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黃色電影：格雷安．葛林短篇小說全集 I

導讀

美麗是如何成為猥褻的

盧郁佳

　　「彼時的我相信自己畫出了意義與美麗；此刻的我歷經過三十個年頭，才在圖畫裡看到了猥褻。」──格雷安．葛林

　　如果你鐵飯碗捧得輕鬆愉快，但是辭職後每兩週寫一篇小說，可以寫到本書一半精彩的話，就給我馬上辭職。放心好了，包你一輩子吃喝不愁，讀者都是你的。英國小說家格雷安．葛林，出第一本書暢銷後，爽快辭掉《泰晤士報》副主編，跟著未來老婆皈依天主教，讀者也跟著他23本長篇小說周遊世界：《伊斯坦堡列車》(1932)寫東方快車上一群歐洲男女的悵惘遇合，驚險追捕。《布萊登棒棒糖》(1938)寫戰前英國布萊登黑幫男孩之戰。1938年訪墨西哥後，《權力與榮耀》(1940)背景寫了墨西哥。《事物的核心》(1948)寫西非獅子山。《沉靜的美國人》(1955）在越戰前已批評美國人暗助越南游擊隊搞恐怖主義。1954年去海地，《喜劇演員》(1966)寫海地獨裁者杜法利耶醫生的恐怖統治。英國軍情六處招募他當間諜，《哈瓦那特派員》(1958)寫出間諜捏造情報、弄假成真的荒謬喜劇。1959年他到訪剛果和喀麥隆，《痲瘋病人》(1960)以此為背景。

　　1946年起和已婚女性的外遇，他寫成《愛情的盡頭》(1951)，福克納說是「我的時代裡最真實動人的一部小說」。但因天主教妻子拒絕離婚，所以葛林從1947年分居，到1991年葛林死亡，44年間在婚姻虛名下過著單身漢生活，同時有多位女友。諾貝爾獎很榮幸提名他二十一次，奈波爾、巴加斯．略薩都盛讚他，馬奎斯說最喜歡的作家是福克納和葛林。《蒼蠅王》作者威廉．高定說：「葛林的寫作境界無人可及。」《老巴塔哥尼亞快車》旅行作家保羅．索魯說：「正是葛林這樣的作家，讓我輩孤單時，沉浸在想像裡，決心有朝一日也要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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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通俗無礙，情節峰迴路轉，描寫出神入化，好萊塢電影照搬都足以撐場有餘。各篇類型多變，就像是讀者面對工作壓力時，所能夠採取的各種應對姿態、距離，葛林早就一次打包。因為他已出生入死千萬遍，數來歷歷如昨，一定有寫到你辦公室。書中有宛如卡夫卡《城堡》刻劃官僚體系夾縫無奈的〈工作中的男人〉，上司沒事找事來個專案刷存在感，基層光擦屁股就擦不完；或如〈唉，可憐的馬凌〉嘲笑著這群煞有介事的主管全是堆白癡。嘲笑久了，老鳥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見於小人物扮豬吃老虎的瘋狂喜劇〈特殊任務〉、〈棋逢對手〉。

　　然而對於那些內向敏感的老實人，人生則是希區考克驚悚：〈鐵證如山〉、〈艾吉維路旁的小地方〉、〈鄉間兜風記〉、〈見諜〉、〈慶典〉、〈省下的一天〉，從日常切換到崩潰，原本恐懼的反而變成依戀所寄。說的不是人生無常，其實是說恐慌症。焦慮再發展下去，成了宿命論，即使你再擅長靠官僚體系玩法脫罪，然而是禍躲不過：〈勝訴在望的被告〉、〈橋的彼岸〉、〈第二次死亡〉。

　　驀然回首，葛林又乘風凌空，上溯焦慮的根源，偶開天眼覷紅塵，讓世故成人穿越時間，回顧自己原始純真的一面：〈黃色電影〉、〈解釋的暗示〉、〈無邪的心靈〉，揭露感性初萌的脆弱，當初是怎樣被體制踐踏到體無完膚，今天的你我早已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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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深入淺出，一個短篇可以挖掘多深？探進一個人的核心，無底洞讓讀者爬不出來。

