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面對死亡，追求本真的存在
黃光國
這本《愛與意志》是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Rollo May的成名之作，原書在一九六九年由紐約諾頓公司出版。Rollo May在西方精神醫學界極富盛名，在台灣卻鮮少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於：長久以來，台灣心理學界一直籠罩在「素樸實徵主義」的陰影之下，對心理分析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已經是屈指可數；對存在主義心理分析下過工夫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在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時代，台灣的出版市場到處充斥著許多沒什麼學術價值的通俗心理學譯作，這本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的扛鼎鉅著，雖然在二十年前經由「志文出版社」翻譯出版，卻早已絕版多時，二十年後的今天，「立緒文化編輯部」才又重新規劃，譯成中文，這大概只能怪台灣學風澆薄，這類著作「知音難覓」吧？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本書，我們當可發現：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對於台灣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十分適用。為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說明存在主義所產生的時代背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理性主義的勃興，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同時也造成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金錢」和「權力」變成兩種最具主導力的價值觀念，許多人都喜歡絞盡腦汁，希望以各種不同的「知識」作為「工具」，來追求「金錢」和「權力」。結果西方文明從希臘時期以來對於「理論理性」的追求，異化成為「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海德格認為：人「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選擇「是自己本身」，他稱之為「本真的存在」；另一種是選擇「不是自己本身」，他稱之為「非本真的存在」。對於這兩種存在方式作出抉擇之後，則個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對自己的態度不同，和別人的關係不同，連時間觀也會有所不同。處於「本真的存在」狀態，個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並不像笛卡兒哲學那樣，將自己想像是和客體對立的主體，相反的，他會開放自己，放鬆自己，讓世界中的事物降臨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為一體，這種境界海德格稱之為「與物同遊」(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這種境界裡，個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會如其所是地展現其自身，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互為主體性的了解，他們之間的關聯，也有一種時間上的連續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則不然。在這種存在狀態裡，個人把自己想像成是和外在世界對立的「主體」，並且企圖用「技術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上學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來掌握或操縱外在世界中的客體。當他用這樣的方式和他人互動的時候，他會選擇「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隱藏起來，並且盡量變得跟「常人」一樣。如此一來，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擇，也不需要擔負任何責任，因而也喪失了所有的自由。在這種「非本真的存在」狀態裡，時間觀的表述方式是「現在—現在—現在」，因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沒有什麼值得回憶的；未來的尚未到來，也很難有所期待。個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現在」。
在這本著作中，Rollo May指出：在西方傳統中，有四種愛的形式。第一種是性，西方人稱之為肉慾(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愛慾(eros)，這種愛的驅力令人有繁殖和創造的慾望。第三種是朋友之愛，希臘人稱之為philia，第四種是「同胞愛」，或agap?，意指會為他人的福祉設想，譬如：「神愛世人」即為此種愛的原型。然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西方人開始把他們的關懷集中在以肉慾為主的「性」之上，以為它可以取代愛的其他形式，「我們從假裝性根本不存在，猛地轉入一個全心全意為性著迷的狀態」，任何書店都可以買到談論性知識或性技術的書籍，每一天的報紙都可以看到許多有關避孕、墮胎、通姦或同性戀的消息，「人們大方地在性行為中裸露自己的身體，然而，對伴隨著溫柔而來的心理層面和心靈層面的裸露，人們則顯得戒慎恐懼」。為了克服自身的孤獨狀態，為了逃脫空虛感和冷漠的威脅，人們把自己變成了一部「性愛機器」，「伴侶們氣喘吁吁地顫抖著，希望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同樣的顫抖回應，好證明自己的身體並未麻木」。怪異的是：性行為愈開放，人們對性歡愉的感受卻愈來愈淡，熱情也減低到幾乎消退的地步，性關係變得枯燥乏味，甚至服用迷幻藥也無濟於事。Rollo May毫不含糊地指出：這種「性格分裂的人，其實是技術化之人的自然產物」，他們躲避親密關係，碰觸不著親密關係，甚至無法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用海德格的概念來說，這是屬於「非本真之存在」狀態，在異性關係或人際關係方面所顯現出來的特色。
