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浮生後記：一而不統

序

沈君山（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從清大退休的。對有些人而言，退休是生命的一個大轉折，是從人生的舞台上退下來了；我的感覺卻只是人生旋轉舞台又轉過了一景。

　　「退休」是一個現代名詞，中國從前稱之為「致仕」。「仕」是官或公務人員的意思，致仕就是從官場退下來，不再吃皇帝老子的飯了。但是「士」還是士，那個時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幾乎是士唯一的專業，讀書人總要到仕途去轉一趟，才算盡了讀聖賢書的本分。致仕則是回到士的本色，是從官場上退下來，但不是從人生舞台退下來，而且在農業社會，士還有他發揮的空間。

　　現在時代不同，市場經濟下，社會專業劃分得更細、競爭更激烈，形式上個人或者很自由，但壓力的束縛也許更大，無形軌道的限制也許更緊嚴，一旦退休，壓力和束縛忽然都放鬆了，是一個「量子躍變」（Quantum Jump），需要很大的調適。

　　我的人生經驗較不同，已經經過了兩個大轉折。二十五歲出國是第一次，從台灣到美國，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調適。但像我們那代的菁英青年一樣，也只有盡力在潮流安排的軌道下向前衝。十六年後，我在四十一歲時回國，是第二春，也是第二個大轉折，變換了軌道，其後又度過二十五年。其間雖然擔任過短期的公職，也參與了很多社會活動，但基本上還是在校園度過，過的是士的生活。從學校退休，有形的責任沒有了，無形的空間也許更大，也可以說人生第三春的開始吧。

　　在退休前後，與傳媒界的一些資深同仁聊天，都是很久的朋友了，曾被訪問也偶寫專欄，忽然發現自己一下就從青年才俊跳到「走過從前」的見證人了。被半開玩笑的問：「那你以後做什麼呢？」當時的總結是「做我所愛，愛我所做」。後來想想，改了一字，「做我所能，愛我所做」更適當些，雖一字之差，「能」和「愛」，是有距離的。

　　人退休之後進入老年，有兩個不同方面的忌諱：一是消沉下去，覺得自己是用舊了的，只能做汽車備胎的第五只輪胎，在各種場合都退縮不前；二是絕不服老，對於已經失去或至少已漸褪色的才智、容貌、權力、熱鬧更加眷戀，不願接受現實，逆天而為，所謂老年戒之在得的「得」，大概就是指這種心情。要避開這兩個對自己、對社會都不好的極端，首先要瞭解，並且接受自己當前所「能」，然後量能而為，做自己能做的，自然也能愛自己所做的。

　　這個想法在當時也只是理論上的思索，覺得實際上自己智力、體力離這需要警惕的境界還遠得很，只是當做一種指導原則，以規劃未來。我選擇了四個範圍：科普寫作、科學教育、兩岸關係和棋橋旅遊——有社會責任，有個人嗜好，在這四個範圍內，量力選擇而為。這樣有大半年，不與世爭，為己能為，愉快自在。

　　但想不到，真正面臨抉擇「做我所能」的時刻卻提前到來。一九九九年六月，我從雲南麗江做了一次旅遊回來，非常之累，又忙著籌辦吳健雄科學營。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主持開會，已經覺得腳很重，提不起來，可是沒有警覺，覺得沒有關係。到星期五晚上還為清大成立科技管理學院的事，和劉炯朗校長及彭中平教務長一齊參加一個應酬，出來時走路已是一拖一拖的了。

　　自己開車回去，車又停得很遠，拖著腳走到家，一頭的汗，洗了個澡，爬上床。星期六起來，腳沒有輕些，就躺在床上，到下午覺得愈來愈不對勁，太太帶著小孩上陽明山娘家去了，只有打電話給母親，她叫我從前的祕書吳錚女士來看我。她一看就說我中風了，趕快叫了計程車上醫院，到時是晚上六、七點，還能走，是自己拄著雨傘當拐杖走進去的。

　　那天是週末，大醫生休假去了，一個實習醫生，看了看、扳了扳我的手指，說是中風，但不知是栓塞還是溢血，要觀察，把我往急診室一放，就走了。吳祕書一邊打電話給我太太，一邊跟我說：「趕快找院長或者副院長，你不是都認識嗎？」我正在猶豫，妻已從山上趕到，我們想週六深夜為這點「小事」麻煩人家，也許不必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單獨在急診室的一個房間的小床上度過。對中風我並不瞭解，但是漸漸的感覺手指、腳趾不聽使喚了，這是很可怕的感覺，是不是就此癱瘓呢！那時開始想今後生死的問題。

