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

序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關於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研究，有價值的論文為數不少；但是以專書形式出現的則不是太多。為君兄這部論著《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是近年來探索此一問題的重要專書。《啟蒙、理性與現代性》一書由兩個部分所組成，每個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主要討論啟蒙運動的一般問題，特別集中在啟蒙、理性與現代性等三大議題；第二部分為經驗研究，重心乃討論新文化運動早期啟蒙思想的發展及其涵義。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本書是對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回顧，其心境既不是紀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進行對時代的反思。

　　第一章〈「新」之心態與論述〉，主要在探討「新」如何從近代中國一個特定的政治、文化與思想「概念」，快速地發展成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論述」，並且進一步地轉化成呈現時代精神意義、具有普遍性質的「心態」。這篇運思多年的論文是本書的主要核心之一，作者指出，在近代中國啟蒙運動時期，知識菁英一方面將「舊」視為落後與恥辱的象徵，另一方面將「舊」簡化為「邪惡口袋」：傳統裡那些具有唯心主義成分的知識、缺乏工具性價值的理念、無助國家富強的學問與德性，都有機會被點名批判後，拋入被宣稱為「舊」的「邪惡口袋」。丘教授宣稱，「新」作為啟蒙運動世代的一種重要心態，被啟蒙世代視為「善」的象徵，相對地，「舊」則被看成是萬惡之源。「新」作為「舊」的對立面，不盡然是時序先後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具有意識形態意義的善惡之別、是非之別，與高下之別。丘教授認為，「新」從概念發展成近代中國一個強大的論述，並且成為時代心態，其發展至少包含了三個發展因素或三種進程：轉型時代、新文化運動，與一戰後的新秩序。

　　第二章〈權威與自由〉，作者主要關注作為啟蒙時代重要價值之一的自由主義，如何於近代中國的啟蒙情境下，在權威與去權威之間擺盪並尋求出路。晚清到民初，是具有長期而穩定特徵的中國舊社會政治秩序崩解的年代，丘教授指出，在此一傳統權威瓦解與新秩序重建的「轉型期」（1895-1925）歲月裡，近代中國面臨一種兩難局面：一方面思慕西式的自由理念，期盼能早日免除傳統帝制的專制權威，與來自國外的帝國主義權威；另一方面，近代中國又在充滿不確定感的矛盾心態中，仰望新權威的來臨——一個能為人民帶來福祉的強大國家與政府。這種渴望自由但又企盼權威的衝突心境，成了近代中國知識菁英焦慮的主要來源之一。本章主要從個人意志與集體意志、自由與倫理，以及權威與自由等三點，來批判地反省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尤其是早期）的歷程。

　　第三章〈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中，作者對其恩師張灝教授提出的重要觀念——「轉型時代」的發展過程，做出較為深入的介紹與分析。「轉型時代」（the transi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a）是指「甲午」到「五四」約三十年間（1895-1925），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承先啟後時期。張灝先生最早提出「轉型時代」理念之處，是在他1971年出版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書，這裡所謂的「轉型期」，是指1890至1911年前後。換言之，張灝先生在此書為「轉型期」正式劃出起點：中華帝國最後二十年。作者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張灝先生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日漸將研究旨趣下延至民國時期，其中尤以對「五四」的討論最重要。此之前，「轉型時代」通常是指1890至1911年之間的晚清時期，但是一九八○年代，當張灝先生的研究旨趣進入民國時期之後，「轉型時代」的概念開始被修訂，成為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期間。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張灝先生正式提出「轉型時代三十年說」，將「轉型時代」由先前的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向下延伸五年成為三十年，修正了先前的「轉型時代二十五年說」。簡言之，作者注意到張灝先生的「轉型時代」概念，至少經過四期的發展，有過四重轉折：即是由「轉型時代晚清說」，向下延伸進入民初的「五四」時期，成為「轉型時代晚清民初說」。

　　本書的第二部分主要討論新文化運動早期的思想發展與涵義，作者以啟蒙議題為中心，討論了「轉型時代」具代表性的三份雜誌：《東方雜誌》、《甲寅》和《新青年》。這一部分，丘教授並不是外部地分析雜誌與啟蒙運動的一般關聯，而是從「歐戰」的角度出發，探索一次大戰如何形塑了五四啟蒙的思想脈絡，以及《東方雜誌》與《新青年》如何看待歐戰的。

　　在第四章〈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中，作者提出的問題是，在什麼意義上「歐戰」帶給了中國啟蒙衝擊？以及這種衝擊的性質是什麼？本文的核心議題「作為啟蒙的歐戰」所探討的問題是：大量有關「歐戰」的報導，使近代中國對令人敬畏卻又帶有神祕氣息的西方文明，產生前所未有的親近性。這種透過新興傳播媒體所帶來的對西方文明的親近性，改變了晚清以來中國認識西方的途徑與方式，即由「菁英式啟蒙」轉為「大眾式啟蒙」。本文指出，「歐戰」對中國至少有四種啟示：第一，近代中國主要是從「文本」的意義上體驗了「歐戰」。第二，日本與英國聯手發動的山東戰役，使中國的「歐戰」經驗，不僅止於虛擬的「文本」經歷，也在真實的情境裡體驗到砲火的滋味，並啟動了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五四學生運動」。第三，「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產生一種「啟蒙式」的親近。中國知識界第一次從「啟蒙」的意義上，深刻地見識到西方「富國強兵」的內涵與真相。近代中國的「啟蒙」經驗，由先前的「理論導向」，轉為「傳播導向」。第四，「歐戰」使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由敬畏轉為懷疑，由樂觀轉為悲觀，西方「文明」與「野蠻」共存的現象，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困惑。

