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係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兼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莫內計畫主持人、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副主任。其研究主攻歐洲聯盟政經整合、法國政府與政治、法語文化與教學;個人專著有《法國政府與政治》、《政治生活》、《法國總統的權力》等;另擔任多本與歐盟相關議題之專書主編,包括《歐洲聯盟推動建構共同文化政策的發展與挑戰》、《歐洲聯盟推動建構共同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與挑戰:理論與實際》等。2010年獲法國政府頒授官員級教育學術勳章〔Officier dans l’Ordre des Palmes academiques〕。)
在戰後,最早提出質疑的,便是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這本書起先惹來批評,反對者宣稱在這本「惡的預言書」中,史賓格勒扮演一種類似西方文明的輓歌者。但是,書中預言很快被戰後的物質匱乏、精神衰落所證實。而在二戰以後,《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更加質疑直線進步觀。人們終於拋棄19世紀以來的絕對自信,不再相信人類能終結貧窮與不公;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會遠超過人們的夢想,但其所造成的損害,也大於人們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