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閱讀蔡前輩的「精彩」人生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人權歷史有關的研習營、會議或紀念活動，大家習慣稱呼政治受難者為「前輩」，以後不分場合，「前輩」普遍成了政治受難者的通稱。一般人並沒有被關過，哪有什麼前輩後輩的關係？不過受難者的青春和自由在戒嚴時代被不義的體制剝奪，實在是替廣泛的台灣人受過，值得感恩，所以敬稱其為前輩，可以說是一種民間先行的轉型正義吧。
我與蔡焜霖前輩結緣是晚近幾年的事，主要是常在景美人權園區審查各種案子(包括口述史、展覽策畫、研究案等等)的場合相遇，會議中經常受教於他，因為他博學多聞、公正體貼，並不是只憑著受難經歷而已，難怪成為主辦單位較常邀請的審查人之一。如今他自己的口述訪問紀錄終於要出版了，而且是由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同事好友薛教授主持、由修過我的課的淑如紀錄整稿，倍感親切。
蔡前輩是1930年出生於台中清水，台中一中畢業之後短暫就業，就在1950年九月被捕入獄，1960年九月從綠島「結訓」回來。他出獄後的人生算是幸運而且精彩，諸如1962年與學生時代暗戀的情人順利結婚，1966年創辦《王子》雜誌，雖因擴充太快等因素三年後遭逢財務危機、面臨破產，夫妻躲到屏東潮州幾乎要跳海尋短，但後來投身廣告事業相當成功，曾經當上國華廣告公司總經理、副董事長，蔡前輩還半開玩笑說這是「名利雙收」，直到1999年三月正式退休。
不過，《王子》雜誌社聚集了不少政治受難者一起工作，因而受到警察機關關切；戒嚴時期經營一份兒童雜誌，也要受到〈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的干擾，從這個角度看，蔡前輩經歷的「兩段」人生其實也是「一段」，他都為我們做了難得的見證。
蔡前輩的判決書罪名是「省工委會台北電信局支部張添丁等案」、也就是紅帽子「匪諜案」，他告訴我們這個案子是「不斷在移送偵訊的過程中持續增加人數」，所謂同案的十幾個人他原本都不認識，其中有三位被判槍決、其餘判五至十二年不等有期徒刑、一位被判感訓。判決書說他「參加非法組織」大概是指他高中二年級參加的讀書會讀的是左翼思想的書，而「曾為叛徒散發傳單」是根本沒有的事，只是被嚴刑逼供與承諾放人(威脅利誘)之下認的罪。
吾人為了理解戒嚴體制對政治犯的處置，很需要更多的受難者現身說法，本書所述蔡前輩的受難過程是：彰化憲兵隊→台南憲兵隊→台北東本願寺→保密局→青島東路軍法處大約三個月（1950年10月14日鍾浩東將遭槍決，希望現場難友為他唱「幌馬車之歌」，蔡前輩跟著唱了）→（軍人監獄人滿為患所以關押於）新店臨時看守所→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內湖新生總隊→從基隆坐船出發到綠島(1951年5月17日)。蔡前輩對以上的時間順序與空間描繪至為清楚，可以做為50年代白恐的標準案例。事實上，目前綠島新生訓導處部分牢房的復原，營舍寢室正常容納120人，超額關到140~150人時，就必須有人睡在後面水槽蓋板子上面，恰恰是蔡前輩所描述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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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民主化以後的台灣，轉型正義包括補償金發放、真相探求、不義遺址復原大致完成或至少有一定成果，要感謝蔡前輩等等勇於出面談論、熱心參與推動；至於威權象徵的轉型或移除，以及政治檔案開放的坑坑巴巴，都是未竟之路，前兩天新聞報導政治受難者去向執政黨要求加速「促轉條例」通過，就有看到蔡前輩的身影。我們後來者除了感恩，應該更加努力工作，才不辜負蔡前輩的犧牲和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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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