然則，有什麼力量可以使由這種「非本真的存在」「選擇」成為「本真的存在」狀態呢？海德格認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一個人都會死，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在使用「技術性思考」的盤算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世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會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本質，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同樣的，Rollo May也認為：對於死亡的覺識將使我們對於愛情的價值有更廣闊的開放性。在本書第四章的開頭，他引述著名心理學者馬斯洛在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後所寫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死亡，和它終將現身的可能性，使得愛、熱情的愛，成為可能。倘若我們知道自己將永遠不死，我懷疑我們是否還能如此熱情相愛，是否還能經驗到這等狂喜。」更清楚地說，就本書所關懷的「愛與性」而言，個人也是要清楚地認識到：人是一種「面對死亡的存在」，他才會反省並仔細評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價值；這時候，他才有可能選擇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不再把異性當做是滿足個人性慾的工具，而樂於和對方建立長久的穩定關係。愛與意志合而為一，他對於肉慾的耽迷才有可能超拔成為對於「愛慾」的嚮往。在這種存在狀態裡，時間並不是以「現在」作為核心，由「過去」奔向「未來」的直線型流失過程；而變成一種「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不斷往復循環：「過去」和「現在」打通了，走向未來也可回復到「過去」，人的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無，反倒蘊含著無限多的可能。
談到這裡，我們便可以回過頭來說明：為什麼我認為Rollo May的這本鉅著對於今日的台灣社會仍然有高度的適用性。台灣的文化發展一向是跟在西方社會之後，邯鄲學步，亦步亦趨。西方文明中蘊含有「工具理性」或「技術性思考」的文化質素，通常都會像疫病一樣地快速傳遍台灣社會；然而，西方思想家對其文明發展的深刻反思，通常都要晚個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才能經由少數知識份子的引介，逐漸為人所知。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一批所謂「現代化派」知識份子的狂吹濫捧之下，傳統社會中的性道德和性規範早已土崩瓦解；對於新世代的年輕人而言，什麼「一夜情」、性解放、搖頭丸、墮胎、未婚媽媽、同性戀……等等，都是司空見慣之事。年輕人不管發生任何性的糾葛，許多「心理學家」和「輔導專家」的建議一定是「加強性教育」。在這種「性技術思考」氾濫成災的時代，將這本《愛與意志》譯成中文，讓我們對於自身的時代處境，有多一點反思的空間，誰曰不宜？
在對本書做完引介之後，作為一個致力於推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學者，對於本書的內容，我還想做一點提示。我們在讀本書的時候，切不可忘記：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西方的心理學家，他在書中雖然偶爾也會提到東方文化的觀點，但整本書的思維理路卻是純粹西方式的。比方說，在本書中，他花費許多篇幅所討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愛慾」或「愛洛斯」(Eros)，就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跟傳統中華文化可以說是完全不相應的。在一篇題為〈自由與自律之間〉的論文中，哲學家唐力權曾經用一段十分精闢的話來突顯中、西文化在這一方面的對比。他說：中國人的文化心靈是「良知型」（良知偏勝）的，而非「愛羅型」（愛羅偏勝）的。愛羅心性(Eros)乃是一個喻於「自體性價值」的心性，而良知心性卻是一個喻於「互體性價值」的心性。愛羅人所突顯的乃是「材知愛慾」的「自由本能」，而良知人所彰顯的卻是「仁恕關懷」和「悱惻本性」；前者是一種「異隔對執」的本能，而後者則是一種「同體感適」的本性。
唐氏所謂的「愛羅型」或「愛羅偏勝」，就是本書所說的「愛慾」或「愛洛斯」。換句話說，所謂「本真的存在狀態」，對於西方人和華人是截然不同的。這樣的差異，恰恰是中、西文化最最尖銳的對比所在。當然，由於篇幅所限，在此我無法繼續深論：什麼是「良知型」（良知偏勝）的「仁恕關懷」和「悱惻本性」；它和西方的「愛羅型」（愛羅偏勝）又有什麼不同。這裡，我只能留下一個引子，希望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潮流導引之下，有些年輕的學者能夠繼續思索這個問題，針對華人社會中的實際情況，另外再寫一本中國式的《愛與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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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