記得當年本書在日本出版時，母親笑著說：「沒有中文翻譯看不懂啦。」而中譯本即將刊行的此刻，母親卻已離開了好多年，哼唱〈紅蜻蜓〉的外祖母也在2016年辭世。但是她們的身影與足跡，依然陪伴著我，不斷去思考二十世紀台灣民眾所經歷的社會變遷。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母親魏阿雲、父親洪武俊，把我從小帶大的外祖母魏江香，以及不斷關愛我的家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