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重新與世界連結走出藍色深海

推薦序

全觀面對憂鬱症，找到本源才能對症治療

林耕新（耕心療癒診所醫師、《解憂相談室》作者）

　　老實說我有點後悔答應寫這篇序文，因為本書一定會衝擊很多同業對憂鬱症和抗憂鬱劑的既有想法，那就是「憂鬱症是大腦的疾病，更清楚一點說，腦內神經傳導物質不協調的結果，特別是血清素，因此，只要能調整好神經傳導物質，憂鬱症就能治癒。」這樣簡單的邏輯主導著目前國內外精神醫學界。

　　1990年代，百憂解（PROZAC）進入市場，藥廠行銷手法高明，聲稱只要你覺得稍微不快樂，百憂解能助你脫離痛苦，《神奇百憂解：改變性格的好幫手》（Listen to PROZAC）》還成了當年暢銷排行榜，作者甚至表示服用該藥後「比好還要好」，《時代》雜誌（TIME）第一次用藥丸當封面，全球為之瘋狂，認為憂鬱症將不再困擾人類，而事實是目前為止，坊間已有幾十種抗憂鬱劑，憂鬱症不只沒有減少，反而影響數億人口。

　　2004年5月，我到紐約參加第157屆全美精神醫學年會，討論主題是：「Dissolving The Mind-Brain Barrier」（溶化大腦與心靈之間的界限）主辦單位很特別邀請包頭巾的瑜伽大師談靜坐冥想對腦部的影響，隔壁講堂正討論著大腦血清素又發現最新的接受器，現場人山人海，我自己則是衝著精緻免費的早餐（藥廠贊助），無奈擠不進去只好到聽眾寥寥可數的瑜伽大師帶領大家冥想，很多醫師靜不下而相繼離去，搞得主辦單位也尷尬不已。

　　15年很快過去，人們對追求心靈的渴望不斷增加，很遺憾地，這並不包括精神醫學從業人員，據我的了解，大多數的精神科醫師被迫讓健保給付主導一切醫療行為，除了開藥以外已經不想、也不願投入非藥物的治療，特別是心理治療，而這個現象早就存在美國精神醫學界。

　　民眾自有區分辦法：開藥醫師和談話醫師，而他們說的談話醫師大部分還是指不能開藥的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如果病患只是要求開個藥，那就皆大歡喜，銀貨兩訖，迅速又有效率。萬一你想告訴醫師最近遇到的困擾或壓力，又不巧不是談話醫師，可能一句「多運動曬太陽，不要亂想」把你打發走。臨床上就遇過精神科醫師大喇喇地告訴個案：「我不會談的！」

　　筆走至此，讀者可能認為我反對藥物治療，支持20世紀末開始流行的新世紀（New Age）思想，一切靠心靈，開啟內心的能量……云云，甚至去附和更稀奇古怪毫無科學根據的療法，我要強調抗憂鬱劑之於憂鬱症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在病症的初始治療階段，藥物仍是最有效而快速的途徑。根據整合分析（Pooled Met-Analysis）數百篇關於抗憂鬱劑療效的學術論文結果顯示，抗憂鬱劑的反應率（Response Rate，50%個案有效）大約45%到55%，也就是有高達45%到55%的病患對抗憂鬱劑的效果不佳或沒反應。

　　千萬要記得藥物絕對不是治療憂鬱症的唯一方法！

　　然而多數醫師隱瞞這項重大的事實，個案沒被告知：除了藥物治療以外，還有更多需要考慮的因素，透過作者到全世界遍訪學者專家調查後，列出憂鬱和焦慮的9大原因：

　　一、與有意義的工作脫節

　　二、與他人脫節

　　三、與有意義的價值觀脫節

　　四、與童年創傷脫節

　　五、與階級和尊重?節

　　六、與大自然脫節

　　七、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脫節

　八、與基因的變化

　　九　、與大腦角色的變化

　　數十年前，我們已經知道憂鬱症起因於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因素影響，但心理和社會因素長期被刻意忽視而獨尊生理，這其中藥廠當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在2017年世界衛生日（World Health Day）的正式宣言中表示，主流生物醫學的敘事是基於偏見和選擇性使用研究結果，這會帶來弊大於利的影響，危害人們的健康權利，因此必須加以摒棄。」許多證據指向應該更深層地檢視憂鬱症起因，我們不應該——也絕對不行——用個人層次的改變來解決憂鬱和焦慮，解決與社會問題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將焦點從「化學失調」轉為「能力失調」。

