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

推薦序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吳景欽

　　《大辯論》這本書的兩位主角，即柏克（EdmundBurke）與潘恩（ThomasPaine），除了是十八世紀於歐美相當活躍的政治人物外，更可能是左、右，或者保守與自由派的先驅。面對如此重要且影響至今的政治人物，似乎很難用一種簡單與截然兩分的意識形態來加以闡述，這也是《大辯論》這本書，想從兩位主角的出身與行動過程，甚至是兩者的針鋒相對，來描述其中思想差異的原因。而很奇特的是，雖然這本書所描述的年代，是距今已超過兩百多年的歐美社會，但就台灣讀者而言，似不會有任何時間、空間的距離感，或許還有相當程度的貼切與親切感。畢竟，這兩位十八世紀的思想巨人對某些政治哲學的爭辯，至今仍然存在。

　　什麼是保守派、什麼是自由派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上，常有所謂保守派、自由派的區分，並以保守派定是屬於傳統、守舊，自由派定是屬革新、前衛，來作為兩者的界定。而這種區分方式，似乎可以為一種從政治人物到一般人，於任何政治決定的重要判斷依據，如保守派會傾向於保持現狀、自由派會強調改革與變動。而這種意識形態的區別，也會影響到某些議題的想法與決定，以在台灣，常引起爭議的話題，如死刑來說，保守派會堅持不能廢，自由派會主張廢除。又如同性婚姻的保障，保守派傾向反對，就算保障也應立專法，反之，自由派者則主張直接於民法中保障等，都顯現這種光譜於具體決定的關鍵性。

　　而這種相當簡潔的區分法，甚至也被運用於司法體系。如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選任來說，既然其象徵最高的司法權，則對於法官的選擇標準，理應置重於法律專業素養與中立客觀的人格特質。惟如此的期待，總敵不過人類自私的本能，於大多數的情況，美國總統在遇有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機會時，選擇與自己的執政理念相當者，遠超過公正無私的考量。也因此，在法官就任時，就已被冠上保守、自由派或中間偏左、偏右的標籤。由於聯邦最高法院所審理的案件，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與爭議性，故有關法官的意識形態，是否會影響判決結果，一直是法律學界關注的焦點，也是預測案件能否成功翻轉的重要指標。

　　惟如此的思考模式，不僅過於簡化，也可能產生未審先斷的偏見。這同樣可以著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華倫（EarlWarren）為例，其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加州檢察總長之身分，挺身支持與執行對日裔美人的隔離政策。如此的做法，雖得以成就競逐加州州長之目的，卻也留下反人權的烙印。二次大戰結束後，即便有人不斷質疑，華倫卻不曾對其過往種族歧視與隔離的作為有所道歉。而在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當選總統後不久，提名華倫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ChiefJustice，台灣習稱院長），最高法院即推翻了「隔離且平等」（SeparationbutEquality）這個著名的判決，也從此開啟了華倫法院所代表的自由、人權與前衛傾向，致與之前的保守作風截然不同。從此歷程，既凸顯出最高層級法官的任命所存有的高度政治性，更反映出人格的複雜與可變性，致很難以保守或自由派來預測其想法與行為。

　　只是極端化約的保守與自由派之區分，為何於現今，仍普遍被運用於學術研究與具體政治行為的評估，卻也值得玩味與探究。而從《大辯論》這本書中，藉由對柏克與潘恩兩位主角的描寫與辯論，正可找到一些答案。

　　出身與環境決定人格特質

　　在《大辯論》這本書一開始，並未直接切入柏克與潘恩的思想差異與論辯，而是從兩者的出身與歷練說起。如此的描述方式，乍看之下，似屬枝節，卻象徵人的思想形成，絕非一觸即發，而是成長過程的知識與經驗之累積。

　　雖然，柏克與潘恩，在當時的法律定義上，原都算英國人，但柏克卻是出生於愛爾蘭，潘恩才能算是道地的英國人，只是後來成為美國獨立革命的先鋒。而如此的出生背景，作者也自然而然描述兩人的宗教背景，這又牽扯到十八世紀當時，甚至到今天，仍纏繞於英國與北愛爾蘭間，因宗教信仰不同所造成的政治分歧與對立。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兩人父母的教派區別，也可以發現，所謂信仰不同所產生的區隔，絕不可能是先天的，對於任何人的判斷，肯定也不能以宗教的區別為基準，只能說，宗教信仰或影響個人的人格發展，卻不是全部。也因此，以宗教不同來為區隔，甚至是敵我的區分，實找不到任何政治、倫理或法律的正當化基礎。