　　到了星期天早晨，手臂不能抬，腳不能動，嘴巴也開始發麻，這才真正開始緊張，趕快去找一位平常認識的副院長，他在十點多趕到，一看就知道是中風，而且慢慢的在惡化，但他不是專家，不敢下診斷。那時已是星期天中午了，趕快去找神經科的醫生，下午四、五點科主任趕來了，匆匆的診斷一下，判斷應該是栓塞，而且確實還在加劇，趕緊打針吃藥，緊急治療。

　　兩週後病情穩定了，又轉到復健科，準備在這兒住上較長的時間，一方面是復健，一方面是讓自己習慣以後要過的新生活。當時怎樣也想不到，這「新」生活、「舊」生活有這麼大的差別！

　　在過去「殘障者」對我只是遙遠的名詞，當然有同情，對殘障而奮發向上的，也有適度的尊重，但都是很遙遠的，是和自己不相同也不相關的另一類人。這次卻真正成了殘障界的一員了。醫生告訴我，復健不是復元，不可能完全恢復從前的生活，能恢復幾成，要看中風的輕重和對復健的投入。像我的情形，血管栓塞的時間很長，運動控制神經受創頗重，現在復健只能設法使從前不用的後備神經，活躍起來，作為補救。

　　總之，以後要適應行動不便的生活，這一點心理上先要接受。其次，中風過的人第二次中風的機率，比沒有中風過的人要高幾倍，我中風的原因是血管硬化，相當嚴重，再次中風的機率更高。追問之下，最後又坦白的告訴我，五年內再度中風的機會大概有一半以上。

　　台大復健科的病房是在舊大樓的一樓，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建築。房子雖舊，挑高頗高，樓外有一個封鎖了的花園，似乎很久沒人進去過了，但還給人一種花木扶疏的感覺。同樓的病友二、三十人，各式各樣病因的都有，中風的占了一半以上，每天見面，久了也漸漸相識。初去時，有一段時間，每天午夜都聽到一聲聲抑制的長嚎，是一位因骨癌把腿鋸去了一半的年輕人，以後還有幾十年活，午夜夢迴在抱怨上天對他的不公。

　　還有一位長期坐著輪椅的老先生，第三次中風了，被外傭推著，每天下午三時從病房出來，準時到走廊裡，對著窗外的花園，怔怔的發呆，空洞的眼神，不知是看穿了一切，還是看不見一切。

　　三點正是我出來拄著方圈拐杖練習走路的時候，要從他輪椅旁繞過去，一個多月，天天相見。看護告訴我，這位老先生三年多前第一次中風，出院時還不錯，是拄著拐杖自己一蹓一蹓的走出去；去年第二次中風再來，就不行了；今年第三次中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意識也不清楚了。

　　人生的舞台原是不停的旋轉，一個人要扮演的角色，有時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不要讓自己太痛苦，也不要對別人太妨礙，這樣最低限的目標，還應是自己可以控制甚至主導的。生老病死，人生必經之途，今天忽然中風，雖始所未料，但看著這位老先生的背影，人是不是一定要走到這樣的地步呢？

　　我九歲時，母親忽因中風在實驗室去世，我看著她下葬，慢慢的沉到墓穴下去，給我很深的印象。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怕死，不是怕生命的結束，而是怕一個人孤零零的埋在漆黑的地下，太寂寞、太孤單了，中夜夢醒，還常幻想怎樣到墓裡去陪伴母親。

　　後來長大，這樣的恐懼漸漸消失，也許是埋藏到下意識裡去了，而知識漸增，從老莊的哲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到科學的宇宙論、進化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地球的生命不過是太空宇宙間無數生命的滄海一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界生生不息有其自然的法則，這樣漸漸形成自己的生死觀：個體的生死不過是群體延續的一個小環節。

　　像電視節目常有這樣的鏡頭：豹子、老虎這些生命力最旺盛的生物，在受傷衰弱面臨死亡的時候，就自行尋找一個陰涼隱蔽的樹蔭，慢慢踱進去，先是站著，眼神漸漸渙散，然後屈膝蹲下，忽的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閉就結束了；在天空盤旋的兀鷹等候已久，在這一刻蜂擁而下，瞬息間只剩一堆骸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雪山盟》（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一開始就是一隻雪豹的殘骸，在雪山之巔。這些畫境，就像卡通片，中風後我深夜躺在病床上，訓練伸屈不聽使喚的手指時，一張張閃上心頭。

