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

推薦序1

還給女性打造故事與歷史的權力�V太太（性別部落客）

　　大部分的女性恐怕都有過「被安靜」的經驗，或許是說出來的意見完全不受重視，或許是剛開了口就被阻止打斷，或許是根本找不到發言的機會。這些經驗可能發生在私密的生活空間裡（例如和伴侶互動時），可能是在職場上，也可能是在各種現實與虛擬的公領域中，當我們有話想說時，卻無法得到我們所期待的重視，反而遭受拒絕、無視或是輕蔑，有時是一句「妳不懂」，有時是同樣的意見從隔壁的男同事口中說出來卻突然變得珍貴，又有時是富有惡意的貶低、威脅與攻擊。

　　從女權運動萌芽起，爭取「話語權」就一直是女性主義者們奮鬥的核心之一。是的，「說話」其實是一種權力，說話代表的不只是當下誰的聲音被聽見、誰的意見能夠影響與左右決策的建立，「話語權」另一個重要的意涵在於，女性作為一個群體，能夠描述自己的經驗、發展自己的故事，進而決定自己的歷史。透過掌握話語權，女性不再只是歷史的客體，而能夠真正成為主體。換句話說，說話的權力決定了我們是否真實存在。

　　例如投票權便是女性掌握話語權的標記之一，女性藉此得以在政治場域裡發聲、影響決策，而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參與也讓女性的聲音和經驗得以被發現，愈來愈多的女性在不同領域內擔任領導位置，並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文化創作，都為女性打造更多被聽見的機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愈來愈多女性嘗試發聲，那些試圖讓女性安靜的舉動卻沒有減輕力道或消失，反而發展出更多的形式。比方說，當各種網路平台為女性打開參與公共討論的管道同時，女性卻也可能面對網路空間裡的各種攻擊或騷擾，包括以身體、外貌和性為基礎的羞辱和打壓。

　　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隨著女性領導人增加、愈來愈多女性掌握了發聲的管道，女性的「被噤聲」愈來愈常被看成是一種個人層面上的現象，而非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小部分女性的成功被當作一種「該問題已經不復存在」的見證（例如：我們選出了女性總統，顯示兩性已經很平等），而其餘女性面對的困境則被視為個人應該透過自己的意願和努力來克服的阻礙。於是我們看見各種對女性的教戰守則，指導女性應該如何才能為自己爭取成功，我們會告訴女性她們必須「把握機會」，當在公領域受到打壓時，我們會期待她們運用某些技巧自行克服（例如，當女性在網路上受到騷擾時，最常聽到的回應之一就是：「妳不要理對方就好了！」）

　　然而，這樣的趨勢是危險的。一方面這使我們忽略了，即使個別女性在自身的環境發聲時可能遇到不同挑戰，女性的「被安靜」卻是一個集體的現象，來自於父權規則裡對性別的特定想像；另一方面，當結構問題被簡化成個人困境時，這也削弱了女性做為一個集體，共同連結、合作並且進行反抗的力道。

　　瑪莉•畢爾德《女力告白》所提出的，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提醒。

　　在這本三萬字不到卻字字珠璣的小書裡，畢爾德一方面透過回顧古典文本和事件，顯示聲音�意見被壓抑的狀況一直存在於女性的歷史中，並且被不同族群、地位和文化的女性共同經驗著，同時藉此提醒我們，這種現象所揭露的根本問題在於女性如何被排除於權力之外，而父權規則又是如何透過各種本質化的歸因（也就是：女性天生就如何如何）來合理化這樣的排除。當女性的「無聲�無語」被視為一種天然的、「非如此不可」的現象，嘗試突破藩籬而發聲的女性彷彿成為入侵者，破壞了某種現有的、安定的階序，而她們所受的各種打壓和攻擊也因此變得合理。與此同時，如果想要躲避這些攻擊，女性則必須透過迎合、融入某些特定的性別想像（例如表現出某種「男子氣概」），來讓自己獲得認可、取得發言的合理性。

