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時代的創新者
余秋雨
張忠謀先生在台灣，家喻戶曉。以他為董事長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無論從掌握的資金、還是每年獲利，在台灣都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在民意調查中，成為最受尊敬的十大企業家之一。但奇異的是，十大企業家中只有他一人並非成長於台灣，而是五十四歲時，才單槍匹馬從美國回來。因此，他在台灣的驕人業績，都創建於高齡歲月。
他的自傳從一開始就寫清楚了自己的兩大文化背景。一是對民族救亡的激情，二是對中國文學的愛好。「對民族救亡的激情」應該說從他祖父一代就形成了，由「百日維新」，「民主」、「科學」到顛沛流離，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與民族的安危緊緊相連，這就是他落筆第一句所說的「大時代」。「大時代」是他不可選擇的背景，既使他一生器宇軒昂、憂國憂民，又為他設置了某種心理上的敏感和障礙。另一個滋養他、又束縛他的背景是中國文學，他從早年開始就接受了先秦諸子、《史記》、《三國演義》、《紅樓夢》、桐城派和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白話文學，甚至差一點要想去做中文作家，被長輩以難以謀生的理由阻止。這兩大文化背景，各自都有美好的內涵，而且各自也都能通達現代，但是顯而易見，由這兩大背景鑄就的人，一定不是今天的張忠謀先生。張忠謀先生並沒有遺棄它們，只讓它們成為一種人生積澱，而不是生命主幹。這便是他在年輕時在美國完成的文化轉型。
術道兼具
文化轉型，要以文化的力量來完成。許多中國留學生熟悉了西方語言，習慣了西方生活，又掌握了專業技能，乍一看好像也完成了文化轉型，其實未必，因為他們把持的只是「術」而不是「道」，而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取代道與道之間的對峙和對話。
好像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擺佈，張忠謀先生的三叔高瞻遠矚地替他先選擇了一年哈佛，而不是立即進入專業最對應的麻省理工。他在哈佛的一年，幾乎全方位地沈入了西方文明，從荷馬、彌爾頓、莎士比亞、海明威、奧斯汀、蕭伯納，讀到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和歷屆美國總統的演講，同時訂閱美國主要報刊、聽音樂、看演劇、參觀博物館、參加球賽和舞會、結交美國朋友，如此覆蓋遼闊又如饑似渴，當然會影響專業學習的時間和精力，但從生命全程來看，真可以說是「磨刀不誤砍柴工」，他從根本上對自己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張忠謀先生後來主持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為業，回台灣後又開創高科技企業，這種勢頭確實不是一般的中國留學生所能長久保持的，他的根本奧秘就在於那次從哈佛開始的重新塑造。他喜歡引用海明威的話，把自己在哈佛的獲得說成是「可帶走的盛宴」，並認為這餐盛宴滋補了他一生，包括他所從事的那些似乎與人文領域關係不大的科技工作，直到今天。
摘自《張忠謀自傳（上冊）》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