　　一九七○年代初，我就主持過安樂死的座談。近年來，也寫過一些探討科技對倫理的影響，尤其是生老病死的文章，但那都是從理性出發，超然的學術性討論；這次是切身的問題，主角是唯一的我，而不再是統計中的一個數字。死亡是一切的終結，這個我，沒了就沒了。

　　如何在老病中以理性的態度邁向和接受死亡，中風以後，開始認真思考，又想到如何實踐的問題，漸漸的歸納出一個個的結論。首先，想清楚什麼時候該接受死亡，然後，如何面對死亡之前的老病。人生許多煩惱都是因為有了抉擇才有，本來生死是一種自然過程，是上天決定的，閻王要人三更死，誰也無法留人到五更；但「人」定勝天後，一切有了改變，三更到五更之間是可以商量的。於是，個人願意忍受多少痛苦，社會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就成了一個可以抉擇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我躺在床上，望著不能如意伸屈的左腳趾，聽著隔壁斷斷續續傳來的嚎哭聲，得出選擇延續生命的三點結論：

　　一、對自己，不會是一直的痛苦。

　　二、對家人，不會成為不可忍受的拖累。

　　三、對社會，不會成為毫無貢獻的負擔。

　　這樣，活下去才有意義。

　　後來，把這三點綜合起來，再更具體的寫了一份生命遺囑，成為遺囑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我，沈君山，一九三二年生，今年六十八歲。鑑於此生已盡了對社會的責任，今後，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在此一原則下，立下此生命遺囑（Living Will）。

　　一、消極終止：在本人因病或其他原因，進入永久昏迷（permanent unconsciousness）或不可復原之終極狀態（irreversible terminal condition）時，不必以任何人為方式延長生命（例如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人工調頻、人工呼吸、鼻管餵食、心臟電擊，或其他救治行為等），應儘量減少痛苦的讓本人自然結束生命，免除痛苦而有尊嚴走完人生。其處理方式在本人無意識判斷時，授權下述被授權人（authorized agent named below）依上述原則執行。

　　二、積極終止：由於自然或意外原因（例如嚴重中風或車禍），本人腦部或身體受到不可復原之傷害（non-recoverable damage），生命雖或仍可自然維持，但—— 1. 此傷害將使本人之精神及身體陷入長期痛苦之狀態。 2.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3. 維持生命對家人及社會將造成沉重之負擔。在上述情形確定時，本人將以積極方式尋求生命之終止，屆時或將尋求被授權人或相關人士做直接或間接之協助。為避免上述人士擔負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於此授權被授權人得在上述假設情況發生時，以積極或消極之方式協助本人終止生命，有尊嚴的走完人生。

　　三、在立此遺囑時，見報載荷蘭已在討論立法通過安樂死，其條件與本遺囑所述相似，惟無法忍受之痛苦僅限肉體方面，本人則認為應包括精神方面，但必須是因老化或傷病已陷入長期精神痛苦，且無法復原之狀態。本人瞭解目前在我國（台灣）尚無積極終止生命之立法，故（二）僅為原則性之敘述，在被授權人協助本人合法方式尋（二）之實踐時（例如出國至有積極安樂死立法之國家）免除其道義上及法律上之責任。

　　決心用文字寫下其法律效力的生命遺囑，起因是在醫院病房親睹吳大猷先生一段生死的經歷。

　　吳先生是我國學界前輩，中國現代物理的引進者和啟蒙者，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他於一九九五年八十八歲時從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引退，一九九九年因心臟病發住院。那時他已九十一歲，各方面都已經很虛弱，入院之初一度瀕危。他曾經表示不要人為急救，但醫師的天職是挽回生命，在沒有清楚的表達下，還是努力救了回來，而以後吳先生就沒有機會再做這樣的表示了。

　　六月中，我中風住院時，病房在十五樓，而他的病房在十四樓，就常去拜望他。吳先生腦筋還很清楚，但已愈來愈難表達，靠了維生系統維持。他後來完全不能與外界溝通，只有熱愛他的義女呤之每天照顧，為之憔悴不堪。吳先生在次年三月去世，去世前幾天還不慎把舌頭咬下一塊，想是十分痛苦。