　　本書短篇〈里佛先生的機會〉，取材自葛林一九三三年從利物浦搭貨輪赴賴比瑞亞的見聞。葛林遊記《沒有地圖的旅行》〈貨輪啟航〉描述同船胖旅客楊格，「他有一種無法動搖的草根氣質，不愛動感情，有點低俗，但是還算忠厚老實。他很愛喝酒，因為他需要解放，因為等他到了非洲以後，他將面臨繁重工作，因為他愛他的妻子，因為他內心有各種深沉的焦慮。他比其他人有更多喝酒的理由。曾經風光的歲月早已化為他沉甸甸的肉身和肥厚的三重下巴；沒有人可能在看了他第一眼以後，就明白他的沮喪之情是如何地像是在他肚子裡灌了鉛。」楊格酗酒是因為內心嚴重衝突：他有分離焦慮，無論人在布魯塞爾、柏林、華沙，每晚九點一定打電話給太太。像個回到賽場上的老拳擊手，這趟搭船是為了養家重出江湖，被迫非得拿到訂單不可，卻在上船以後才知道行程當中有個目的地爆發了黃熱病。讀者會驚訝，向前是死亡風險，楊格卻無法後退，可見背後的太太比死還可怕。

　　〈里佛先生的機會〉寫非洲：「幢幢尖頂茅草小屋一路往森林延伸，一個女人拿著火把依序巡過小屋，火光照亮了她老去的臉龐、乾癟下垂的乳房與刺了青的病弱身體。」乍看是單純寫景，但讀者若掌握上述脈絡，就知道這正是里佛太太的形象。在里佛先生眼中陰魂不散，無所不在。

　　里佛先生這個沒有退路的過河卒子，結合了真人楊格，和葛林的典型受難聖徒男主角。葛林的長篇小說《事物的核心》，寫丈夫看到妻子臥病奄奄一息的老醜模樣，就會激起他的憐憫和責任感，昇華為愛情。「他的妻子不在跟前，給他一種感覺，彷彿屋子裡有一個人正在嘮叨他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使他所愛的人幸福快樂一向是他的責任。」妻子無情碎念，嫌他丟臉、沒用，逼他退休，要他一起搬去南非投靠朋友。她收緊了吊住他頸子的繩圈，呼喚：「你永遠也不會離開我，是嗎？我一個朋友也沒有。」「正是她這種不足為人道的悲傷牢牢地將他束縛住。」

　　在本書短篇〈地下室〉中，罪惡感的化身就是管家貝恩斯太太。她無情監視著主角男童，男童即使逍遙法外時，也心驚膽跳，在咖啡館「每吃一口、每喝一口薑汁汽水，他都忍不住想，貝恩斯太太要是知道這一餐的事，不知會怎樣。」即使管家太太休假離開，男童也感覺「她不曾離開過；一直和他們在地下室裡，逼得他們喝得更大口、聊得更大聲，伺機吐出更尖刻傷人的話語。」隨時一睜眼都會發現她正在四處雷霆掃蕩，插翅難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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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年前歐美評論談到葛林，總談他那聞名的天主教罪惡感。但那是煙幕彈。葛林是個間諜。他一輩子都在劈腿。這兩件事都是因為，他被訓練成只能過表裡不一的雙重生活。

　　葛林最晚從幼年識字起，已經在跟大人諜對諜。葛林在自傳《小說家的人生》的開頭，自述學齡前躲在閣樓偷看偵探小說，以免大人發現他識字。媽媽看穿騙局，也不說破，只給他一本書在火車上看。葛林為了守住秘密，在漫長車程中，都死盯著書上唯一的一張插圖看。讀者會在本書〈地下室〉、〈現實感〉等篇中，目睹母親角色這種沉默的套話、無情的監視。我想葛林那時畢竟是小孩，不知道外頭一般的行情。一般文盲小孩不是把書撕來摺紙飛機，塗鴉破壞，學大人假裝在看書卻把書本倒過來讀，就是馬上扔開了。但幼年的葛林死守圍城，只能汗流浹背久久盯著插圖不放，表現得就像一個忠貞愛國的間諜在受刑求拷問。

　　是的，本書中的兒童也全是間諜，只有短暫逃離成人監視，才能偏安過上一點小日子，活得像個人樣。在〈破壞者〉、〈見諜〉等篇中，兒童也都在執行秘密行動。〈現實感〉這麼告誡兒童：「特務須牢記假背景，逼供時自保，含部分事實以利查驗。」「沉默也好、說謊也好，閃躲刑詢逼供者、把時間拖過去；等時效消失，都招了也無妨。」這就是葛林童年從跟大人相處當中，用身體學會的生存之道。這是什麼樣的大人？

