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仁健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向中美英法盟軍無條件投 降，二戰結束，台灣重回所謂的「祖國」懷抱。十月國軍登陸台灣時，民眾用「歡天喜地、簞食壺漿」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惜一年多後，立即爆發慘烈屠殺的二二八事件，事過七十年傷痕仍在。
相反的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祖國」，接著一九八九年北京又爆發六四事件， 港人因悲觀和恐懼，出現了持續五年以上的大規模移民潮。然而主權移交後，卻沒有出現二二八這樣的慘劇。
李筱峰老師在解釋這兩個歷史事件時就指出，日治時代台灣 與中國之間，出現了五十年的隔絕，尤其在一九三七年之後的八 年抗戰。因為不相往來，距離產生美感，讓台灣人對「同文同種」產生了遐想，也失去了警戒。相反的香港人對中國由於來往密切，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也就不會有任何期望落空後的反抗與屠殺。
二零一七年在網路上瘋傳一篇〈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因為不只是台灣與香港這兩個中國一直強調主權的「神聖 領土」，會對中國遊客團的素質瞠目結舌。歐美日本甚至東南亞 各國，對於這些中國網民自認只是「文化差異」的種種脫序舉動，照樣也是難以接受。
因此在〈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裡，作者提出了四十個建議，教民眾例如在公共場合講話要輕聲細語，最好是連你隔 壁的都聽不見；到了餐廳要等服務生帶位，別看到有位就衝；不要因為是贈品，就貪小便宜，一次拿一大堆走；逛精品店要保持儀態、乖乖排隊；抵達旅遊景點時，盡量克制想在大門口合影留念的欲望；甚至連別在外做出搓腳等不衛生的動作，以及不要隨地大小便，這種連訓練過的貓狗都能做到的事，也被列為建議之中。
據說這篇文章是出自廣東出版集團《新周刊》旗下的旅行微信公眾號《九行》，既然出處是中國媒體而非港台，因此許多中國憤青怒批，「自己是中國遊客是件很屈辱的事嗎？我們憑什麼要在異國他鄉裝做自己不是中客？」、「中國人有錢，就是要讓外人知道，有錢說話就有底氣、聲音比人大，老外也有人這樣，不要醜化我們」；還有人直言，作者的文章通篇帶著輕蔑的語氣，「完全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這也是一種不文明！」?
其實這種剛開放觀光所出現的亂象，在歷史上也非孤例。一九六零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觀光客也是讓各國頭痛。之後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也步其後塵，「醜陋的台灣人」立即取代了「醜陋的日本人」。所以有人樂觀的相信，只要熬過這段「陣痛期」，十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醜陋的中國人」一定會其他新興國家取代。
但這種想法其實有盲點的，因為中國現在的問題已不是「醜 陋」，而是流亡作家余杰所說的「卑賤」，這是集流氓、太監與優孟三種扭曲的性格於一身的結果。然而日本與台灣能擺脫「醜陋」的桎梏，卻是因為在政治體制上完全的走向民主自由，讓民眾有 了自覺與懂得自重。
台灣在還有報禁的戒嚴時代，也有被當權者圈養的「異議作 家」，在官方特准的大報上，發表這種「小罵大幫忙」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批評當時生活在台灣的是「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成功地運用官方特許的「生氣」，搶奪了非法黨外雜誌的讀者市場。
這類「異議作家」非常懂得政治精算，是聖之時者，知道在什麼時候出什麼書最安全，又最能賺錢。反正只要罵這個人坐車不排隊、那個人隨地吐痰，這個單位官僚，那個組織失責，總之就是要大家為這些亂象「生氣」，甚至向政府大聲的表達出自己的憤怒。
但讀者被挑起了憤怒後，作者開出的解壓方式就只是像「扶 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菸」、「叫阿旺排隊買票」等等……反正只要不碰觸問題核心，不要提到當權者與其身邊鷹犬的劣行，不要討論政治與司法體制的改革，就這樣不斷轉移焦點，不斷到處放野火，最後結集成一本《野火集》，自然能名利雙收。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一系列的文章裡，雖然作者也譴責了「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對於不公不義、沒有尊嚴的環境麻木的忍受，如此苟活的「醜陋」。卻絕口不提戒嚴時代台灣這一切環境、社會、交通、消費問題的下面，還藏著一把政治的鎖。不解開這把鎖，向獨裁政府那樣治標不治本的「嚴打」，永遠改變不了這些亂象。?
