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吳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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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胡風

梅志，一個傑出的中國女性

關於「回歸五四」問題致舒蕪──附：舒蕪的覆信

文學革命100週年

現實主義，在今天和昨天──試論馮雪峰的文藝思想

從周揚說到王元化──回顧三十年前的「新啟蒙」

關於「胡風清算姚雪垠」的舊案

從「何其芳現象」、「趙樹理現象」說到魯迅的文學主張──再論藝術規律問題致羅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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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這是為什麼」？

1957年，李蕤和我

一個青年文學編輯的遭遇

現實主義還是教條主義──評一九五八年對何直、周勃的批判

天鵝之歌──關於徐遲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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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雯詩文集》序

葉丁，最早的隕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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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跡問江城，慧業屬詩名──我所知道的華煜卿和他的詩

龔嘯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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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貫百家洞流索源──重讀錢基博先生的《現代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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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並未過時的陳舊話題──關於近年來的「通俗文學潮流」及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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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美麗的──讀近期《芳草》上反映青年生活的小說

語文津梁──葉聖陶《語文教學二十韻》解說

再論「文學無門」

致辛子陵先生信

致鐵流先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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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人看一個時代──葉航先生《蘇?圃傳略》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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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外國也有──看話劇《公正輿論》有感

從「魯迅大撤退」說起



後記　痛悼姜弘先生�曉風

推薦序



吳洪森



　　一



　　姜弘老先生於今年6月20日病逝了。消息傳來，我心頭一震，頓感悲涼而遺憾。



　　前年夏天，正值武漢暴雨淹城後天初晴，李文熹先生頂著酷暑，引領我去拜望心儀已久的姜弘先生。



　　初知姜弘先生，是李文熹先生將姜弘先生無法在大陸發表的多篇電子文稿傳給我，說姜弘先生青光眼嚴重，無法使用電腦，請我代為在註冊真名網上發表。於是我將這些文稿按照內容，分別發表在真名網的歷史論壇與思想論壇。



　　出生於1932年的姜弘先生，就此成為真名網最年長的網友，他的大作給年輕人帶來了很多啟迪和思考。



　　可惜好景不常，2010年7月2日我生日這天，真名網被徹底關閉。



　　之後轉戰博客與微博，每日編選《今日微博選登》，通過郵箱發送。四年後，我的博客和微博也被封殺，《今日微博選登》編不成了，於是再度轉移陣地到微信。如今，我已經是第四個微信了。



　　我的努力，多次得到姜弘先生請李文熹先生轉述的鼓勵與肯定，有兩次，姜弘先生還將拙作列印多份分發給身邊的朋友。



　　很多年前，我從恩師王元化先生那裡感受到了前輩不遺餘力獎掖後人的溫暖，2008年恩師西歸之後，我再度從姜弘先生身上感受到了民國文化人的寶貴傳統。



　　拜讀了他的大作《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之後，令我對姜先生的生平和思想有了更完整的瞭解。這本大作是李文熹先生惠寄給我的。姜弘先生在文章裡所透現出來的對真理對真相的執著追求，對國家前途和知識份子苦難的深切關懷和反思，深深感染了我。



　　患難不已的中國知識份子裡面，確實有少數這樣的人物，他們歷盡苦難之後，依然是那樣堅定不移地心繫天下。



　　我因此生發出去拜望姜弘先生的心願。



　　諸事繁忙，直到2016年夏，才有機會赴武漢。



　　我們是下午到達姜弘先生家，他已經早作準備歡迎我們，連晚餐都安排好了外賣，以便不打斷聊天。那天作家胡發雲先生也特意趕來聚談，他和姜弘先生交往已經幾十年了。



　　我想起某人曾經說過，生於淪陷而成人後能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人裡面，很多人是由於命運的機緣巧合和民國知識份子有了接觸，是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的結果。



　　面容清?的姜弘先生儒雅而健談，頭腦之清晰，思想之敏銳，完全不像年過八十的老人。



　　晚上九點，怕先生過分勞累不得不起身告辭。走出門外，望著滿天星斗，心想下次還來。



　　誰曾想，這第一次拜望，竟成了最後一次！



　　日前，李文熹先生發來姜弘先生遺作四十九篇，說即將在臺灣出版，囑我寫序。無論從能力從資歷還是從名望，我哪有資格為姜弘先生遣著作序？然而念及先生的知遇之恩，念及傳承老前輩思想的責任，我還是欣然答應了。



