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澤萊序
讓我們也走余杰的路
1.叫人心情激動的書
將近一個月來，幾乎每天我都要趕著遙遠的路程，回老家雲林去看命在旦夕的癌父。我攜帶著余杰即將出版的《台灣民主地圖第三卷──拆下肋骨當火炬》紙稿和已經出版的《第一卷──在那明亮的地方》、《第二卷──我也走你的路》兩本書，來回奔走。在中途便利商店歇息的片刻，我會翻閱尚未看完的一篇篇文章，感到心情激動。
余杰的書寫再度帶領著我的思緒和想像，重新踏過台灣的眾多城市、平野、高山、海角，龐大的台灣重大的歷史的苦難/勝利與不義/公義都寫在裡面，這些事件帶著我的靈魂，飛越在對父親生命的擔憂、掛慮之上，變成一次又一次的釋放。我感到即將面臨失去父親的恐懼被台灣的整個苦難與奇蹟吸收了，它們一起震盪在浩翰的台灣時空裡，澎湃而洶湧。
2.廣度、深度兼具
第三卷的這本書，延續了第一卷、第二卷的書寫優點──廣度、深度並行，叫人嘆為觀止：
在廣度上，仍然由極北的烏來寫到極南的美濃，由西海岸的二林寫到東部的宜蘭，踏過的足跡是如此廣泛：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宜蘭……無一不在範圍裡面。當我們閱讀這些篇章時，就好像做了一趟環島旅行，深入了各地重要的歷史現場裡，打開了我們的視野，叫我們縱橫無礙在整個台灣島上。
在深度上，它一再打破了我表面的認識。譬如我曾經去過好幾次台北「中山堂」，如果不看這本書，我還不知道那大廳上的天花板居然具有神祕的阿拉伯穹窿造形，在一樓裡面還有一個蔣介石的辦公室。更不知道蔣介石曾經在這裡接見過美國尼克森總統、伊朗總統巴勒維；在我的人生裡，我眼看這兩個外國總統起高樓，又見他們樓塌了，對我是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們居然都曾到過中山堂！又譬如說我也到過陽明山的「中山樓」，如果不看這本書，我還不知道它蓋在火山口上，甚至不知道「中山」這兩個字是姓不是名，孫文應該叫做「中山文」才對，這是多麼叫我驚訝的事！我感到自己對歷史的認識是如何地草率！
像這種廣博寬闊的敘述、無數細膩的發掘，都是這本書明顯易見的價值！
3.比台灣人更愛台灣的心
另外，余杰把他對台灣的愛心貫注在他的書寫裡，這又是另一個價值。他在自序裡這麼說：「每一次到台灣，我都宛如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是這種感情，支撐他寫了這三本《台灣民主地圖》。他似乎比台灣人更愛台灣，比台灣人更能憐憫台灣。比如，他來到了嘉義「陳澄波紀念館」，站在這位二二八事件時被槍殺的畫家作品前，這麼說：「我駐足於這些作品之前，亦不禁悲從中來。畫家不會未卜先知地預料到，殘酷的殺戮會如疾風暴雨般降臨。我不可抑制的想成為電視劇中可以穿越時空的主人公，來到正在用油彩塗抹畫布的陳澄波面前，向他大聲呼喊：『別再畫了，趕快逃走啊，國民黨的士兵要來殺你了！』」這種感同身受的悲憫是多麼叫人動容。又比如說，他在書寫女中豪傑民主鬥士的許世賢時，特地為處在弱勢地位的台灣女性發了一個願，他說：「政治不是男人壟斷的遊戲，在台灣男尊女卑的社會架構下，長期遭到歧視的女性，也可以像許世賢那樣在政治領域大有作為。」這種對弱勢女性的關懷，男性作家並不多。
看余杰的這本書，能喚起我們對台灣無限的愛與關懷，這又是這本書的另一個價值。
4.批評有力
然而，余杰也不是無視台灣的黑暗面，完全無條件歌頌台灣的所有的人；相反的，他在書裡大規模展開了社會、政治批判，在書寫「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時，批評蔣介石應該負起起最大的責任；在書寫「國父紀念館」時，批評了主政者的帝王統治心態；在書寫「李友邦將軍紀念館」時，批評了巖秀峰傾共的行為；在書寫「清大梅園」時，批評了近年來校方打壓陳為廷等學生的民運；在書寫「民主英烈公園」時，批評了建築過於傾向佛、道、儒三教；在書寫「二林蔗農事件事蹟館」時，批評簡吉對共黨的無知；在書寫「陳澄波紀念館」時，批評蕭萬長消費陳澄波的劣行；在書寫「許世賢博士紀念館」時，批評了張博雅背離許世賢反國民黨的風骨……可說筆力透紙，毫不含糊，引起我們陣陣的的深思。我私下認為余杰有他一貫的立場，才使得他的批評變得精準而犀利；那就是在獨裁/民主、有權/無權、壓迫/反壓迫、左派/反左派、共產/反共產、統一/獨立、反人權/人權、官方/民間、媚俗/神本的二元對峙中，恒常選擇了後者所致，終於使他的批評有神，往往一針見血！
5.讓台灣的報導文學走余杰的路
最後我想談一談余杰這三本書對於目前台灣報導文學界的重要性。
台灣的報導文學起於七0年代中國時報副刊，當時主編高信疆培養了一批報導文學青年，深入偏遠的地方，報導不為人所知的事件，引起仿效，最後終於成為風潮。不過，一、二十年之後，就告衰微，如今沉寂，幾乎已經是一潭死水。考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高信疆並沒有勇氣去觸探敏感的政治、社會問題，後來的人蕭規曹隨，遂使報導文學往小趣味的方向發展，等到報禁解除，小趣味的題目相繼被報紙的記者挖掘盡淨，報導文學只好趨於死亡。
余杰的這三本書文字流暢、敘述從容、刻劃有力、筆帶感情，是標準的報導文學寫作。不過，他一反台灣報導文學的方向，往著政治、社會大事件來書寫，開闢了以前所沒有的報導題材，可以說已經走出了新報導文學的一片天。
這三本書，不但是填補了幾十年報導文學的漏隙；同時也告訴我們，報導文學的題材不在遠處，就在身旁；只要朝著禁忌作挑戰，題材到處都有。同時，報導文學也不一定要如人類學考察一樣，非要在事件地點住個十天半月不可，只要有觀點，找到一定的資料，就能作深入的報導，就可以免除不敷成本的窘境。這正是余杰的報導文學給我們文學界的大啟發。
我期待台灣未來的的報導文學家能走余杰的路，更廣泛地對身邊的敏感事件做有勇氣、有史觀、有視野、有感情的報導；那麼，台灣的報導文學將起死回生，重新踏上坦途！
──2016年聖誕日寫於鹿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