　　我們錯誤地將解決憂鬱焦慮的責任全部交給病患，最多再加上醫師。憂鬱症成因複雜，解決之道也必須是整體的。生活及文化因素不可能置之事外，社會氛圍、政經情勢難道沒有影響？不過自己的認知行為狀態最重要，發展面對憂鬱症及抗憂鬱劑使用的正確認知，我相當同意作者面對自己的生病的態度，因為我也是這樣和憂鬱症病患分享：「你需要情緒低落的訊息，傾聽這個訊息，才會知道你遇到什麼問題，面對自己的弱點和痛苦，尊重疾病，甚至學習與疾病和平共存。」因此，個案會因為憂鬱症而獲得改變、成長，學會感謝疾病，這是終極治療目標。

　　最後，我想引用作者的結論：憂鬱症「在告訴我們，我們生活的方式出了問題。我們不能壓制或治這個標，必須要傾聽、尊重。只有當我們傾聽痛苦，才能跟著痛苦回到本源，也只有在本源，我們才能看出真正的原因，才能開始克服。」

　　讀完這本書，我只想說：「這是一本會讓我更進一步修正治療策略的書，建議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一定要仔細閱讀。」

序

謎

　　我18歲時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那天，陽光微弱，我站在倫敦某購物中心藥局外頭。藥錠是白色的，小小一顆，吞下後會感受到一個化學的親吻。

　　那天早上，我去看醫生。我跟他說，我怎麼想也想不出有哪一天不想哭。打從小時候——在學校、大學、在家或跟朋友在一起時——我常必須抽離一下，把自己關起來哭。那種哭，不是滴個幾滴淚而已，而是踏踏實實地哭。即使沒掉淚，我心中仍不斷響起焦慮的獨白。我會自責：都在你腦裡。要跨過去。不要這麼懦弱。

　　這一切，讓我當時不好意思談起，現在也羞於敲鍵托出。

　　所有過來人談憂鬱或嚴重焦慮的書，都用了大篇幅書寫他們承受的磨難，深刻描述他們經歷的苦。在他人對憂鬱和嚴重焦慮不了解時，那類書籍是有其必要。多虧這些過來人打破了幾十年的禁忌，我現在不必再寫那樣的書，這本書也不是要談那樣的內容。我將現身說法，雖然真的很傷。

　　去看醫生的前一個月，我在巴塞隆納海邊，浪潮拍著我，我一面哭著。突然領悟到要如何解釋所發生的這一切，以及如何找到回去的路。當時是夏天，我跟朋友的歐洲旅行來到中段，之後我會成為我們家第一個上好大學的人。我們買了便宜的學生周遊火車券，一個月內在歐洲搭火車都不必再付費。旅途上，我們睡的是青年旅館。我想像著黃色沙灘和精緻文化——如羅浮宮、大麻菸捲、火辣好看的義大利人。出發前，我才被人生第一個愛上的人拒絕。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情緒從身體流洩出來，好似讓人尷尬的體味。

　　旅行未如我所計畫的那樣。我在威尼斯的貢多拉船上大哭。在馬特洪峰上大叫。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屋子裡發抖。

　　對我來說，這不尋常，但也沒那麼不尋常。我的人生，有些片刻就像那樣，痛苦無法控制，我想從這個世界消失。在巴塞隆納時，我止不住地哭，朋友說：「多數人不會這樣，你知道吧？」