　　二



　　姜弘先生的遺作以及之前在臺灣出版的《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大多寫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回顧與反思，是姜先生作品的主要基調。這一基調的形成，毫無疑義與六四有關。



　　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發生之後，大陸一片肅殺之氣。絕大多數人再也不過問政治，甚至自甘墮落，沉淪下去。最受六四慘案打擊的是原先對改革抱有希望，期待中共通過自身改革，脫胎換骨，把中國引上民主法治道路的知識份子。這些人中，有的人從青年時代就是純真而熱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是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但面對血淋淋的殘酷現實，理想的幻滅給他們所帶來的精神和心靈的痛苦，可想而知。



　　儘管如此，少數人心懷天下的稟性難移，他們在悲憤中苦苦思索，中國何以會走到這一步？導致暴政的根源何在？未來的中國道路該怎麼走？希望在哪裡？這就是姜弘先生在文章中說的：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該往哪裡去？



　　這就是大陸九十年代，南有王元化，北有李慎之，引領大陸文化界學術界展開反思的由來，姜弘先生無疑是其中積極的一員。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反思的起點定位於五四運動，因為五四是中國政治明顯左轉的標誌性事件。



　　五四一直作為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和精神遺產用於給青年洗腦。這五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它如果是左毒的起點的話，帶來的究竟是怎樣的毒？如果它還有繼承的價值的話，這價值是什麼？



　　對五四的反思，從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之後就開始了，那是文革的慘痛教訓引起的對左傾來源的追溯，而六四慘案則加劇了對五四的激烈思考，顯得更有現實需要的急迫感。



　　我完全贊同姜弘先生將五四運動的起點從1915年的《新青年》創刊算起，將五四運動劃分為新文化運動與青年愛國主義運動兩個部分。



　　新文化運動的側重點，也是該運動最大的成就，是引進了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追求個人解放個人自由，這是新文化運動最大的亮點。可惜，這場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才短短四年到1919年五四這天，就逆轉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了，重新退回到了兩千年來集體主義的老路上去了。正是基於這點，王元化先生和姜弘先生都高度肯定新文化運動中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價值，而否定1919年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



　　從姜弘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五四這一天所發生的所謂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葬禮，是傳統集體主義的復辟。



　　何以發生了這樣的大逆轉？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沿著他們的思考繼續探索下去，則成了我們後輩的任務。



　　通常意義上，我們把民主與專制看作完全對立的兩極，專制捍衛者一定竭力反對民主。可是，縱覽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思想史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僅出國考察過的知識份子對西方民主大加讚揚，甚至朝廷官員也讚揚議會制度給社會帶來了良治。個人自由卻很少有人注意和涉及，直到二十世紀初，清朝垮臺前夕，才慢慢流傳進來，但立即遭到謾罵抵抗。中國傳統文化直接的就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理解為自私和不孝。這說明，在民主與專制的對抗背後，更加艱難和深層的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抗。



　　第一次世界大戰令原先嚮往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少知識份子對民主制度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他們尋找新出路的時候，飛蛾撲火，不察蘇聯輿論宣傳之欺騙，把共產主義新酒裝進了中國集體主義老瓶。加上蘇聯需要通過輸出革命來捍衛政權，加上孫中山之流維權為大的政治野心，兩者一拍即合，中國從此走上了通往新專制主義暴政的奴役之路。



　　姜弘先生引用周有光的話說：「要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這一觀點我非常贊同，九十年代的反思，有所欠缺的，就是只從中國知識界自身的意識形態演變來看問題，而沒能放到世界局勢變化中來看。



　　三



　　明白了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與意義，也就明白了以實際文學創作成就，彰顯新文化運動價值的魯迅，與國民黨矛盾衝突的焦點所在：這是剛剛覺醒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重新回歸專制主義政府之間的根本衝突。在魯迅看來，走上一黨專制的國民黨，把中國重又拉回到專制社會的黑暗中。清末引進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本意是針對中國傳統的宗法禮教社會，試圖把青年的身心從舊禮教舊家庭裡解放出來，這個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在蘇聯幫助下獲得北伐勝利，取代了北洋政府的新國民政府，比北洋政府還不如，掌握了軍政大權的國民黨開始退往專制主義道路。



