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序言

　　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回想起來，這簡直就像是某種錯覺——一場九十三年的夢想，演變成了由美國軍艦引發和終結的噩夢。1853年，一支四艘軍艦的不起眼的美國艦隊（其中兩艘是蒸汽動力的「黑船」）抵達日本，強迫日本實行開放；1945年，一支龐大的、耀武揚威的美式「無敵艦隊」再次來臨，迫使日本關起大門。

　　當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Matthew Perry）抵達之時，日本不過是一個資源較為貧瘠的小國。二百年間，日本與外國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封建幕府將軍所禁止。儘管在漫長的閉關鎖國期間，日本經濟在商業化方面已經很是發達，但是日本並未發生工業化革命，在科學領域也沒有任何顯著的進展。縱使歐美人發現這些島民既具異國風情又聰明能幹，然而沒有誰會像拿破崙評價日本的鄰邦中國那樣評價它，前者因為廣袤的疆土、眾多的人口和數千年高度發達的文明，被譽為一頭「沉睡的雄獅」。

　　1868年，持不同政見的武士們驅逐了幕府將軍，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直是個高高在上、缺乏實權的角色。事實證明，他們新的民族國家進步很快，不僅學習現代和平時期的統治藝術，而且學習現代的戰爭技術，尤其善於領悟在一個帝國主義世界中的生存法則。正如19世紀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詞：「國家之間有法則，這是真的，但當時機來臨，請記住，弱肉強食。」當世界的大部分區域置於西方列強支配之下的時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諸國，並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國的陸海軍迫使中國俯首稱臣。日本在亞洲大陸取得的這一決定性勝利，使中國背負了沉重的賠款負擔，也加劇了從這頭「睡獅」身上割取外國租借地的狂潮。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樂道的「瓜分中國」。

　　戰爭為日本帝國帶來了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島。十年後，在一系列代價高昂的陸地戰和一次大獲全勝的海上戰役之後，日本對沙皇俄國的勝利，則為它帶來了國際公認的在滿洲的合法地位，並鋪平了獲取朝鮮作為第二塊殖民地的道路。為籌措對朝戰爭的經費，日本在紐約和倫敦的貸款大增，而西方列強也對朝鮮愛國志士的呼籲裝聾作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加入了同盟國的敵對方，侵奪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並成為凡爾賽和約的五大戰勝國之一。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勝利者們聚集一堂以懲辦德國並重整世界秩序。當時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國家，都難以想像有資格忝列這種世界強國間的遊戲，並在如此高端的層次上產生影響力；誠然，也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畢竟在當時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結束所有的戰爭而戰。

　　20世紀二三零年代，當世界陷入經濟蕭條和動盪恐慌中時，日本的領導者以越來越狂熱的對亞洲市場和資源的支配慾望，回應並加劇了這種混亂無序。「大日本帝國」的版圖像一灘污跡一樣蔓延開來（在日製地圖上，日本帝國的版圖總是以紅色標示）：1931年接管滿洲，1937年全面發動對華戰爭，1941年，作為控制亞洲南部與太平洋地區戰略的一部分，襲擊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國已處於版圖擴張的顛峰時期，像一個巨人凌駕於亞洲之上，一足根植於太平洋中部，一足則深入中國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島，向南則直取東南亞的那些西方殖民地。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大致環抱了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英國殖民領地緬甸、馬來亞和香港，以及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甚至號稱要進一步將印度、澳大利亞，甚至夏威夷納入囊中。歡呼天皇「聖戰」光榮和他忠誠的陸海軍勇士天下無敵的萬歲聲，在日本本土及海外的無數地方響徹雲霄。詩人、僧侶和宣傳家們都齊聲頌揚「大和民族」的優秀與王道的神聖天命。