　　由此出發，《女力告白》一書提出了一個更積極而且激進的關注：女性和權力的關係。儘管在性別平等的目標之下，我們逐漸發展出許多協助女性進入公領域並發聲的措施，但這顯然不足夠，甚至可能帶我們遠離問題的核心。事實是，如果我們想要釐清女性的聲音被壓抑的原因，並且平反女性受到的限制，進而真正讓女性的聲音獲得自由，那麼僅僅只是在現有的權力框架下納入女性，終究是緣木求魚；相反的，因為舊有規則未能被打破，前述那些針對公開發聲的女性的攻擊，就永遠能夠找到立足之處。換句話說，如果女性必須透過證明自己「有資格」才能說話，那麼掌握權力的人就始終能夠找到剝奪這些資格的理由，而這種資格論更可能會分化女性，使我們難以團結。

　　我們必須倡議的是：女性的聲音、女性的意見、女性的表達方式，從來就沒有比較劣等，而這指的不僅僅是身處高位、能夠打入男性圈子的成員，應該適用於所有女性。任何人都應該有權力，在傾聽與訴說的過程中（這裡指的不只是公領域、富有政治意涵的溝通，也包括私領域內，關於生活與親密關係的互動），打造自己的故事和歷史，包括女性。這是瑪莉•畢爾德給我的啟發。

推薦序2

性別偏見的時光機�康庭瑜（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前些日子讀了小學社會科教材裡頭關於性別角色的單元。其中的一頁這樣寫：「傳統社會的女生會被要求處理家務」、「現在無論男生或女生，都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喜歡的職業」。

　　「現代社會已經擺脫傳統的性別規範了」這個說法似乎非常流行。我不禁想，女人被限制在私領域的家庭，女人不被鼓勵去公共領域掌有權力，這真的只存於過去的社會嗎？過去和現在，真的是完全斷裂開來的嗎？傳統和現代，又真的是完全對立的嗎？

　　本書正是要將過去和現在串接起來，把傳統與現代連結起來。它要讓讀者看見，現代社會公共領域中對於女性發聲和女性掌權的偏見，如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傳統中，也讓讀者看見，西元前的性別文化如何仍然非常鮮活的在今天的公共領域中出現。

　　畢爾德舉出許多當代西方社會壓抑女性公共言說的證據。在今日西方，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的女人，經常被描繪為著眼於瑣碎小事的嘮叨鬼，或被認為咄咄逼人，違反理想女人的樣子。而對公共事務大聲發言的男人，則相對較常被認為是充滿抱負與威嚴的理想男性形象。社會認為男人的低沉音調比女人的尖銳音調更具權威，迫使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接受壓低嗓音的訓練，因為她的形象顧問認為女性若用高尖的語調說話，不能使人信服。除了高能見度的政治人物，日常女性的公共言說也備受干擾。畢爾德討論推特上女性的公開發言，當有人反對這些女人的意見時，暴力威脅和性威脅的留言會蜂擁而來（我要把妳的頭砍下來強姦、無頭母豬、拔掉妳的舌頭、賤人閉嘴）。相較之下，男性在推特上公開發言當然也常受到批評，但批評類型卻甚少以暴力噤聲或性侵威脅的形式出現。

　　當代西方社會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對待女性言說？畢爾德將這種種西方社會中非常「今日」、非常「現在」的公共言說文化，追溯回古希臘羅馬的言說傳統。近三千年前，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潘妮洛普便被初從男孩長成男人的兒子斥道：「母親，請回您的房間，從事您自己的工作，操作織布機和捲線桿吧……言說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人，尤其是我。」噢，當然。學會主導公共言說，並且開始壓制女人在言說裡面的角色，這在三千年前便是男孩長成男人的成年儀式。西元前四世紀，亞里斯多芬的喜劇虛構了一個關於女性管理國家的故事。毫不令人意外的，這齣喜劇的笑點恰恰在於女人無法恰當的進行公共言說，她們只能談論性事等瑣碎的話題，無法像男性一樣進行「嚴肅」、「高等」的政治對話。古典作家更是經常堅稱，女性說話的尖銳嗓音會威脅政體的穩定性。

