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比較視野下的明清市場演化史

一、「數目字管理」中的經濟、法律與文化

二、由「數目字管理」到「市場演化」：超越二元對立的比較經濟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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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由蘇州商人結社方式變化看明清城市社會變遷

第一節　組織方式的長期演變

第二節　自稱與他稱：經濟功能的轉型

第三節　公共財產保護機制的加強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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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　　?

第一節　商人如何支配生產？「放料制」運作與「工廠制」爭議

第二節　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一）：交易成本的變動

第三節　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二）：法律制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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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八世紀蘇州棉布業的工資糾紛與工作規訓

第一節　蘇州兼為全國商業中心與「罷工之都」

第二節　質檢驗收、工資談判與新工作規訓的形塑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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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

第一節　政府鑄幣需求與銅材市場規模的擴大

第二節　滇銅產銷組織中的官商關係

第三節　滇銅流通過程中的利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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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代中期重慶船運糾紛中的國法與幫規

第一節　重慶城航運業發展、經社結構與船幫團體的形成

第二節　船運糾紛的類型及其調解/審理過程

第三節　制度變遷中的「國法」與「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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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九世紀前期重慶城的債務與合夥訴訟

第一節　重慶城的經濟與社會

第二節　重慶商人債務訴訟的證據問題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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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明清中國商業書中的倫理與道德論述

第一節　綜論與舉證交錯：《客商規鑒論》的商業訓練與教育

第二節　體系與註釋綰合：由《客商規鑒論》到《商賈便覽》的演變

小結　

結論

徵引書目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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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節錄）



比較視野下的明清市場演化史



　　西元十五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前半的四百年間（約為西元1450-1850年）是傳統中國經濟變化的重要時期。儘管明清中國經濟發展程度存在著地區差異，而相關研究者在概念、方法與論證方面也有不少重要爭論，但前述四百年間明清中國市場經濟逐步擴大，基本上已是多數學者的共通看法。學者曾經使用不同方式解釋這段時期中國經濟變化的總體趨勢，或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或名其為「廣泛性成長」（extensive growth），乃至命名為「沒有發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學界針對前述四百年間明清市場經濟變化所做的具體考察，主要集中在長程貿易與經濟區域分工兩個面向。有學者考察當時進入長程市場的商品數量規模，以及構成長程貿易大宗商品性質兩個層次，論證十五世紀後半國內長程貿易逐步擴大，到了十八世紀已然大致形成一個全國市場。當時中國全國市場是由三大商業交通網路構成：一是以長江中下游航道為幹道而組成的東西向國內網路；一是以京杭大運河、贛江、大庾嶺商道為幹道而組成的南北向國內網路；另一則是由廣州到東北沿海的海運網路。眾多商人組成商幫在全國市場進行長程貿易，而長程貿易的大宗商品則以稻米、棉布、食鹽等民生必需品為主，改變了之前中國長程貿易多以奢侈品為大宗的商品結構。有學者指出：由1500到1840年之間，中國國內已形成大規模商品、勞動、資金與訊息交換的全國市場。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從人口與大宗商品流動促成的全國經濟區域分工立論，指出清代前期國內可謂出現了「已開發、開發中、未開發」三大地理區塊的經濟分工現象。相對而論，江南、浙、閩、廣東屬於「已開發」區域，由此向中國其他地區輸出資本、技術與紡織產品；至於「開發中」與「未開發」區域，則向「已開發」地區輸出各種農業、工業與礦業原料，諸如湖廣及四川的米，西南地區的木材、雲南的銅，以及東北的高粱、大豆等。簡言之，當時中國在「已開發、開發中、未開發」不同地區之間進行的大宗貿易，以及人口、資本、技術流動，促成清代前期全國經濟區域的專業分工。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基於清代前期中國出現經濟區域專業分工的考察，有學者開始以「斯密式經濟成長」（Smithian growth）描述明清中國此項重要的經濟變化，強調區域經濟的專業分工也是重要的經濟成長方式，並且藉以反思學界過於強調英國工業革命那種「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經濟成長模式所可能帶來的嚴重偏見。



　　王國斌指出經濟成長至少可區分為四類不同形態：一是由勞動分工與商業擴張所引起，二是由投資增加所引起，三是由技術進步所引起，四是借助更有效率經濟組織提高產出所引起；並據以認為：直至西元1800年前夕，明清經濟其實深受勞動分工與商業擴張的第一種成長動力所影響，此種變動即是「斯密式經濟成長」，其成就並不遜於當時歐洲先進地區的經濟成長。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也基於眾多相關論著，論證直至十八世紀末年之前「斯密式經濟成長」其實同時是中國江南與同時代西歐共同經歷的一種普遍性經濟成長模式。與此同時，李伯重也以西元1550到1850年間江南紡織業為例證，反駁那些主張傳統中國手工業只有「量的增長」而無「質的變化」的提法；李氏指出：當時江南的絲、棉紡織工業不僅在總生產量和從業人數都有巨幅「量的增長」，在生產方法、工具、效率方面更有組織創新與勞動生產率提升的「質的變化」，此可稱之為明清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無論是王國斌、彭慕然指稱的明清中國「斯密式經濟成長」，或是李伯重概括的江南「早期工業化」，這些研究都對西元1800年之前中國經濟落後西歐的既有提法提出了嚴肅質疑。在質疑與辯論過程中，明清經濟史研究存在的「西方中心論」也常成為反思與批評的重要對象。然則，如何界定明清經濟史研究的「西方中心論」呢？王國斌有精簡的概括：在解釋中國經濟史時，總是以「何以未發生」像歐洲一樣的歷史變遷，來做為考察中國經濟變化相關問題的前提與預設。在筆者看來，儘管受到不少學者質疑與批評，但各種形式的「西方中心論」至今仍對學界與大眾理解明清經濟史產生重大影響。



　　本書希望也能反思「西方中心論」對深入理解明清經濟史帶來的種種問題，但在正式進行討論之前，還是有必要針對「西方中心論」如何影響明清經濟史做些梳理，筆者選擇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與「數目字管理」兩個概念做為分析對象，一方面用以呈顯明清經濟史如何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具體影響，另一方面也藉以展開本書主張由「經濟、法律、文化」三者互動關係分析明清經濟變化的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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