　　然後，我經歷了人生少數靈光乍現的片刻。我對著她說：「我很憂鬱！並不是我想太多。我不是不開心，也不是脆弱——只是憂鬱！」

　　聽起來很奇怪，說出口的當下，我竟有種快感，像在沙發後面意外找到一疊錢一樣。有個詞是用來形容那種感覺的，那是一種病症，就像糖尿病、腸躁症這種專有名詞。我已經聽了好幾年，這會兒終於懂了。他們說的就是我！我突然想到憂鬱有解——抗憂鬱藥物。那正是我需要的！一回家我會去拿藥，有了藥就能回歸正常，所有不憂鬱的一面也能得到解放。我總會有些跟憂鬱無關的衝動，想去接觸人、學點東西、想認識世界。那一部分的我終會擺脫束縛，而且很快。

　　隔天，我們到巴塞隆納市中心的奎爾公園（Park Guell）。那是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i）的作品，設計極為奇異，所有東西不成比例，像走進哈哈鏡一般。一會兒，你會走入一個隧道，裡面的東西如漣漪般排列，猶如被波浪打過。一會兒，龍飛竄到波浪狀鋼材建築上，活靈活現的。一切的一切都不像真實世界應有的樣貌。我一邊逛，一面想：我腦袋裡就是這樣子，混亂、錯誤。但這一切很快會搞定！

　　所有靈光乍現的片刻看似倏忽，但其實蘊釀已久。我是知道憂鬱症的，我在肥皂劇中看過，也在書中讀過。我聽過母親談論憂鬱和焦慮，見過她為了這些症狀吃藥。我知道解藥是什麼，早在幾年前，全世界媒體都在吹擂。我十幾歲的那些年正是百憂解（Prozac）的時代——那是新藥物的曙光，第一次有藥物宣稱能治療憂鬱症，而且沒有副作用。那十年中，有暢銷書說這藥物的確會讓人「好上加好」，服用後會比正常人還要強壯健康。

　　這些說法我照單全收，從不曾停下來想過。1990年代末的那幾年，關於百憂解的討論很多，到處可見。我想，應該我也適用。

　　

　　去看醫生的那天下午，天晴氣朗。我的醫生對這一切也深信不疑。在小小的診間裡，他耐心跟我說明為何我會有這些感覺。他說有些人先天大腦血清素濃度不足，造成憂鬱症——也就是異常、持續而脫序的不開心狀態，久久不散。幸好，就在我成年時，「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問世，這類藥物能修復血清素濃度到正常水準。醫生說，憂鬱症是一種腦疾，解藥就在這裡。他還拿出大腦圖跟我講解。

　　他說憂鬱其實跟大腦有關，只是型態不同。憂鬱不是想像出來的，憂鬱真實而具體，起因於大腦功能失常。

　　他其實也不用多說，那套說法我早就信服。不到十分鐘，我就帶著克憂果（Seroxat，在美國名為Paxil）的處方箋離開了。

　　過沒幾年，在我寫這本書的同時，有人向我指出那天醫生沒提出的所有問題：有沒有什麼原因可能讓你這麼憂鬱？是否遇到了什麼事情？有沒有什麼事對你造成了傷害，而你會想去改變的呢？其實，就算當時醫生有問這些問題，我大概也答不出來。我猜我會兩眼無神地看著他。然後，我可能會說：我過得很好。我是有些狀況沒錯，但沒道理不開心，而且是這麼不開心。

　　不管怎樣，他沒問，我也沒多想。之後的13年，醫生都是開這種藥給我，從來也沒問過那些問題。要是問了，我想我會發火，並且回他：「腦子都壞了，無法製造能帶來快樂的化學物質，何必問呢？不嫌殘忍嗎？你不會問失智者把鑰匙放到哪裡去吧。這問題很瞎，你是沒讀過醫學院嗎？」

　　醫生告訴我要兩週才會看到藥效，但就在我領藥的那晚，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在體內流竄，一種輕柔的彈弄，我確定那是我大腦突觸發出聲音，進入正確設定。我躺在床上，聽著自己錄的、聽到快爛掉的精選錄音帶，我知道，接下來很久的時間，我都不會再哭泣。