　　除了女性的公共言說，本書也討論女性掌權。在今日西方，女性想要攀上權力階梯，仍然時常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阻礙。畢爾德穿梭古今，將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女性掌權的場景，和今日西方政治中女性掌權所遭遇的阻力關聯起來。比如希臘神話中的梅杜莎。這位強大、具有威脅性的女性的一頭秀髮，是成千上萬條蠕動的蛇。若說蛇髮再明顯不過的象徵了梅杜莎奪取陽具權力，她這位最終遭到斬首的神話女性，便是說明了女性若是敢僭越，意圖威脅到男性掌權的地位，她會遭受怎樣的下場。她的故事提醒女人應該回到自己真正所屬的地方─回到無涉權力的私領域。直至今日，梅杜莎的意象仍被當代媒體反覆挪用來嘲弄西方女性政治人物。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頭像時常被疊在梅杜莎的頭像上。關於英國首相梅伊的漫畫中，她也常被添上梅杜莎的蛇樣長髮。美國二○一六的總統大選中，川普的臉被鑲嵌在砍下梅杜莎頭的英雄柏修司圖像上，並一手高舉著被斬首的梅杜莎�希拉蕊合成頭像；這個圖像被製成T恤、馬克杯、電腦保護套，大量流傳。

　　在臺灣關注女性權益發聲的我們，時常將西方社會看作是性別平權的烏托邦。好像西方總是現代的、平權的，而亞洲是傳統的、父權的。本書為我們點出，即使是在如此「現代」的今日西方社會，傳統的、歷史之中的厭女陰魂仍然時時現身。如同畢爾德不斷強調的，本書並不是要主張數千年來公共領域中的厭女傳統從未改變。從西元前的社會至今，西方社會的女性地位當然已經大大改變，女性主義當然也已經打過無數場勝仗。然而，畢爾德提醒我們，儘管如此，性別偏見有它的歷史韌度。它穿越長長的時間隧道來到這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序

　　西方女性有許多可以歡慶的事物，可別忘了這一點。我的媽媽出生之時，女性在英國的國會選舉當中還沒有投票權。不過，她卻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女性當上首相。不論她對柴契爾夫人的觀感如何，她畢竟還是對一名女性得以入主首相官邸頗感欣慰，也頗自豪於自己和二十世紀的部分革命性變化利害攸關。不同於她先前的那些世代，她得以同時擁有事業、婚姻與孩子（對於她自己的母親而言，懷孕就必然表示她必須放棄教師的工作）。她是西密德蘭郡（West Midlands）一所大型小學的校長，治校成果頗為引人注目。我敢說，在受到她管理的那一代代學童眼中，她必定就是權力的具體化身。

　　不過，我媽媽也知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真正的女男平等尚未實現，而且女性雖有理由歡慶，卻也有理由感到憤怒。她一直對於自己沒能上大學深感懊悔（同時也無私地為我能夠做到這一點而欣喜不已）。她經常因為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沒能受到她希望獲得的重視程度而感到挫折。此外，她那個年代雖然沒有「玻璃天花板」這個用語，但她卻很清楚自己在職場上爬得愈高，見到的女性面孔就愈少。

　　本書改寫自我在二○一四與二○一七年承蒙《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贊助所發表的兩場講座。在準備那兩場講座的時候，我經常想到我媽媽。我想要找出方法向她解釋—同時也是向我自己以及其他數以百萬計至今仍然和我媽同樣挫折的女性提出解釋—西方文化當中有多麼根深柢固的機制，壓抑著女性發聲、拒絕認真看待她們，並且將她們切割於權力中心之外（有時真的是如此，可見後續討論）。在這個領域當中，古希臘與羅馬人的世界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當今的世界獲致洞見。在壓抑女性的聲音這方面，西方文化可是已練習了好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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