　　這樣，魯迅就處於兩面作戰又勢單力薄的情況。在反國民黨方面，魯迅與共產黨是同路人，共產黨的週邊組織左翼作家聯盟拉他入夥、推他為首的時候，他的心態是矛盾的。這個時候他對蘇聯的真實情況已經有所瞭解。他對共黨方面派來遊說他的馮雪峰說：革命勝利之後，你們會不會罰我去掃大街？



　　魯迅沒想到，這個革命黨的領袖執政之後於1957年在上海回答羅稷南問：如果魯迅還活著會怎樣？答曰：他要麼識大體不再寫，要麼坐在牢裡繼續寫。



　　魯迅一方面覺得藉助團結的力量、組織的力量共同反對國民黨，更為有效。另一方面，個人自由、創作自由如何又能夠保持住而不被革命組織所吞沒？兩難處境加上疑惑，使得魯迅與左翼作家聯盟的關係，正如姜弘先生所指出的：「始終是若即若離」。魯迅對革命組織試圖吞沒個人自由和創作自由十分警惕，不惜公開撰文罵左聯領導人是：「革命工頭」、「奴隸總管」，四條漢子中為首的周揚被魯迅罵得顏面掃地，在上海待不下去，只好去了延安。



　　所以，魯迅晚年實際上一人對三敵：社會傳統勢力、反動的國民政府、革命的同路人。魯迅先生不妥協不退讓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捍衛個人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解放。



　　說到底，魯迅延續的就是新文化運動所開拓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鬥爭。



　　而最被魯迅認可的弟子胡風，在組織上與共產黨卻靠得更近，也更為左傾。他不僅學生時期特意從北大趕回家鄉參加農會運動，大義滅親殺了大地主─他的堂叔父，從而成為國民政府的通緝犯，他逃亡日本期間還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因為沒有找到證人，才不得已成為黨外人士。胡風在理想上組織上完全認可共產黨，在文藝思想上卻主張個人自由創作自由。黨組織正是看到了胡風「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無組織無紀律傾向」，才以證據不足為由，拒他於門外。而胡風本人居然沒有意識到加入共黨與個人自由、創作自由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他的政治洞察力，比魯迅差遠了。



　　導致胡風沒有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存在根本矛盾衝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共產黨的真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尤其在國統區，共產黨利用報紙等輿論工具，把自己打扮成走民主道路的黨。別說胡風被騙，連馬歇爾為首的美國國務院都整個的被騙了。



　　二是，在國統區的共產黨首領周恩來，其主要任務就是統戰加收買，因此扮演著十分開明的角色，很多知識份子因此上當。



　　周恩來在國統區忙於統戰和收買的時候，延安的毛澤東不擇手段的忙於樹立個人的絕對權威，忙於奠基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毛澤東不僅在組織上要確立自己的絕對領袖地位，在意識形態上也要定於一尊。毛要達到這一步，必須把知識份子的獨立思想打掉，必須以他的思想為絕對真理，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由來。



　　毛以整風為手段，以《講話》為洗腦工具，軟硬兼施將延安知識份子馴服之後，又把《講話》印發到國統區的地下黨，以此來檢測白區地下黨裡的文化人對他的擁戴情況。



　　那些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真心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共產黨人，他們嚮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會，他們當然不會把毛當作神來崇拜，他們覺得《講話》不妥之處，當然會坦誠的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被收集起來回饋到延安。



　　毛坐上了皇帝的位子之後，就通過清查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等多次政治運動，將這些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一批一批地收拾了，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了。這些人中，有胡風、顧准、孫冶方、王元化以及姜弘等等一長串名單，僅僅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罹難者就有2100餘人。



　　這就是共產黨內的知識份子為何會劃分為延安派和地下派，以及地下派為何在共黨執政後都被剿滅的原因。



　　回顧這段歷史，個人與集體的矛盾衝突到底該如何解決？有沒有可靠的解決之道呢？1903年嚴復將穆勒1859年出版的《論自由》，用文言文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可謂抓住了要害與根本。



　　如今，我們更加明白了，主權來自於我們部分人權的讓渡，明白了有些人權叫基本人權，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等是不可讓渡的，無論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政府，侵犯剝奪了人的基本人權，就是邪惡，就該被推翻。



　　新文化運動所開拓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必將在中國大地結成碩果。



　　寫於2018年10月13日到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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