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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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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66686
孔德維
秀威資訊
2019年3月25日
120.00  元
HK$ 108  






ISBN:9789863266686
  • 叢書系列:讀歷史
  • 規格:平裝 / 290頁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讀歷史


  • 人文史地 > 中國史地 > 文化史

















      既批判,又主張接納,清儒對基督宗教的包容源於「大國的自信」?

      大清帝國的菁英如何在時代的變局中,重新思考「國家」與自身的責任?




      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



    本書特色



      1.深入史料,以清儒姚瑩、魏源、梁廷?為例,援引當代思想論述,呈現19世紀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2.港台學者邢福增、沈旭暉、鄭睦群專序推薦



    名人推薦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沈旭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客座副教授/Glocal Learning Offices 創辦人)

      鄭睦群(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望教會執事)

      ──專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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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邢福增

    推薦序�沈旭暉

    推薦序�鄭睦群

    自序 從「螺螄粉」到有關「多元」與「包容」的思考



    第一章 導論

    為甚麼要說基督宗教?

    誰是儒者?



    第二章 治教無二、官師合一:帝國與儒者

    儒者的身分定位

    晚期帝制中國宗教與帝國管治

    小結



    第三章 貿易與聖教:梁廷?的《耶穌教難入中國說》

    梁廷?:廣府名流的國際關係書寫

    耶穌教難入中國?

    白銀還是教化?



    第四章 天道與殊途:姚瑩的《康輶紀行》

    姚瑩:累功貶官後的宗教思考

    《康輶紀行》的「天道」與「殊途」

    甚麼是宗教?

    為甚麼宗教不只一個及其間之差別為何?

    「殊途」還是「異端」?



    第五章 「秉氣」與「異俗」:魏源的《默觚》與《海國圖志》

    魏源:中層改革者的務實思維

    《默觚》與《海國圖志》的宗教與現實問題

    甚麼是宗教?

    為甚麼宗教不只一個及其間之差別為何?

    秉氣與異俗:不為還是不能



    第六章 寬容與禁教的條件

    從安土、桃山到江戶的禁教政策

    粗暴禁教的儒者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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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邢福增




      清季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史雖始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惟其得以在沿海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及內陸各地開展傳教工作,卻要晚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及1860年(咸豐十年)以後。關於基督新教傳播史,中外學者多較重視馬禮遜等先鋒人物的開荒工作及北京條約開放後的情況。相對而言,1842至1860年間這段居間狀態,則較受到忽視。



      查1842至1860年間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於基督教首次在五口取得合法地位,成為中國社會既成事實。這也是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開始全面接觸的時期,對來華傳教士而言,經過了「等待中國」的時代,中國之門終於打開,他們滿懷期望地部署傳教工作。據統計,1858年(咸豐八年),來華傳教士的數目為81人,分屬20個不同的歐美宣教組織。就中國社會的反應而言,學者較關注民間對西教的回應。那麼,草創期國人對西洋宗教的反應如何?1855年(咸豐五年),每週參與主日禮拜的平均人數為304人,街頭佈道的聽眾平均人數則為1840至1965人。毋庸置疑,西教早期流佈,也引起民間各種反教言行。西力東漸既是中國無法迴避的千年變局,清國朝野有識之士如何思考及應對西教傳播,誠然是饒具意義卻仍處空白的研究課題。



      孔德維博士的《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一書,可說是針對上述研究空白而作的嘗試與努力。本書的研究範圍,正是以鴉片戰爭以降清季儒者對基督教的思考為中心。作者選取了梁廷?、姚瑩及魏源三人作個案,探討這些非奉教的儒者,如何以儒學傳統為本位,並因應客觀時局而作寬容基督教的主張。置於中國傳統的政教脈絡下,這種宗教寬容論到底有何特色?這不僅是清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也對當下二十一世紀延繼清帝國遺緒的新帝國政教關係,帶來新的視野及思考。



      德維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的本科畢業生。雖然宗教在華人社會及生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宗教研究卻依然難以擺脫其「非主流」的位置,位處大學人文學科中較冷門的末流。記得德維在本科時修讀本人開設的科目時,已表現出對宗教研究較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他繼續深造哲學碩士,由於選擇了清季儒者的基督教觀為範圍,本人奉學部指派擔任其指導老師。回顧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以晚清中國基督徒為研究方向;惟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旨趣,早已轉至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與政教關係。因著指導德維關係,讓我再次觸及早年曾廣泛涉獵的領域,勾起三十多年前進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時的不少回憶。



      德維完成碩士論文後,更堅定底走上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並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一方面將研究時段上延至雍正年間,另方面擴展至探討儒者對伊斯蘭教的看法,修畢香港大學的哲學博士課程。今得悉其碩士論文在修訂後有機會出版,這不僅是作為論文指導老師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見證到一位香港本土年輕學者呈獻初熟之果時的激動與興奮。



      回想本人三十年前的碩士論文,正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完成,處理的雖是晚清基督徒的身份問題,但卻牽引了我往後的思考與實踐。德維這篇文章,也是孕育在2014後的香港,二百多年前儒者提出對異己的「寬容」,在今天又有何迴響?其實,歷史研究不僅有助於疏理過去,也是在各種拉扯與張力之中,與當下處境的對話。



      學術研究從來就是孤單之路,在當下愈趨扭曲的高等教育環境下的香港尤甚……祝願德維莫忘初衷,為本土華人宗教研究作出更多貢獻。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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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福增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2019年2月1日




    其 他 著 作
    1. 街坊眾神:世界宗教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