　　幾週後，我離家到大學報到，帶著新的防禦武器——藥物，我不擔心。在學校，我是抗憂鬱藥物的福音傳教士。每當朋友覺得難過時，我會給他們一些藥試試看，跟他們說可以去跟醫生拿一些。我相信我的狀態不只是「不憂鬱」而已，而是更好更棒！我告訴自己，我有超強修復力和活力。沒錯，藥物帶來有感的副作用，我胖很多、也超會流汗，但那只是小小代價。我周遭的朋友再也不必受苦，而且你看，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但是，才幾個月我就發現，哀傷有時會無預警地回過頭來找我，無法解釋，毫無道理可循。最後只好求助醫生，我們決定提高劑量。我從一天20毫克提高到一天30毫克，從原本的白藥丸變成藍藥丸。

　　接近20歲的那幾年和整個二字頭就靠這樣過去了。我向人宣傳這些藥物的優點。又過了一段時間，悲傷再次湧現，醫生給我更高的劑量，從30變成40毫克，再從40變成50。最後，我一天得吃兩顆藍色藥丸，也就是60毫克。我一次比一次胖，越來越容易流汗，但我知道，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如果有人問，我會跟他們解釋憂鬱症是大腦疾病，解藥是「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後來當了記者，我在報上撰文對大眾耐心說明。我將持續回流的悲傷解釋成治療過程的必經之路——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會用盡，無法控制也無從了解。我會說謝天謝地，藥物很有效。看看我，我就是實例。雖然腦袋裡三不五時會質疑，但只要多吞一兩顆藥，疑問就快速拋在腦後。

　　我自有一套說帖。其實我現在知道，這個說帖分兩部分。首先是憂鬱症病因——大腦失能，血清素濃度不足或大腦硬體出了亂子。第二是解藥，也就是藥物，藥物會修復腦內化學狀態。

　　我喜歡這個說帖。這說帖對我來說是合理的，也引領著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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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些憂鬱感從何而來，我只聽過一個不同的可能說法，而且不是醫生說的，而是書上看來的，電視上也有人討論過。他們說憂鬱和焦慮跟基因有關。我知道我母親在我出生前（和出生後）都很抑鬱和焦慮。家族內本來就有這些問題，時間可以回溯到更早。這些對我來說是兩種平行的說法，但兩者都表示——憂鬱和焦慮是與生俱來的，就在血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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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我開始寫這本書，因為我還是有些謎題沒有解開。那些謎，是我長期信服的那一套所無法解釋的，我想找出答案。

　　來談第一個謎。服藥了幾年後，某天我坐在診間，向治療師訴說我感激抗憂鬱藥物的存在，讓我快活。他說，「怪了，我看你還是憂鬱呀。」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常常都是憂鬱的。在我看來，跟你服藥前的描述沒有差太多。」

　　我耐心跟他說明那是他有所不知——憂鬱症是血清素不足所引起，所以我要提高血清素濃度。我心想：「這些治療師到底受過什麼訓練了？」

　　這些年，他不時會溫和地提出這一點。他說，提高劑量就會迎刃而解的想法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多數時間還是心情低落，充滿著憂鬱和焦慮。我不想聽他的說法，心中除了生氣，也覺得此人淺陋。

　　過了好幾年，我終於聽懂他當時說的話。到了30歲出頭，我突然了解，那時在巴塞隆納沙灘上的頓悟是錯的。因為，吃再怎麼高的劑量，抗憂鬱藥物都壓不住我的悲傷。一開始，化學製劑確實有明顯的緩和效果，但當那個防護泡泡散去，刺痛的不愉悅感會再度回來。強烈的念頭不斷出現，說著人生了無目的，所做的一切不具意義，只是浪費時間。焦慮感揮之不去。

　　因此，我想了解的第一個謎是：為何服用抗憂鬱藥物還是會憂鬱？我樣樣做對了，卻還是有些不對勁，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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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十年來，有件怪事發生在我家。

