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當人們可以透過書本與網路同時閱讀各種不同文明中的經典之時,我不強調從異準性(incommensurability)的觀點來看中、西及其他思想傳統的著作,反而強調其共同可理解性與可通譯性。也因此,當我歷來引進不同思潮之時,心中常存著相互交談、相互豐富之意。在此脈絡下,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連同詮釋學(hermeneutics)和科技哲學(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等,可說是由我最先引進中國與台灣的西方當代思潮,其中,詮釋學與科技哲學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即已與中國哲學互探深淺,相互交談,相互資藉,甚至相遇相通。而我與建構實在論的相遇,則在九十年代,可謂相見恨晚,也因此,將建構實在論與中國哲學來相互交談,相互豐富,便成為我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重要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