　　為什麼葛林要隱瞞識字？他說：「因為我總是察覺每當我做了別人自然而然能做的事情時卻獲得稱讚，而我並不喜歡這種格外恩寵的感覺。」讀者可能覺得，學齡前看偵探小說，那葛林不只是識字而已，邏輯推理發展也超齡，無疑是天才兒童了；但葛林卻自認是學習遲緩，他以為每個人自然而然都會。為什麼他這麼想？他說，他六十幾歲時遇到父母舊識，轉述葛林父母常跟他說，父母教葛林閱讀，費了多大的勁。但幼時葛林覺得父母用的那本識字書太荒謬可笑，偵探小說有趣多了。

　　六十年後真相大白，葛林的校長父母，為免在滿校同儕面前因笨兒子丟臉，設法搞英才教育，到頭來卻低估了小孩能耐。我想起一則《讀者文摘》笑話，有人每天抱著自家牧羊犬強餵一匙魚肝油以保健康，那狗總死活不從。有天掙扎打翻了湯匙，那狗立馬撲上去舔滿地魚肝油。飼主啼笑皆非，明白了愛犬不是討厭魚肝油，牠是討厭用湯匙餵。父母的方式，並不是孩子要的方式。在葛林的人生裡，這條狗則是一輩子都要半夜等所有人睡了，才摸黑翻牆偷吃魚肝油，為此整天都內疚怕人發現犯罪，追咬自己的尾巴發洩。

　　父親費了多大力氣教他閱讀，葛林就有多痛恨這種關係。《小說家的人生》繼續說：「我尤其反感父親對我的青睞。我的論點是：一個大男人怎會對小孩學步感到關切呢？為此受稱讚簡直就是一種痛苦－－我會馬上爬到就近的桌子底下去。」我想，問題並非大男人不該關心小孩，而是當父母那些格外恩寵的稱讚，是意在誘導小孩更加努力用功、而非真心喜愛小孩時，小孩會察覺不實，察覺父母掩藏的真正情緒：厭煩，嫌教小孩費勁，哄你做父母想要你做的事。

　　因為，父母覺得閱讀是「別人自然而然能做的事情」。原來「別人」不是跟葛林同年的其他小孩，而是父母。父母理所當然覺得，我看到字就懂它的意思，為什麼我教你要費這麼大的勁，你是不是笨蛋，我生你不如生顆魚蛋。因為在小孩心中，父母就是全世界。於是在白癡父母洗腦之下，天才兒童葛林自然而然就會相信自己學習遲緩。

　　葛林說，「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兒女之後，我才明白他對我種種事情所懷的興趣確是真心的。」李安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座斷背山，但等到你發現時，它已經過去了。等到你相信你愛的人也愛你時，他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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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接近結尾處，葛林遺憾自己前兩本小說太青澀，有時他仍會想著，但願在寫第二本書《行動名義》前能找到有經驗的指導者，但願史蒂文生還活著，可以指點他。接下來葛林滿懷信心地絮絮叨叨，暢論如何解決妨礙死者指導他的一切困難：列出三個共同熟人，包括葛林的阿姨的朋友，是史蒂文生年輕時的意中人，而且，葛林慎重其事強調，這一對還是在葛林姑婆家認識的；以及葛林家的撞球檯來自史蒂文生家。葛林要證明，既然同為家族一份子，遠在薩摩亞的史蒂文生當然會樂意指導葛林了。讀者看了這一串叔伯姑姨牽拖到太平洋，會詫笑，葛林究竟在想啥，明明不可能的事，他卻舉了一堆證據支持一定行得通。然而葛林嚴肅堅持，史蒂文生給的忠告，必然要比葛林的出版商高明又嚴厲得多。同時抱怨出版商向他蓄意隱匿《行動名義》寫得有多失敗。

　　我想，在葛林心中，應該要活著，應該要嚴厲鞭策葛林，指導葛林進步的，才不是什麼史蒂文生。史蒂文生只是個替身，本尊是亡父。史蒂文生被葛林無意識拿來用，與其說因為他是個名作家，不如說因為他也死了。就因為父親死了，所以葛林才安全了，才會想要父親輕蔑的鞭策。即使如此，也繞了個大圈子到史蒂文生那裡，避開父親的威脅。

