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為了因應其國內社會經濟動盪、農村人口帶來的壓力，因此積極地推動官營的移民事業，於是花蓮的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官營三移民村陸續存在。首先成立的吉野村，作為日人進駐墾拓農業移民村的先驅，在近代史上已讓世人印象深刻。《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無疑是讓昔日的吉野村多添了一項重要的傳奇！原來，吉野村不只是日本農業移民的先驅，更接納了許多來自台灣宜蘭、桃園、苗栗、新竹等其他地區的島內移民，當年的他們蓬戶甕牖簞食瓢飲，聽說花蓮「卡好賺吃」，舉家遷徙此處尋求生機，或做日本人的佃農、或憑恃勞動技能賣豆腐、採樟、做木材，展開他們的移動探險。經歷了日本殖民、二次大戰期間美軍對花蓮的襲擊、國民政府遷移台灣等一連串因戰事所帶來的時代巨大動盪，在政治歷史的皺褶中，庶民如何身在其中開展勇敢決斷地冒險，他們透過自身的行動孕生出具有主體性選擇的移動敘事。
相應於單一的時代敘事。《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透過故事中訪談的二十餘位主人翁，將1895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時期，他們的親身經驗透過訪談，讓歷史躍然紙上。書中那貧窮、吃重的農務勞動、挖地瓜、孩子出養送養、男子入贅都是當時農家困窘的生活實況；日治時代，被戰爭動員、殖民者要老百姓推飛機、挖戰壕、挖防空洞、還要背炸彈當敢死隊，成為許多故事主角揮之不去的人生記憶；在殖民政權下，老百姓偷殺豬、偷藏米是老百姓險中求生的伎倆；二戰期間美軍頻頻轟炸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空襲導致書中多數主人翁小學學業中輟，孩子童稚「不怕機關槍，只怕會挨餓」，旋即又因為家貧投入農務勞動中；日本殖民者離開台灣，老百姓開始佔地佔屋，連繳10年稅金，以便取得土地。而，主人翁口中的日本人有好有壞，有的歧視責罵，也有的深具同理心。傅昌銘的母親殺了家中僅有的雞，擺在桌上，全家卻無人想去動筷，那種面對連綿戰事的無助與無奈的情緒，是老百姓面對戰亂無力回天的絕望。
《來去吉野村》透過了這些耆老的故事，應證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一統的論述，能夠涵蓋所有的故事，也沒有一種言說可以含納所有的歷史事實，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這本紀事中的主角是台灣大歷史書寫中罕見的「缺席他者」，卻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他者」，他們以身為鏡，補缺了歷史的疏漏與偏執，指認出那個時代的模樣，為我們開展不同的視角與文化模式的歷史質1。
這本書中的主人翁，約莫與我父親是同一世代的人。我的父親龔彩章，在1949年隨著國民黨六十萬軍隊來台。在河南農村的他看見了軍隊到處徵兵捉伕的殘酷，在生死戰亂中，他選擇了不隨命運擺佈而主動從軍；從軍，對他而言，不是甚麼戎馬關山的熱血激昂，只是他當時求生的選擇，怎知就這麼被迫離鄉一甲子，國民黨讓他成了離散者，台灣成了他終老的故鄉。《來去吉野村》一書中的王裕德，在吉野村經驗到了國民黨的軍隊，他說：「來的國軍好像土匪，大家都說是『穿草鞋的來管穿皮鞋的』」。父親當年是在高雄上岸，當年國民黨部隊裡頭一定有很多小兵們如我父親般滿懷著不甘與憤恨的情緒，被迫打那場不知道為誰而打的仗，然後離鄉背井，去到一個耗盡所有可能的想像也無法描繪的地方。就是在這樣的戰事背景下，這些受到影響牽動的幾群百姓在台灣交會，他們命運不同，卻同樣受到「上層爭權，下層顛沛流離」所苦，戰事動盪，世時翻轉，將數百萬老百姓都拋擲向那無垠的天與地。
不同歷史的遭遇與經歷，就會有不同的故事述說與認識，人的身分不會是僵固和穩定的，總會持續隨著歷史政治而產生變化。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時代是「日治」或「日據」之爭，凸顯了台灣社會關於民族記憶與歷史詮釋的重大分歧。書中人物黃?妹的阿公，參與了號召「驅逐日本，收復台灣」印尼華僑羅福星的抗日活動，父親黃阿書代父背刑，入獄12年，我們只能透過想像，忖思那家族如何詮釋這種壯烈的革命行動；林建智8年內被國民黨調兵6次，只為了「反攻大陸」，到後來卻是無仗可打；他又看見國民黨政府強騙農民的地，忿忿不平讓他對於政治頗有看法，書裡照片中那客廳高掛的「台灣獨立」旗，我猜想就是經歷累積形成了他的政治立場。《來去吉野村》一書，沒機會多對這些豐厚的政治性加以琢磨，我相信，歷史中的人們回觀來時路，應該有著更多值得我們捕捉的睿智。
美國批判心理學家Fred Newman說：「歷史無從失落(Nothing is lost here in history)，所有的事情都會消失在社會中，但不會消失在歷史中。2」透過移動者的足跡，我們回歸到歷史之中，了解真正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發生，我們又是誰，我們不論在實體或是在文字中相遇，而共同取回某種歷史的所有權與根源，這無非是最深刻的學習，書中特別摘錄了四位訪談者的心得分享中，都讓我們看見珍貴的應證了。
而花蓮這個後山之地，向來就是多元族群的薈萃之地。百年以來，花蓮已然呈現多重的移民風貌。日本殖民者在花蓮構築日本式的農村，將「原鄉」的樣板移植打造了和風味的吉野村，企圖在南國的土地上，營造那熟悉又似乎那裡有些違和感的氣氛。台灣的閩南客家人，在原鄉生存不易、天災頻仍、土地貧脊的處境下，因應日本殖民者的開墾需求，徒步、搭船來到台灣東部為自己與家族打造一個新的生命機會。而在花蓮，新一代的島內移民則是來自嬰兒潮世代的中產階級，他們帶著鄉村生活的想望，花蓮成為都市人為了尋求田園樂活而移民的天堂。無論是原住民、灣生者、閩客、大陸、東南亞新住民、退休的專技人士等等，這些人民透過在這塊土地上先來後到，也許曾經篳路藍縷，也許遭遇歧視迫害，然而都為兼容並蓄、海納多元的移民文化注入了無窮的生命力。
行動研究強調，人是自己行動的設計者。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草根社會運動的肉身實踐中，經驗告訴我，移動者不是無根漂流的無限擴張，也不是自憐式地歷史悲劇的受害者。移動者是勇敢的冒險家與展演家，他們專注在地投入，面對風險，時時打量著怎麼對於自己的發展更好，然後等待或是計畫著迎接那有時罕見的運氣，在歷史情境中實踐自己。但是，移動一定程度又會鞏固了原有的社會矛盾，當通過移動衝破牢籠，勞動積累轉來的洋房華廈，新的牢籠仍舊繼續出現，繼續不斷地遞交給下一代新的任務。《來去吉野村》書中的主人物，走過了胼手胝足辛勞開墾的年代，勤勉成就子孫滿堂的家業。然而，當代的台灣，我們正遭逢一個有別於過去的複雜時局，那挾雜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交錯影響，各種族群與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把許多政治歷史與壓迫的原貌搞得模糊不堪，區域發展嚴重不平等、資本商品拜物教的不斷催眠下，扭曲了質樸的人性與人際關係。怎麼面對時局政治歷史的交疊壓治，從歷史中看待新局，我想是我們讀完《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後所要面對的挑戰吧！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