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些學生想出一種取巧的辦法：設計投影片時，在呈現實驗結果與圖表之外，直接在畫面上寫好完整的英文結論句。簡報當下，先忠實地按照投影片上的英文句子念一遍，然後指著投影圖表直接說：“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一開始，覺得他們說的「英文」還算順當，後來發現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來拼湊「數據」的手法就跟元代詩人馬致遠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手法一樣，讓讀者在腦袋裡自己組裝風景印象、自己建構意義。對沒有親身體驗的人而言，看不到畫面，就學不到新東西。而且，這種表達手法缺乏推論的過程，只是一堆零碎結果的疲勞轟炸，讓人跟不上演講者所要表達的意思。“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跟以「專業行話（technical jargon）」為基礎的演講形式一樣。專家之間的討論，透過行話，三言兩語簡潔又明確；對初入門的新手，或異領域的聽眾來說，過多的行話只是一種用來讓人墜入迷霧的伎倆。以訓練學生溝通的目的而言，這種演講方式並不理想。
對於學生使用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表達方式，我深感同情。這幾年來談論科學時，我也常常陷在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或是必須夾雜行話來述說科學的尷尬與懊惱。這種尷尬與懊惱就跟畫家對著空白的畫布，或是小說家看著稿紙上的空格的情況一樣。以教書為職業而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說明自己的「科學」，又如何能稱職呢？
實驗室是實作科學家的日常工作場域。科學家自己對於研究的雜事多半也是日用而不知。常常要等到做錯了、被考倒了、被提醒了、撞到了牆，科學家才會反省檢討。生物學家習慣的說理手法與專業哲學家不相同；對我而言，要「將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科學研究內容緊密結合，並且合理說明」的難度，並不亞於新手學生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時所面臨的負擔。面對台灣多數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只是拼湊一堆名詞，「邏輯實證社會建構論；否證常民行動者網絡」、「波普孔恩維根斯坦；拉圖傅科費耶阿本」，後果應該會跟“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剪貼手法一樣，肯定會搞得許多都人頭痛，達不到解說、溝通交流的效果。
近年來，人類文化學者以實驗室為田野，將科學家當作部落來觀察。有系統地以文化誌的角度探索生醫實驗室，最著名的研究是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書中透過甲狀腺激素釋放荷爾蒙（thyrotropin-releasing factor）的發現案例，記錄生物學家日常討論的內容、時間、手勢、語氣，作為分析事實建構的基礎。他們在現場勘查也包含實驗室的空間配置，用來呈現文獻與儀器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後見之明（Hindsight）」這種幽微的解說方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面相。對我來說Latour及Woolgar在《實驗室生活》所描述的科學場景，跟我自己的認知也有相當大的距離。因為認知經驗不相同，缺了共同的對話基礎，只是抱怨他們的「理解有差異」，連爭論、吵架都有困難，根本於事無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