　　再來就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正處於關係到現代民主與法治發展的兩大事件，即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而每個人在如此巨大的歷史洪流裡，或只能是被動的接受者，卻也有人，藉由各種方式，來推動這股浪潮。當然，對於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一般想到的，總是武力抗爭，卻往往忽略了，這兩個大事件背後，可能產生巨大影響，卻備受忽略的思想力量。而不管是柏克，抑或是潘恩，就處於此等重大社會變動的推動者。

　　保守與自由之爭

　　就柏克來說，雖然並非貴族出身，卻受有大學教育，且之後也進入英國國會從政，若以現代用語，可以稱之為人生的勝利組，這或許也可以解釋，柏克為何傾向於體制內的改革，致屬溫和的保守派。相對來說，潘恩不僅出身貧寒，也沒有受到很高的教育，大部分的知識，可以說是自學而來，在英國，最多就是地位極為卑微的收稅官。這樣的出身背景，若以現代用語，就可能被歸類為所謂魯蛇（loser），也或許是因經歷了社會底層生活，對於現狀的改變，自然會傾向於體制外改革，致屬於所謂自由，甚至是革命派。

　　雖然，在某種程度，柏克與潘恩對於當時英國國王的角色與定位，都有不應介入政治運作，以維持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但對於國王為惡，尤其是大惡時，到底該採取如何的手段來反制，卻有著極大的差別。柏克的議會路線，強調人類社會的漸進改革，完全符合其保守派的性格，也完全反映在其著名的著作，如《為自然社會辯護》（AVindicationofNaturalSociety）或《論歷史的研究和運用》（LettersontheStudyandUseofHistory）等。潘恩，則完全走的是另一路線，尤其在美國獨立戰爭前，為了鼓勵美國人勇敢脫離英國獨立，還出版了《常識》（CommonSense）一書。這本小冊子，內容不僅白話，也嚴厲批判英國的殖民暴政，更描繪了國家獨立後的願景，這不僅與柏克有著極大的路線差異，事實上，在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之前，諸多後來的開國元老，恐也未必如此大膽，卻注定為後來美國獨立，最重要的論述與正當化基礎。

　　而在美國獨立之後，緊接而來的法國大革命，恐更清楚顯現柏克與潘恩於思想與行動路線的更大分歧。尤其在面對法國大革命後的無秩序，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怖統治，讓柏克對於激進的改革，產生極大的憂慮。相對而言，潘恩卻對法國大革命充滿著期待與激情，即便不是鼓勵暴力統治，卻總認為人類可以理性的重建社會。兩位十八世紀的思想巨人，既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兩種典型，也開啟後世，保守與自由的左右之爭。

　　雖然，如果仔細閱讀《大辯論》這本書，對於柏克與潘恩的政治思想與哲學，找出其共同點，恐比找出其差異點，來得更多，但對於溫和與逐步的社會轉型與激進的革命手段的選擇，就將兩人區隔成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而這又涉及兩人對於人類本性與本質的認知差異。很明顯的，柏克並不相信人的本性，只有成就社會，才可能賦予具體個人在法律上的權利，反觀潘恩，卻是堅持對人的本性之信任，致更推崇天賦人權、更不相信政府的權力正當性。故保守與自由派之爭，其根源或許不在一些旁枝末節的政治主張或是法律修正，而是對人的本性之相信與不相信。這或許也是《大辯論》這本書，所要傳達給讀者的重要訊息。

　　文字與思想的力量

　　從讀大學直至現今在法律系教授法律，包括我自己及我的學生，常會有一個疑問，即為何要修一門法哲學（或稱法理學）的課。因這門科目，律師與司法官考試不考，且內容極為艱澀與天馬行空，根本於具體個案或紛爭之解決，毫無助益，那修這門課，到底有何用？當然，如此的疑問，既帶有功利性，也多少是對哲學這門學問的歧視，只是面對學生的質疑，有時也很難清楚的回答。不過，在讀完《大辯論》這本書後，看到柏克與潘恩，不僅身體力行去實踐自我的哲學主張，更以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文字力量，去影響與引導那個時代，甚至是後代人的想法，致成為改革的動力。凡此種種，讓人無法輕忽思想的力量，既可以很渺小，卻也可以很偉大，也是強力推薦《大辯論》這本書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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