　　我在台大醫院一直住到七月底，後來回到新竹繼續居家復健，每週去醫院一、兩次，檢查病情，有機會仍去探望吳先生，看到他逐漸的陷入完全無知無助的狀態，受到很大的痛苦，每次都令我震撼。想到物理學家派易士（Pais）在他的名著《愛因斯坦科學傳記》描寫愛因斯坦接受死亡的一段：「愛氏在晚年知道患了腫瘤，他告訴醫師不要為他開刀打點滴，他說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要尊嚴的離開，用人為的方法來延續生命是沒有格調的。他問醫師，會不會是很痛苦的死亡，醫師告訴他會有點痛，但很快會過去，愛氏安心了，繼續做他的統一場論計算。他在睡夢中去世，病床邊的小几上仍攤著未完成的計算。」

　　派易士的這本書，吳先生是極喜愛的，也不止一次的向我提起，要我細讀。愛因斯坦的天才，凡人不可及；但他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死亡的過程，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吳先生一生浸沉科學，是極理性的人，一定也想效法愛氏處理自己的生死；但竟不能如願，拖延了很久，自己和親人都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走到終點。我每念及此，為之痛惜不已，也引起我的反思。

　　人定勝天的境界是人類一直嚮往的，但是真正到了這一步，實在是很可怕的。能力超越智慧時，如何用有限的智慧去運作無限的能力呢？對於生死，現在當然還不能完全主宰，但可以規劃了，可以有限的延長，也可以不要延長。科技進步又進步，但科技總還應是為人服務，不是人為科技服務；人還應是科技的主人，不是科技變成人的主人。生死者，人的終極大事。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寄托於來生再世；但那終究是未可知的，能真這樣相信是福氣。

　　但在此世，這最後的一段時刻是實在的，是人作為自身主人最後實踐自己的自由意願的時刻，但那時是如此虛弱。「生命延續得愈久愈好」，這傳統的價值觀已經根深柢固，在前科技時代或許是正確的，因為上天自然會為個體生命劃下一條線；在後科技時代，人必須要自己做主，這一條線該劃在哪裡，必須在神智清明時先期規劃，否則時機一瞬即逝，怎樣透徹的理念也無法實踐，自己還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再三斟酌，寫下了這一份生命遺囑，後來成為法律文字，能不能真的實踐，當然尚未可知，但至少已盡其在我了。

　　死之事有了一個交代，心裡放下一個負擔，可以回過來心境寧靜的規劃如何生了。當然，還是「做我所能，愛我所做」，只是中風大大的縮小了「能」的範圍，需要重新規範。

　　在對社會仍有點貢獻方面，科學普及教育還是最適合我的。為《聯合報》遍訪大師寫科技專欄當然只得中止，但科學營還可以繼續辦下去，只是受限在推動籌劃方面。至於自娛晚景，遊山玩水，呼朋喚友，雖不完全放棄，但卻是有所局限，獨自旅行很不方便。棋橋還是可以的，不便參加大比賽了，但在網路上與人爭鋒，別有樂趣。網路上有一個個的棋站、橋站，棋友和橋友們繳費註冊後，就可以上網，與網上的棋友通過網路交鋒，勝負都被網站記錄下來。

　　很快，每位棋友、橋友就有一定的位階，可以互相選擇適當的對手。我初上去的時候用了假名，因為技藝已比過去退步很多，不希望人知，但還是很快被認出來，和年齡與輩分都差很多的網友對壘，偶被嘲笑「你是真的沈君山嗎？」習慣了也就無所謂。

　　在新竹休養了兩、三個月，病情漸漸穩定下來之後，親友一直勸我除了西醫之外，也應看中醫。我算是中強度中風，要較長期的復健，能住院當然最好。大陸一般認為是中醫水準較高的地方，於是經朋友幫忙，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到北京住進了一般人稱之為「三○一」，但正式名字叫「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一住住了近兩個月。