　　打從小時候，我就有印象廚房桌上有好幾個藥罐，上面有我看不懂的白色標籤。我寫過家中有藥物成癮的問題，以及在我非常久遠的記憶裡我曾努力要搖醒親戚，但沒有成功。幼年時，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禁藥，而是醫生開的藥——舊款抗憂鬱劑和鎮定劑，如煩寧錠（Valium）。有了化學物質幫我們微調，日子才過得下去。

　　我說的怪事是，隨著我的成長過程，西方文明在用藥這件事情上，追上了我們家。小時候跟朋友在一起時，我發現別人家並不會照三餐吃藥。沒有人用藥物來鎮定、鼓舞或對抗憂鬱。我才知道，原來我家的狀況並不尋常。

　　慢慢地，隨著時間推移，藥物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稀鬆平常，不管是醫生開的、經核可的或建議服用的藥物。時至今日，藥物處處可見。在美國，每五位成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問題服用至少一種藥物；中年婦女更有近四分之一服用過抗憂鬱藥物；約有一成男高中生服用有助於專心的強效藥物。合法和非法藥物的成癮問題極為普遍，致使美國白人男性壽命首次在昇平時期下降。這些影響已擴散到整個西方世界。舉例來說，在你閱讀到這裡的時候，法國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服用合法精神異常藥物（如抗憂鬱藥），而英國可說是全歐洲用量最兇的。抗憂鬱藥物幾乎讓你無所遁逃——科學家在西方國家的自來水中發現抗憂鬱藥劑成分，因為抗憂鬱藥物的服用者眾，排放後又無法從日常飲用水中過濾。確實，到處都充斥著這些藥物。

　　昔日異事今已司空見慣。人們也沒有多討論，就接受了周遭很多人得用強效藥物對抗憂鬱，以正常過日。

　　我第二個疑惑是：怎麼會多出這麼多明顯感覺憂鬱和嚴重焦慮的人呢？是有什麼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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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歲是我成年後第一次完全不吃藥。治療師的溫柔提醒——我雖然持續服藥，卻仍覺得憂鬱——我聽而不聞了10年。一直到人生遇到危機，無法甩開壞心情，我決定要聽他的。為什麼我努力了這麼久，卻好像沒用？我把手上最後一包克憂果沖進馬桶，覺得我心頭的疑問像月台上等待接送的小孩，等待著我去注意。我為何依然憂鬱呢？為什麼這麼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我又發現第三個謎團：除了腦內化學物質失調外，有無其他原因會導致憂鬱焦慮呢？如果有，那會是什麼？

　　我當然還是不想探究。關於痛苦，一旦你接受了某套說法，就不願再去質疑。就好像用韁繩套住憂鬱，就覺得可以控制憂鬱一樣。我擔心，萬一推翻了與我共存許久的說法，那痛苦會像脫韁動物，反過來奴役我。

　　曾有好幾年的時間，每當我開始研究這些謎題，看科學報告、和這些報告的作者對話，我就會退縮。因為他們說的事讓我亂了陣腳，使我更焦慮。我在我的著作《追逐尖叫：橫跨9國、1000個日子的追蹤，找到成癮的根源，以及失控也能重來的人生》（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有討論這部分。聽起來可能有點扯，我覺得訪問墨西哥毒梟殺手比調查憂鬱和焦慮的起因容易，推翻我用來解釋我的情緒、感受和這些感受從何而來的說帖，對我而言是一種危險。

　　終於，我決定停止視而不見。於是花了三年，旅行四千多英哩，在世界各地做了200次以上的訪問，對象是全球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歷經憂鬱和焦慮幽谷的人、痊癒者。我去了許多本來想都沒想過的地方，如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Amish village）、柏林一個勇敢抗爭的公宅社區、巴西某個禁止廣告的城市，以及位於巴爾的摩、運用創新方法帶領人們回溯創傷的實驗室。這些見聞讓我重新修正我的見解——對於我自己、對於蔓延在我們文化中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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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一開始，我想提一下決定本書用語的兩件事。這兩件事對我來說都很意外。