　　然而，「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一種狂想，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頭半年的幸福幻覺不過是南柯一夢，很快就被自己「勝利的弊病」抵消殆盡。他們已經失去節制，在心理上和物質上都嚴重低估中國人民抗戰的生命力和資源，並從此陷入與美國的長期戰爭之中。同時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戰爭說辭的奴隸，為所謂「聖戰」疲於奔命，盲目信奉「要死於蒙受恥辱之前」，「戰死者的血債需血來償還」，「以天皇為核心的國體神聖不可侵犯」，「馬上就會有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扭轉局勢，擊敗『中國強盜』並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日本的失敗命運已經昭然若揭，它的領袖人物還在盡全力說服天皇，堅持不考慮投降。他們已經冥頑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國人以他們向來忽略歷史不易解釋的複雜之處的有趣習慣，對諸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全球經濟的破壞等統統視而不見，聲稱是培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個魔鬼已經變成了一個鮮血浸透的怪物。從戰爭起初幾個月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馬尼拉大屠殺，日本帝國的陸海軍士兵們留下了罄竹難書的殘忍與貪婪的斑斑劣跡。事實證明，這也導致了他們的自我毀滅：日本兵死於絕望的自殺式衝鋒，餓死在戰場上，為不當俘虜而殺死受傷的士兵，並在賽班島、沖繩等地殘殺自己的平民同胞。他們無望地看著燃燒彈燒毀他們的城市，卻一直在聽任他們的領袖喋喋不休地瞎扯什麼「一億玉碎」的必要性。「大東亞共榮圈」最顯而易見的遺跡，只有死亡和毀滅。在中國一地，死者大約有1500萬。而日本也損失了近300萬人口，並失去了他們的整個日本帝國。

　　在這場可怕的風暴過後，日本進入了一種奇怪的隔離狀態。

　　它再次從世界舞台上隱退——不是自願地，而是在勝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時也不是孤獨的——像培里進入之前的時代那樣，而是被幽閉在美國征服者那近乎肉慾的擁抱之中。而且，時隔不久就顯現出，美國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始於珍珠港襲擊，終於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後日本簽訂投降條約，日本和同盟國的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零八個月；而對戰敗國日本的占領，則開始於1945年8月，結束於1952年4月，共計六年零八個月，時間幾乎是戰爭時期的兩倍。在被占領的年代，日本沒有國家主權也就沒有什麼外交關係。幾乎直到占領期結束，日本人不被允許出國旅行；未經占領者許可，進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經濟上的決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對美國政體的公開批評都是不容許的，縱然最終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已經難以壓制。

　　起初，美國人強加於日本的是一整套徹底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構想，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一種傲慢自大的理想主義的顯著表現——既自以為是，又異想天開。後來，當離開日本之前，他們又完全逆轉過來，與日本社會中的守舊勢力合作，重新武裝他們昔日的敵人，使之成為從屬的冷戰夥伴。儘管日本戰後最終以一個保守國家的面目出現，然而和平與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為假借的意識形態或強加的幻象，而是成為一種生命的體驗與牢牢掌握的契機。它們經由眾多的、經常是不協調的差異性聲音表達出來。

　　日美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史無前例的，而戰後任何其他的經驗也無法真正與之相比。德國，日本從前的軸心國夥伴，在被占時期由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國對日本進行單邊控制那樣高度集中的關注。而且德國逃脫了東京投降後的當權人物——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那救世主式的高漲的熱情。對於勝利者來說，占領戰敗的德國，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異國情調，那完全是一種對異教徒的降伏。毫無疑問，在麥克阿瑟將軍看來，是領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東方」社會。對日本的占領，是殖民主義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義務」之最後的履行。?

　　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兩種文化交匯的歷史時刻，比這更強烈、更不可預知、更曖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興奮了。許多美國人，當他們到來的時候，做好了心理準備將面對狂熱的天皇崇拜者所帶來的不快。但當第一批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登陸之時，歡呼的日本婦女向他們熱情召喚，而男人們鞠躬如也地殷勤詢問征服者的需求。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被優雅的贈儀和娛樂所包圍，也被禮貌的舉止所誘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們自身所察覺的程度。尤其是他們所遇到的日本民眾，厭倦戰爭、蔑視曾給自身帶來災難的軍國主義分子，同時幾乎被這片被毀的土地上的現實困境所壓垮。事實證明，最重要的是，戰敗者既希望忘記過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可以理解，戰後的頭幾年曾被肯定性地描述為日本的「美國式插曲」，或者按照否定的說法，那是一個不尋常的野蠻加強迫的「美國化」時期。無論何種描述，通常強調的是美國的意志強迫性地施加於一片異國的土地。是勝者而非敗者，對這一刻具有決定權。勝利者們獲得了關注的目光，正像他們開始控制戰爭主動權的時候一樣。在絕大多數場合，占領者與他們的構想總是至高無上，與此相反，被征服的國家卻被置於戰後分裂敵對的冷戰氛圍之中，顯而易見必須依照美式邏輯來討論問題。曾經強大的敵手變得渺小了，被打敗的人民成了新的世界舞台邊緣的影子角色。