余杰是個多產作家，但他不會是個暢銷作家。真的，我從小在鉛字架旁長大，當了三十年的小編，從言論管制的青少年，到如今已是百花齊放的年代裡，我這糟老頭根本不用看，用聞的就知道這本《卑賤的中國人》下場是什麼。
如果余杰市儈一點，複製當年台灣戒嚴時代《野火集》那種模式，也來搞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配合天朝的需要，罵罵「十三億懦弱自私的中國人」，讓那些憤青的玻璃心，轉向消滅這一小撮「正不擇手段地破壞著中國國內穩定與和諧的藏獨、疆獨、港獨、台獨，以及異見領袖、死磕律師等西方勢力代 理人」，立刻就能成為暢銷作家，而且還會是青年導師。
但余杰不識時務，偏要揭穿事實，把中國人「卑賤」的病因，直指向政治體制。偏偏在中國這裡，想要曲突徙薪的被視為瘋子，提油救火的反被尊為英雄，這才是比表面上呈現的亂象更難醫的絕症。
「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人？」其實不需如此麻煩的四十招，看了余杰這本《卑賤的中國人》，抓出專制政體深埋在你腦中的毒蠱，自然能擺脫「卑賤」，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了。
蘇賡哲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
余杰先生和我並非素識，迄今尚未謀面，甚至不曾通過電話，他卻「貿然」邀我作序。
我也不避譾陋，欣然應約，完全是通過雙方文字帶來的精神契合、理念相同所致。我將余杰的這本名為《卑賤的中國人》的新作細讀過後，益發覺得一種心靈感通的莫名愉悅。
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歷來以魯迅享譽最隆，余先生此書的成就，迥出魯迅之上，他立論無所謂「愛之深，痛之切」，無所謂「恨鐵不成鋼」，只是以一個大寫的「人」的標準、以普世價值的尺度，得出自身這個民族適切的評價：卑賤。
留意到余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過魯迅的言論，我自己在寫作時也同樣經常汲取魯迅的能量，魯迅有他恆久不滅，足供傳世的價值。但是，我和余杰，以及若干有反省能力的當代知識分子，對魯迅後半生的自我背叛、走向卑賤，已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和批判。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在法庭登上證人台宣誓作供，他必須保證兩件事，首先保證說的是真話；其次保證所說是事實的全部。因為如果只是事實的局部，就可能誤導陪審團或法官。例如證人說，他在兇案發生前一小時看見被告走進兇案現場，這是事實，但他不說他在兇案發生前半小時又看到被告離開了。他這只說一半的證供，便可能陷被告於冤獄。
魯迅就是一個只說一半真話的證人，被他誤導的民族在一九四九年迎來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政權。他去世時，棺木上蓋了「民族魂」三個大字，這個民族魂其實和他批判的民族同樣卑賤，甚至更卑賤，因為他是故意只作一半證供的偽證者，誤導者。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魯迅對共產黨的邪惡認識得最深刻，但他在證人台上，即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發言時，對共黨的邪惡是絕口不提的。
一個眾所周知的軼聞：毛澤東面對「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的假設性問題時，答曰：「要麼是關在監獄裡繼續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但揆諸魯迅生前的表現，他在沒有安危問題時不肯說出來的另一半事實，絕不會在「解放」後才說來危害自己。
魯迅很在意中共建政後自己的安危。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魯迅致函曹聚仁說，如果國民黨政權崩潰，而他未死，他「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一九三六年，他向地下黨中較具交情的馮雪峰說：「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我！」同年七月十七日，魯迅在寫給楊之華的信上說：「新英雄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很多人的本相。」這些極具穿透力的洞見，從還可以去掃街，到可能遭受即時的危害，可知魯迅對共產黨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危機感也愈來愈深。
有兩件事對魯迅的衝擊極大，首先是顧順章家人被周恩來殺害的事件。顧順章背叛中共，出賣中共地下黨，中共怎樣對付他都可以。但株連及完全不知道顧叛變的家屬，突顯出來的是，共產黨倘能執政，只會視人民的性命如草芥。顧家十多人被殺後，埋在後園，後來被發掘出來，屍臭瀰漫上海十多條街道，報紙頭版頭條報道，魯迅是關注社會新聞的人，當然知道這件轟動一時，令人心寒的大事。因為是中共的罪惡，他便絕口不提。
第二件事是「左聯五烈士」事件。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數十名共黨重要人物在東方旅社開會，被工部局老閘捕房巡捕拘捕。案犯移交給國民黨政府後，二十三人遭到槍決，其中柔石等五人是「左聯」盟員。當時，上海的報紙已報道，他們是「共黨內訌」才被捕的，其後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夏衍、朱正等都說「五烈士」是共黨告密後慘死的。魯迅是左聯盟主，「五烈士」和他關係密切，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是死在自己人手中。共產黨向宿敵告密，借刀殺自己人，比國民黨卑賤得多。如果說魯迅鞭撻民族性的陰暗，何以絕口不提更卑賤的共產黨？
左聯時期，中共捧魯迅作為無知者的偶像，其實不將他當做自己人。因此，魯迅「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我經常讀到他這段文字，心中浮起的感覺總是，魯迅你何以這麼賤，共產黨工頭打你，你還要「起勁地做」。