　　我的醫生說我同時有憂鬱症和嚴重焦慮。我一直相信這兩者獨立不相關。在我因為這兩種病症求診的13年間，相關討論也是這麼認為。但在我研究的同時，我注意到一件怪事：所有助長憂鬱的因素也會使焦慮惡化，反之亦然，也就是兩者同步消長。

　　這個發現有點意思。當我在加拿大和心理學教授羅伯．科倫貝格（Robert Kohlenberg）談時我才開始了解。羅伯也曾一度認為憂鬱和焦慮是兩件獨立的事，但他從20多年的研究中發現——數據顯示這兩者並非各自獨立。實務上，「特別是憂鬱症和焦慮，診斷時會重疊」。有時，其中一個會比另一個明顯。例如這個月比較焦慮，而下個月比較常哭。但把這兩者視為彼此無關並類比成肺炎和斷腿的關係，則是沒有根據的。羅伯已證明這當中的關聯還「很含糊未清」。

　　羅伯的論點在科學討論中得到支持。近年來，美國主要資助醫學研究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已不再贊助將憂鬱症和焦慮症視為不同診斷的研究。羅伯說：「他們希望看到更務實，更能反映臨床實務的研究。」

　　我開始將憂鬱和焦慮視為同一首歌的不同唱片封面，由兩個樂團個別演出。憂鬱症是強拍情緒搖滾樂團的版本，而焦慮是嘶吼重金屬樂團的版本，兩者用的是同一套樂譜——就是長得不像的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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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研究這9個憂鬱和焦慮的起因時，我又有其他發現。過去，只要寫憂鬱和焦慮的文章，我會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在談不快樂。「不快樂」和「憂鬱」天差地遠。對憂鬱者來說，最火大就是有人叫你振作、開心一點，或教你開心的方法，彷彿你只是最近生活不順遂。這就像叫斷腿的人去跳舞作樂。

　　我一面研究這些證據，一面又看到一件不能忽略的事。

　　會加重憂鬱和焦慮的因素也會讓人不開心。不開心和憂鬱間有某種連結存在，但兩者還是非常不同，就像因車禍失去一根手指跟失去一條手臂、仆街和墜落懸崖，都是不同但有關聯的事件。我逐漸明白，憂鬱和焦慮像矛最尖銳的邊緣，刺入我們文化中絕大多數的人。因此，本書的諸多內容，就算非憂鬱或嚴重焦慮者也會覺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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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讀者閱讀本書時，一邊查閱注解中的科學研究，並跟我一樣帶著懷疑態度看待這些研究。提出質疑，看看是否有破綻。有什麼誤解，代價都會很高。而我自己都開始相信我本來會震驚的事。

　　大環境長期誤導我們對憂鬱和焦慮的認識。

　　對於自己的憂鬱，我信過兩套說法。18歲之前，我認為憂鬱存在「在大腦裡」，也就是不真實、是想像虛構的、一種自我沉溺、不自在、某種弱點。之後的13年，「在大腦裡」對我來說已有不同的意義——大腦運作失常。

　　後來我明白這兩種說法都不對。使憂鬱和焦慮惡化的主因與大腦無關，而絕大部分跟外在世界及生活方式有關。我找到至少9個已證明會造成憂鬱和焦慮的因素，過去沒有人像這樣一口氣提出，其中幾項越來越明顯，使我們每況愈下。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艱辛旅程。讀者會發現，我曾堅信的「憂鬱症起因於大腦失常」在過程中逐漸崩解，那是我捍衛過的觀念，曾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拒絕面對別人給我看的反證。接受新想法並不像鑽進溫暖被窩那般舒適，而是一場戰役。

　　只是，如果將就長期的錯誤，只會繼續困著並惡化。探詢憂鬱和焦慮的原因一開始讓人卻步，因為那些原因藏在文化的深處。我感到畏懼，但在前進的過程中，我知道盡頭會有真正的解藥。

　　當我終於了解我和許多同病相憐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時，我知道真正的解藥正等待著我們。那些解藥，不是公認沒效果的化學藥劑，也不是要花錢買或口服的產品，但它們掌握著離苦之道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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