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胡塞爾最後在《危機》書裡對於技藝概念有所強調,在早期著作以另一個概念「技藝學」(Kunstlehre)來討論邏輯學與倫理學的特性,而晚近出版的《現象學的邊界問題》更以人們如何以涉及倫理、政治與宗教的生活方式,面對偶發、命運、死亡等問題為討論重心。我們將看到胡塞爾的技藝概念往宛如自然生成的義涵開展,顯示出人為意志的強度被舒緩了許多。在海德格譬如〈對科技追問〉的文章裡,更明顯地看到技藝往科技概念衍生的過程;命運與時機的概念早在《存有與時間》裡顯示其思想的特色,而他的早晚著作中對於希臘悲劇的涉及所見多是,遑論他本人面對當時政治環境的態度,就是以技藝活動在應對時代命運;從這裡我們就可更清楚去體會他晚期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讓意志去嵌合存有命運的立場,這裡亦有海德格所了解之時機的產生。海德格的倫理、政治與宗教故可從此脈絡來把握。在鄂蘭方面,晚期的《精神生活》將意志視為面對不可預見的未來所做的抉擇與決心,這裡即涉及技藝面對命運的問題;其實她早先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裡所鋪陳出之人的「行為生活」(vita active)未嘗不是廣義的技藝活動,被視為面對未來的不可預期性,人要如何去應對的作為。在整個鄂蘭思想中,一個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在讓過去與未來的公共生活獲得意義。當傳統形上學或神學以「當下與此處」(nunc stans)的概念,去解釋過去與時間的來源與構成時,鄂蘭以考量社群公共生活而做的判斷為據,在敘事中去重構過去故事的意義,開展未來故事的定向。這未嘗不是在讓時機形成之後所導致出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