　　「三○一」是一個頗具歷史性的醫院，從前只限軍方高幹就醫，現在開放了，有點像台北的榮總。我住在一般稱之為「老將軍樓」的南八科病房。文革的時候，軍隊的醫院也有避風港的作用，陳毅、葉劍英等元帥大將都在這兒住過，後來鄧小平也在三樓的一個套間去世，現在除了門油漆得比較亮滑外，和一般病房並無兩樣，房子平常空著，門上有一個牌子。我住進去的時候，這座將軍樓還沒有完全開放。我的病房在南翼的二樓，復健爬樓梯，有時就以北翼三樓的鄧室為終點，走八百步路，摸一下門，再轉身回來。對著這樣一位曾經扭轉了十億人命運的歷史巨人，人生的終點站如此儉樸平凡，每次到站，每次勾起百般感慨。

　　將軍樓是形如口字，但缺了一邊的洋房，中間還有個有噴水池的花園，水池早已乾枯，只餘殘荷枯葉；但園裡雜花生樹，依然生機盎然。北京的秋陽，和煦溫暖，迥異於它夏天的酷烈或者冬天的無力，所以初去的時候，還有不少病人，有的坐著輪椅，有的扶著拐杖，到園子來分享這秋陽的溫暖。見面次數多了，也多點頭打招呼，偶而交談兩句，照例不去打聽對方來歷。但你若有興趣，護士小姐會有一籮筐的話告訴你，一樣藍色平凡的病服後面，各有不平凡也不一樣的經歷。

　　這幾年來，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走資」——的浪潮席捲中國，但是就有些礁石孤嶼，這兒那兒的挺立在浪頭上，多少保留原來社會主義的面貌，不肯全然低頭，「三○一」就是一個例子，尤其它原是軍隊醫院，解放軍過去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些年來是大大的低落了。「三○一」受了影響，過去的特權減少不少，軍管的色彩卻依然殘留。

　　我初去的時候，因為是第一個台灣去的病人，又是中風初期，被列為一級護理，掛了紅牌。南八科病房原則上把病人按病情分為三級：一級是最嚴格的，不得外出，無看護或家屬照顧不得下床；其次是二級，掛藍牌，外出要大夫批准；再其次是常規，掛綠牌，護士長點頭就可外出了。我住了一個月，才從一級升為二級。

　　我是從台灣去的，是「台胞」，因此開始是比照外賓收費，這就鬧了個小風波，在我給朋友報平安的信上，把這風波做這樣的描述：

　　在花園散步曬太陽時，常遇到病友點頭為禮，熟後也偶聊天。有一位老將軍，不知姓氏，只知道「援朝」、「懲越」之戰都曾參加，愛國情緒特別強。知道我從台灣來，常抒發他的民族感情，大半時候我就聽著，偶做解釋。他對「兩國論」當然特別反感，常刺刺不休。一天我收到醫院伙食賬單，一百元人民幣一天，同舍的只有二十三元一天，原來內外有別，我們台胞外賓，比照美國人，收得貴，據說可點特別的菜。

　　我把這事向老將軍講了，我說：「我們只是說說，你們卻在實踐兩國論。」他聽了臉色鐵青，默不作聲。但是，第二天醫院的伙食總務就來向我解釋，最後加收二元，二十五元一天。我去謝謝老將軍，他一聽還是多了二元，仍不以為然。我怕再多事，趕快向他解釋，這就是一國兩制，可以了。無論如何，這樣一來，我的醫療費用將比同大陸同胞，要便宜好多，兩國論的風波有這點實效，想像不到！

　　還有一次，我初到三○一時，楊振寧先生來探病，陪同來的還有《中國時報》的江才健，大概衣著隨便了些，在門口被門房小姐擋了駕，後來打電話驚動醫院一位大牌醫生（就是後來SARS 時頂頂大名的蔣彥永），才能進來。此後這位門房小姐大概挨了訓斥，見到我就板著臉，我試著修好（門房是一個重要職位）。

　　我說：「那天來的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年長朋友。」

　　她說：「誰知道你的台灣朋友是什麼人？」

　　「楊先生不能算『台灣』朋友。不過，你知道哪些台灣人呢？」

　　她說：「兩個。一個好人，一個壞人。」

　　「哦？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壞人」是誰？猜猜就知道，是大陸官方電視台天天宣傳抹黑的當時的台灣領導；好人呢？她說是張惠妹。

　　「張惠妹是誰？」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就是阿妹呀！」她對我的無知大為驚訝，就給我上了課「阿妹學」。原來，阿妹才去北京表演了一場秀，座位萬人的大體育場，從場內到門口，擠得滿滿的，風靡大陸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姑娘們，不但迷她，而且認同她。後來，我把此事給楊先生說了，楊先生說他在東北已有過類似的經驗。他和某歌星同機，下機後歌星前呼後擁的坐加長轎車而去；楊先生的場面雖然冷清些，也有加長轎車來接。同機旅客乃耳語相問：「那位先生是唱什麼歌的？」