　　這樣的敘事並不使人感到意外。同盟國方面的勝利是如此巨大，從而使日本僅僅作為勝利果實被關注，這故事看起來似乎毫不費解。1945年8月底，當時仍然處於所謂「美國新紀元」的開幕階段。歷史以一種獨特的占領方式，帶著強制的、遠大的構想逼近了日本這片荒廢的、懺悔的土地，而世界正在朝著令人擔憂的新方向飛馳。關於這個被完全打敗的、意志消沉的國家，還有什麼比勝利者的占領更重要的事端值得一提呢？對記者們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們而言，美國人將會對日本人做什麼，才是故事最引人入勝之處。直到近來，想像占領是一種雙方的「擁抱」仍然是困難的，而推測失敗者可能對勝利者和他們的構想產生過影響、「美國式插曲」可能加強了而不是改變了戰敗國國內的趨勢，依然是困難的。對於外人來說，想要領會作為日本人生命體驗的戰敗和被占領，自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然而半個世紀過後，我們可以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滿目瘡痍的國土、顛沛流離的人民、衰亡沒落的帝國與支離破碎的夢想，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敘事之一。當然，我們從戰敗者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將會學到更多：不僅是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還有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與大多數歷史論著、包括我個人早期的著述採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在下面的章節裡，我試圖「從內部」傳達一些對於日本戰敗經驗的認識，不僅僅是藉助於聚焦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更有賴於關注這一進程中最難以捕捉的現象——「民眾意識」。換句話說，我試圖通過還原社會各個階層民眾的聲音獲取一種認知，即：在一個毀滅的世界裡重新開始，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結束，而戰爭年代、戰敗以及被占領時期，給親歷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無論這個國家後來變得多麼富裕，多年來，這些留存的記憶，已經成為他們思考國家歷史與個人價值觀的重要參照。

　　儘管我們總期望簡化研究對象和問題，但是除卻普遍的對戰爭的痛恨情緒而外，並沒有什麼純粹的或單一的「日本式」的戰敗反應。相反，使人著迷的正是這些反應如此五花八門、多姿多彩。這與華盛頓和倫敦那些「亞洲事務的老手們」所預期實在相去甚遠。他們固守著自己對於「東方人」的成見，認為他們實質上是一群「順從的羔羊」。勝利者們抵達之時，懷揣概括「日本人個性」突出特徵的剪報，其中有些特徵觀察入微，而許多概括不過是漫畫而已。反過來，日本的情報部門也正拿著他們自己的「美國人性格」清單在守株待兔。然而，他們雙方中的任何人也不曾料到，對於戰敗、從戰爭以及戰時管制中解放出來的反應，是如此千差萬別而又生機勃勃。由於戰敗如此徹底、投降如此地無條件、軍國主義分子如此地臭名昭著、「聖戰」給家庭帶來的不幸如此深具切膚之痛，重新開始，就不僅包括重建地面上的建築，而且意味著反思好的生活和好的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

　　在戰敗後的一段時期，處於社會最高層的許多人士，並未表現出對社會公益的任何熱忱。取而代之，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通過大規模掠奪囤積軍用儲備和公眾資源使自己發財致富。充斥戰時宣傳與行動的有關種族及社會團結的秘訣，似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警探們對於這種猖狂聚斂個人財富的奇觀痛心疾首（當然不是在他們自己受賄和斂財的時候），而普通百姓也對昔日領導者和同胞們的腐敗墮落深表厭惡。甚至早在勝利者進入日本之前，戰敗的心理，就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所思所為。

　　正是在這種變動不安的氛圍中，美國人開始著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統治壓迫。新的空白留待被征服者們自己動手填補，而他們也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完成。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構想的支持之眾，超乎美國人的想像，而新興的勞工運動也爆發出了驚人的活力。中層官僚成為重大改革的倡導者。妓女和黑市商販創造了獨特的、顛覆舊習的戰敗文化。出版界的反應則是對文字的如饑似渴：出現了從廉價劣質讀物到銳意批判的書刊，乃至大批西方譯著等全方位的出版物。「愛」、「文化」等音義複合的新概念，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而形容詞「新的」，幾乎被混亂地用於修飾每個觸目所及的詞彙。私人情誼，取代了舊的國家對公眾道德的強制命令。頹廢派的藝術鑒賞家應運而生，成為廣受歡迎的、對戰時所謂「健全」文藝潮流的批判者。新的英雄被發現和神化，新的名人迅速獲得大眾文化的愛戴。以救世主自居的各種宗教大繁榮，而王位的覬覦者也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普通人，在團體集會上、在給刊物的來稿中，或是像雪片般飛來的寫給占領軍當局的通信中，大膽表述自己的見解。數千萬人發現自己正渴望著像他們的美國領主那樣，理所當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質生活。