　　葛林說，小時候常挨父親巴掌，但只記得後來稍大一點時真的被打過一頓，啟發了他的性受虐癖。父親「要我道歉，但我很不情願，因為根本不知道我冒犯了什麼。」逼供的特色，就是刑求者相信間諜知道什麼重大情報，打他是逼他說出來。間諜可能不知道。但無論間諜知不知道，刑求都會繼續。父母打小孩常常是逼供，逼小孩講出其實只有父母自己知道的答案。

　　葛林的父親是否一味嚴厲？不，他對外人採取「不知者無罪」式的寬容。父親嚴令溫室門要關好，因為他光一株蘭花就現值數千鎊。一次園丁醉後忘記給溫室爐火添柴，結果蘭花凍死，嚴重打擊父親。但哥哥不記得父親提過此事，也沒解雇園丁。

　　父親對外的形象是開明親和的公眾人物。打小孩巴掌，是父親的秘密生活。每個人都過著雙重生活。即使到了六十七歲，葛林自傳坦承小時候用槌球棍打哥哥的頭，拼命想殺死他（在本書〈破壞者〉中，也有一個家道中落、名字又丟臉的男孩，設法透過實現不可能的壯舉，來克服提都不能提的羞恥。而他的方法可能相當殘暴）；坦承被班級霸凌而自殘，從青少年時起就多次自殺、嫖妓、酗酒，主動報名應徵替納粹做宣傳。即使如此直言無諱，葛林都無法拿定主意戳破父母光鮮謊言：「我認為我父母是非常相愛的佳偶；」但是「任何一宗婚姻幸福到何地步則是另外一回事，外人不得而知。」但小孩有可能是外人，對於父母是否婚姻幸福不得而知嗎？實話來了，葛林開始為婚姻不幸辯解：「兒女、經濟壓力、諸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都可以毀了幸福，因此愛情也一樣會為此而毀。」一口氣坦白了毀滅，見到自己剛寫了什麼，葛林馬上封口：「但我認為他們的愛情挨過了六個兒女以及大小操心事情的壓力考驗。」葛林確實相信。他一直局限在童年所見，這重封閉，在童年保護了他的心智，在成年隔絕了他的連結。

　　謊言是真相的影子。我相信〈破壞者〉實際是把現實中成人和小孩的作為顛倒過來，成人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肆無忌憚對小孩內在作出什麼樣的破壞。小說中的房子，就是整個人格自我。葛林最精彩的隱喻是，即使內部已經完全被掏空、再也無法住人；卻還維持著外在那一層薄薄的正常表象支撐著，外人看著彷彿一切如故。令人悲痛，有多少小孩就是這樣表面OK地長大，日後一聲不響地崩潰。別人還百思不解，說是事前毫無預兆，事情無法解釋。

　　如果葛林父母費勁教小孩識字讀書，證明了愛小孩；那麼對負起責任的厭煩，也註定了無法喜歡小孩。「我愛你，但我不喜歡你。」只有責任，只有忠貞，只有枷鎖，壓垮了任何一點欣賞或好奇。這種情緒瀰漫了葛林多部小說的男女關係。台灣的教育媽媽，渴望打造完美兒女，到頭來他們也可能很有成就，也嫁得不錯娶得不錯。但是他們總不知何謂親密，真遇上了就恐懼萬分，逃命都來不及。

　　《事物的核心》說：「愛本是一種想了解別人的慾望，然而因為不斷失敗，這種願望很快就消逝了。愛或者也隨之死去，或者變成了痛苦的情誼，變成忠貞、憐憫......」

　　七年後，《沉靜的美國人》回應：「不如我們都不要費心企圖了解別人，接受沒有哪個人能了解另一個人的事實，無論是丈夫與妻子、男人與情婦、父母與孩子，都不可能互相了解。」就像陳奕迅唱的哪首歌。淡泊的絕望，底下藏著憤怒、無助、心碎的暗湧。

　　如果葛林活著上TED演講，這本書就會是他的TED演講，飛快展示太多動人畫面，精采壓縮成極短，令人目不暇給。所以，誠願讀者不要翻得太快。葛林看似很老，其實很近。與他的書相處，我感覺他像鄭捷，像《絕歌》作者神戶兒童殺傷事件的加害人少年A，像我，像身邊的朋友，無法做自己，這種本能很早就被剝奪了。原是美麗的，後來卻被定義為猥褻的。無可言說的痛苦，唯有帶著一絲柔情時，才能流露出來。而只要沿著那一絲柔情走，誰都能在迷宮重牆中找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