寫到這裡，余杰何以超越了魯迅已是很明顯的事：魯迅不是一個具備誠信的「證人」，他說出一些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余杰則沒有為任何人隱諱，所以可信。現在這時代，中國的國民性比魯迅的年代更惡劣。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社會其他方面沒有全腐敗，今日則是各行各業全腐敗，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香港本土思潮興起，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催生出來的新現象。一九八九年，香港人介入北京民運甚深，除了動輒一百萬、數十萬人遊行示威外，更直接進入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提供實質援助。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易手，很多今日民主派頭面人物支持所謂「民主回歸」，要和大陸同胞共苦難。當年香港人以為，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不幸被中共壓迫、奴役著，只要中共垮台，中國民主化，中國百姓便得到解放。在這階段，沒有人提倡和中國分離。
然而，二十年來，人們這種看法改變為兩大醒覺。第一個醒覺是，中共原來是得民心的。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贏得國共內戰；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而又在浩劫中穩如泰山，今日的中國人更為所謂「大國崛起」洋洋自得。有人說，六十年代大饑荒，他父親餓死了，翌日他竟然去要求入黨，今日「世界第二強國」行將「奔小康」，還能不支持中共嗎？
香港人的第二個醒覺是，中國人民整體來說並不善良，而是卑賤。這只要讀讀余杰先生在此書中的全方位揭露就可以明白，港人頻繁北上和大陸人到香港「自由行」的相互了解，更是具體印證了中國人的醜陋不堪。要中共垮台已大不容易，要改造十多億從精神上爛掉的人民更不可能，因此，香港人只好希望能夠和他們分隔開來，各走各路。
這就是香港本土思潮，分離意識的來源。二零一六年七月，中文大學民調結果顯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香港人，近四成支持香港獨立；二零一七年一月，親共團體「幫港出聲」的民調，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香港人，有近半不支持反港獨。
余先生在本書所抨擊的，中國喝狼奶長大的年輕「小粉紅」，和香港這些支持港獨的年輕人，前者的奴性和後者的自主性，恰好是強烈對比。
余杰在書中說：「今天的中國人，包括那些拿著他國護照的海外華人，有多少人真正脫離了『精神奴隸』的身分？」我在加拿大一個電台擔任時評節目主持，邀來某「海外華人」的頭面人物，也可以說是「僑領」，作為「平衡意見」的嘉賓。他的言論完全符合「精神奴隸」定義。我問：「你不是入了加籍，宣誓效忠女皇了嗎？」他居然答：「不錯是宣了誓，但我邊宣誓邊用腳在地上劃NO。」在莊嚴的入籍儀式中，他的腳本應跨進民主自由的加拿大，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他卻用它來說不，照樣要做中國的精神奴隸。
電台在加拿大，不是黨的喉舌，電台的台長，應該是一個受人尊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工作崗位。然而有這麼一位台長，遠赴廣東久別了的故鄉探親訪舊，「欣然發現」小時玩伴的表兄弟己當上公安局局長。兩人重新「攬頭攬頸」再續舊誼，酒酣耳熱之際，局長慨然發了個公安證件給台長「玩玩」。台長回加拿大後，經常向人出示這證件，以中國公安的身分驕人。在台長和公安兩種身分之間，他顯然認為公安地位更高。
馬基亞維利在《君王論》裡說：「使人懼怕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李光耀也說：「在受人愛戴與使人懼怕兩者中作選擇，我一向都認為馬基亞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這種專制統治的基礎理論，在中國體現方式之一是公安的橫行霸道，電台台長以為在加拿大做受人害怕的中國公安，比受人愛戴的媒體負責人更有存在意義。這其實也是精神奴隸的表現。
余杰在國外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說明知識分子有機會到國外自由的天地學習，精神依然是中共的奴隸。我所見所聞同樣使人心情沉重。來自中國的高級講師吳小燕在多倫多大學演講，她朗讀了一些國內流行的「順口溜」，內容諷刺中國吏治腐敗和包括嫖娼醜聞的社會陰暗面。在座的中國留學生非常憤怒，指她不配博士和中國學者稱號，還問她是不是中國人。學生聲稱：吳老師說賣淫嫖娼在中國是普遍現象，是侮辱了所有中國婦女。更有學生站起來說，他從小在中國長大，對賣淫現象聞所未聞。說罷獲得全場掌聲。
事後，留學生們在網絡上繼續追擊：「她已經背叛了我們民族」，並討論應該怎樣把這個「漢奸」幹掉。「幹掉」的說法，有時說得十分具體。在加拿大有沒有一千名中國間諜的爭議中，同一批中國年輕人在網上說要向中國國安部或總參情報部申請，「派一個行動小組把你們這些民族敗類給清除掉。告訴你，只要給你注射100cc的凝血劑，世界上又多了幾個癡呆。但這是對加拿大寶貴的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這些人就應該拉去摘取器官，在死前為真正有價值的人作出貢獻。」奴才有時候確實比主人還要心狠手辣。
香港人不願做中國人，台灣人不願做中國人，藏人不願做中國人，維吾爾人不願做中國人。他們並不是將中國人當作一個劣等族群來歧視，而是不願繼續醬缸中那種被奴役的命運。
那?，中國人能否有機會擺脫卑賤的命運？從林昭到劉曉波，有一群靈魂高貴的中國人站起來了，可供願意「因真理，得自由」的中國人效仿。
余杰的這本書是苦口的良藥，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蘇賡哲博士（曾任香港大專院校文史系副教授、香港作家協會秘書長，是港英時代加拿大唯一予以政治庇護的香港人。現今仍在各類媒體從事新聞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