　　這一切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並且釋放壓抑。在最初的數年間，即使共產主義者也會發現，很容易將占領軍當作「解放軍」來看待。然而，就像戰敗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樣，占領者的「美國化」實質，也通常被過分簡單化了。戰勝者引入的改革，對於日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它們反應出被美國的新政姿態、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改良主義與權利法案的理想主義所嚴重浸染的構想，而這種傾向在美國本土正處於被否定或者受忽視的過程之中。此種構想從未被引入美國在亞洲的其他占領區域，譬如南朝鮮、日本本土南端的沖繩以及琉球群島。在那些地方，嚴酷的戰略考慮占了上風。此外，即便是在早期最富於理想主義色彩的階段，占領者的「美國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這種「民主化」的構想，即便是在獨裁統治嚴重的美國國內提出，看來也過於極端。

　　我們通常認為，1945年8月，是區分軍國主義的日本與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標誌。這一時刻是一個分水嶺，但是日本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1952年，持續處於徹底的軍事政體統治之下也是事實。儘管可以更寬宏大量些，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義的霸主統治著他們的新領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們過去所做的那樣，他們絲毫未受到挑戰或是批判。他們集中體現了所謂的等級制度——不僅是對被戰敗的敵人，而且甚至是在他們自己嚴格的等級體制內部，同時還遵循著所謂白人的規則。占領方式一個最致命的問題是，受日本帝國掠奪迫害最為災難深重的各國人民——中國人、朝鮮人、印度尼西亞人和菲律賓人，在這塊戰敗的土地上，既不會被認真對待，也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存在。他們成了隱形人。亞洲各國為打敗日本天皇的陸海軍所做出的貢獻，由於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勝利的強烈關注而被忽略不計。按照同樣的邏輯，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由於勝利者不具有語言或文化上的溝通途徑進入戰敗者的社會，他們除了通過現存的政府機關實行「間接統治」之外別無選擇。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真正實施起來，這種間接統治導致了某些不和諧的發展。實際上，麥克阿瑟將軍的「垂簾聽政」，依賴於日本的官僚機構貫徹指令，從而產生了一個雙層的官僚體系。當美國人離去之時，本國的官僚集團延續下來，甚至比戰時還要強大。為了意識形態目的，麥克阿瑟也選擇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義之下，整個亞洲都曾被野蠻踐踏。麥克阿瑟甚至走得更遠，他私下勸阻了天皇裕仁身邊的隨員要求天皇退位的質詢，而且公開讚揚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領導者。

　　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親密助手，果斷決定為天皇免除所有的戰爭責任，甚至免除了允許以他的名義發動殘暴戰爭的道義責任，這種美國人的保皇主義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天皇對其國家的侵略行為的積極作用，是無法被忽略的，儘管占領者阻止了對此進行的嚴肅調查。無論如何，天皇的道義責任是無法推卸的，而美國人選擇不是忽略而是否認這一點，近乎是將整個「戰爭責任」問題變成了一個笑話。假使一個以其名義處理日本帝國外交和軍政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為發動和領導這場戰爭負起應有責任的話，那麼，還怎麼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費心思量這些事情，或者嚴肅地思考他們自己的個人責任呢？

　　這樣的決定與行為衍生的後果不勝枚舉。勝利者自身的做法，導致了這種自相矛盾的處置方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謂「官僚制民主」與「天皇制民主」的產生。同時，與對待天皇的諂媚態度相一致，同盟國對一小撮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高層軍事、文職領導人，也採取了奇妙的處理方式，由在東京的勝利者們進行了一場作秀式的審判。此舉強烈助長了一種大眾傾向：無視大和民族在領土擴張與國家安全的狂熱追求之下，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領期過後，外國人將這些情形作為日本具有某種傾向性的證據，他們暗示說，戰勝者理想主義的構想在這些領域失敗了。事實上，這些現象儘管特殊，卻是由日美兩國共同作用產生的。許多今日日本社會的核心問題——其民主的本質、民眾關於反戰主義與重整軍備的強烈情緒、戰爭被記憶和遺忘的方式——都得自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顧，緊隨戰敗之後的那幾年，的確構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混亂而充滿生機的年代。當時，對美國式政治模式的採納，看上去似乎比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更有希望，至少人們可以夢想未來日本將會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悄悄地重新進行軍備擴張。往日的苦難往往能勾起回憶，而有時懷舊的感傷會使回憶變得甜蜜。近些年來，這種個人記憶被日本國內絲毫未有衰退跡象的出版熱潮所支撐。書籍、文章、期刊專號，持續不斷地從任意可能性的角度言說戰敗與占領時期的經歷，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輯錄、全方位開掘的學術研究、日記、回憶錄、信件、新聞記錄、照片以至逐日的紀事年表。許多戰後時期成名的社會名流現在才剛剛謝世；而他們每一位的離去，往往會喚起對那個年代尖銳痛楚的記憶，雖然漸行漸遠，卻仍然與現實息息相關。試圖掌握和分享這些是一項令人畏懼的任務，大致說來，是因為總有如此之多可以講述，當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學習。