　　第五章以〈《新青年》論歐戰：陳獨秀幾近世界觀形成的考察〉為題，主要探討具體呈現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新青年》雜誌。1915年秋，由日本返國的陳獨秀（1879-1942）在上海創刊了《新青年》，本章的探討重心為歐戰與《新青年》的關係，尤其是歐戰對《新青年》雜誌的靈魂人物陳獨秀之激進主義世界觀形成所扮演的角色。傳統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的形成，多半從反傳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個角度觀察，而比較少注意到歐戰的因素。本章對此問題主要從三個角度出發：第一、在一戰期間誕生的《新青年》，如何看待這個史無前例的大戰？第二、歐戰在西方所帶來的重大改變，對《新青年》有什麼啟示？第三、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輿論，《新青年》的旗手陳獨秀如何透過歐戰的思考，形成自我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與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有什麼樣的關聯？

　　本書最後一章〈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1914-1919）〉，作者從《甲寅雜誌》與《新青年》兩本啟蒙性雜誌的核心理念出發，探討兩個影響近代中國面貌深遠的知識社群之思想傳承與意義；以及民初世代的代表性知識菁英，對來自革命問題與國家想像的反思。本文的出發點是反思五四啟蒙一般的形象——全盤性反傳統。作者指出，五四的核心人物，有意識地與所謂的「舊時代」、「舊傳統」、「舊價值」及「舊世代」劃分，他們透過以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包裝的、具有激烈破壞性質的「革命」概念，以彰顯其具有現代性意義之「新」的形象與啟蒙的特殊性。其次，五四運動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也強調近代中國啟蒙運動這種決裂而不是延續的特質。第三、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傾向於將傳統與現代對立，以理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困境；另一方面，則以此角度批判其傳統，視其為進入現代社會的主要障礙。第四是中共的史觀。在五四運動爆發後才誕生的中共，將五四與其建黨連接，壟斷了五四的論述權，視五四為具有正面能量的現代中國之開端，並使之與負面形象的封建傳統對立。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一方面從橫向的角度，比較《東方雜誌》和《新青年》對歐戰的不同態度和看法，從歐戰的角度探索五四知識分子的內在分歧；以及另一方面從縱向的角度，比較《甲寅》和《新青年》這兩份雜誌，考察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醞釀過程——尤其是它的海外血統：同一群啟蒙知識分子，如何從海外的政治性的《甲寅》，演化到本土性的、文化性的《新青年》。

　　為君兄與我相識將近四十年，從學生時代以來，他便對啟蒙及批判威權抱有濃厚的興趣。後來他的研究，雖然跨越了魏晉思想、戴震研究、道光時期思想、乃至於牟潤孫的史學歷程等。但在他即將退休之前，將「啟蒙」方面的文章與思考作一總結，可謂「不忘初衷」、「一以貫之」。我回想起將近四十年前，當大家以啟蒙理想批判黨國威權體制之時，為君兄總是義憤填膺，這使我懍然了悟這一本書帶有自傳性質，同時也帶有現實的微言大意。是為序。

自序

丘為君（東海大學特聘教授）

　　本書是一位戰後嬰兒潮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反省。這些反省主要是藉著近代中國「轉型時期」（1895-1925）這個知識場域，圍繞著啟蒙、理性與現代性這三項議題，對我們這個時代所出現的特殊面貌，作出宏觀與微觀的反思。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在歷史經驗中發生過的許多標竿式的價值，在歷經百年之後，仍然還活躍於當下我們所處的時空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所面對的「過去」（past）其實並沒有真正地過去，是「活的歷史」（alive history），而不是「死的歷史」（dead history）。也因為這個「時代反思」的緣故，本書的論點有許多都可算是「不合時宜」的思考。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時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一書的第二部分「歷史的利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指出，人類的生活是與歷史休戚相關的；但這位哲人也提出警告，在公共領域裡過量的歷史是對人有害的（excess of history is harmful to the living man）。這裡，尼采區別出三種歷史：紀念的（monumental）、古玩式的（antiquarian）和批判的（critical）。和尼采一樣，對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回顧，本書的心境既不是紀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反思。就這點而言，本書並不企求獲得廣大共鳴，但如果這些反思的嘗試能引起一些同好的迴響與關注，那麼這些努力也就沒有白費了。

　　本書的出現，受益於許多朋友、機構的協助。首先要感謝的是科技部（與前身國科會），以及擔任審查我申請案件的學術先進，受賜於這個機構所給予的長期經費資助，使得這些漫長的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其次，我要感謝老友王汎森教授賜序，以光我篇幅；過去四十年來，不論是私誼還是公差，他總是無私地分享他具有龐大能量的睿智，激勵著我的思想探索。在資料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的豐盛收藏與專業服務，給予研究者莫大的方便；我尤其要感謝呂芳上與潘光哲兩位教授，對我尋求研究材料方面所給予的協助。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提供了研究者便捷的關鍵字搜尋工作，省去我不少資料檢索的時間，這裡要特別感謝該數據庫主持人鄭文惠教授與行政人員邱偉雲博士等的幫忙。我的研究助理們，鄭欣挺、石光甫、蕭宏州、陳冠君等都戮力協助，謹此致謝。中國大陸方面，我要謝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與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鄒小站與彭珊珊等教授在材料蒐集方面的協助。在現代性議題方面，下述這些學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故友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黃金麟（1961-2017）、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朱元鴻，以及教育部資助的2003年計畫案「東西文明的現代性：對話、反省與批判」東海大學文學院團隊：彭錦堂、苑舉正、陳俊啟等教授。最後，本書兩位審查人寶貴的意見，使個人受益匪淺。如果不是他們坦率的批評與指正，這本書的面貌將不會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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