　　我聽了加以評論，諾貝爾獎得主不如歌星未必是壞現象。首先，大陸，至少大陸的都市，已進入「美式民主初階段」，價值多元化了。其次，阿妹現象表示，雖然兩岸中年以上一代，價值觀有所差異；年輕一代，尤其基層，卻是相通的。

　　我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入三○一醫院的，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月。十一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和同樓的醫生、病友告別後，我便去向三樓鄧的病室道別，因為第二天就要出院回台灣去了。兩個月來，每天復健散步，從二樓到三樓來回三次的向此室報到。就好像游泳比賽時，游到泳池對面，用手碰一下，這一圈才算完成了。而今，此一歸去，不知何時再來。

　　面對兩個月來朝夕報到的此室，不勝感慨，若不中風，怎樣也不會有這樣的際遇。鄧一生三次大起大落，歷盡風波，看透世事，中年之後，成為徹頭徹尾的唯「抓」主義者——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年逾古稀，忽然的大權在握，「蒼茫大地，我主沉浮」，但面臨的卻是一個毛澤東遺留下來前未有過的爛攤子。如何去抓住老鼠，唯有摸著石頭過河，從不弄翻這個攤子。

　　但一切實事求是的基本立場出發，制定了兩條路線：建國方面取所謂「改革開放」；統一方面取所謂「一國兩制」。數十年建國的實踐，檢驗了真理：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翻了個身，卻沒能讓她站起來；改革開放讓她站了起來，卻又把不在少數的人壓到腳下，而這不在少數的人，又正是社會主義理論上最應該照顧的。

　　江澤民蕭規曹隨，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中，揹著共產體制的外殼過河，一步一摸索。到今天，中國不但沒有像蘇聯東歐的分崩離析，在世界上甚至更有地位，他日地下再見鄧小平，說一聲「不負所托」，當之無愧。但人總是受限於歷史條件的，真的要渡到彼岸，還要待第五代以後的「新中國人」重新摸索。

　　至於一國兩制，平心而論，站在中共的立場，若不是鄧小平的眼光及務實的心態，在當時還不容易公開的提出來。但問題不在兩制，而在一國。若像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皇民，率海之濱，莫非皇土，中國就是天下，那一國兩制，實在是非常開明的政策。但現在中國已不是天下，台灣的問題，既要從歷史眼光看，也要從世界潮流看。

　　試問，今天全世界除了北京以外，有哪一個國家願見中國統一？美日尤其不願意，中國愈強愈不願意。你以為咬住一個中國，就是甕中捉鱉（或者好聽點說網中捉鳥），台灣怎樣也跑不出去，他們卻讓你骨骾在喉，既不讓你吞下來，又不讓你吐出來，維持現狀，和平解決，卻不斷的軍售訂約，兩岸的中國人，付出了多少代價！

　　瞻望未來，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變，但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或者可以與時俱進吧。統一的目標不能動搖，但統一的方式應可研究，一國兩「治」也可以作為統一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的形式吧。

　　我慢慢的從鄰室一步一躓的拐回二樓的己室，望著樓下已經衰敗枯萎了的花園，有多少歷史上的大事，曾在此啟蒙，在此醞釀，心中浪潮起伏。

　　三十年前，我因為釣魚台運動的衝激，而開始思考國事，而提出「革新保台，一國兩治，志願統一」的看法，而決定回國，那時鄧還下放在江西的工廠做工呢。三十年光陰如大江東去，「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猶爭造物功」（陸游〈幽居夏日〉）只是詩人的期望，是違反自然律的﹔「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難爭造物功」才是真實的。中風終究是一個人生的大轉折點，我明天從這兒走出去，體力、精力日見退化，是肯定的事。

　　我對實際政治既乏興趣，又無能為力，但三十年來，也是一貫堅持，也是因緣際會，在兩岸關係上，問津尋津，也有一些看法，一些際遇，一些影響。待時機適合，還是應該把它整理出來。作為真正的《浮生後記》，回到自己病房時，已暗暗的下了決心。

　　回台之後，篩選那一段時期與兩岸有關的論述對話，再始之以此為主之自述，成為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