　　日本的某些特質使人們樂於封閉地看待它，而戰後的密閉空間，也極易使人將其誇張地視為「典型的」獨特的日本經驗。不僅是外來者傾向於孤立和隔離日本的經驗，其實沒有人比日本國內的文化本質主義者和新民族主義者，對國民性與民族經驗假定的獨特性更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80年代，當日本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宰出現時，也是其「日本」經驗的獨特性，在日本國內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儘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會通過強調差異區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區分，但是當論及日本的時候，這種傾向被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戰敗後的幾年，確乎構成了一個逾常的歷史時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描述過的宗教體驗那樣，在極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質。我發現了有關這整個國家重新起步的不尋常經歷的確切細節和脈絡，但是它們打動我，並非由於它們是外國的、充滿異國情調的，甚至也不是作為日本歷史或者日美關係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動心。相反，在我看來最吸引人的卻是，戰敗與被占領迫使日本人盡全力去奮鬥，以異常艱苦的方式來解決最基本的人生問題，並由此反映出令人矚目的人性的、易犯錯誤的、甚至往往是充滿矛盾掙扎的行為方式。而這些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我們自身與我們這個世界的許多普遍訊息。

　　例如，絕大多數日本人能夠輕易拋棄十五年之久的極端的軍國主義教化，這為我們在20世紀的其他極權主義政體崩潰中所看到的社會化的限制與意識形態的脆弱提供了教訓。（眾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體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本身就是一個富於啟示意義的題材。）再譬如美國的越戰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戰敗歸國後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視讓步的話，一定會感到一種熟悉的震驚。同樣，對自身苦難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得絕大多數日本人忽視了他們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這一事實有助於闡明，受害者意識是通過何種方式扭曲了集團和族群為自身建構起來的身份認同。對於戰爭罪惡的歷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將之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有關群體記憶與神話製造的背景中來進行觀照，其記憶和遺忘的模式則更加寓意深長。近年來，這些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廣泛關注。在戰敗與戰後重建的混亂環境裡，「責任」常常被提及，因而這並非只是日本這個島國所關心的問題。

　　當日本人在他們的歷史中仔細搜求，以便為他們的「新」情況作參照的時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礎、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的事例，或者固有的懺悔和贖罪的表示等等，他們提出的例證自然是千真萬確。然而他們所做的，不過是任何人在面對創傷性的巨變時都會去做的。他們在發現——如果需要，甚至發明——某些可以依賴的熟悉的經驗。日常語言本身就是一座橋梁，使許多人不必完全經歷心理混亂，就能夠由戰爭狀態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為許多戰時的神聖詞彙、標語口號，甚至是流行小說，在戰後被證明可以完美地適應全新的闡釋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體。再者，將熟悉的語彙賦予新的意義，也是人們將實實在在的變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一種方式。

　　當然，人還可以由這些「橋梁」走回去，重蹈過去的覆轍。在當今的日本，新的民族主義者的叫喊甚囂塵上，他們中最狂熱的分子，也恰好瞄準了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年代。他們將日本戰敗後的美軍占領時期，描述為一個壓倒性的恥辱時期，當時真正自由的選擇被壓制，而外國模式被強加於日本人民頭上。我個人對於那個時代的活力以及日本在戰後思想意識形成中的推動力的估計，則更為積極一些（儘管留有餘地）。真正重要的，是看此後日本人如何對待自己的戰敗經歷。半個世紀以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始終如一地將其作為檢驗信守「和平與民主」承諾的準繩。「和平與民主」，是戰後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和平與民主」，也是今天的人們各自塞進迥乎不同的意圖，並且持續爭論下去的護身符式的口號；而在邁向「和平與民主」的奮鬥中，無論觀念論爭，還是沉重的歷史記憶，都不是日本所獨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