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社區交往：台北場所創生紀實【2009-2019】

導讀

與草根運動一起長知識

劉柏宏�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

　　早期臺北市法令未臻完善，政府為了因應人口湧進都市的住居需求，建築物以工業化思維快速且大量地興建。如今，部分地區建築環境窳陋，耐震度、公共設施及整體環境已不足以回應都市變遷的挑。都市更新，也因此是眾人注入希望之所在。

　　民眾參與公共環境營造的脈絡中，臺北市一直扮演著引領的角色。自1994年由當時文建會（今文化部）推動整合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跨部門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開始讓社區的草根意識與力量與政府產生對接的可能。此即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論辯濫觴。

　　社區營造的本質，就是透過民眾參與讓人們有機會表達、參與甚至改變社會環境的現況。我自己便因為曾投入諸如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新校園運動、聚落保存、古蹟保存等由下而上的社區工作，現在回頭來看，這些事情基本上都還是在「都市更新」這樣的理想之下去投入自身專業所學。然而，從理想出發，最終之所以會有不同的後果，核心的問題就是民眾參與機制的不足，以及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缺乏信任及有效的溝通。學者黃孫權的《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一書即指出這些政府追求快速發展的後果，如十四、十五號公園就是鮮活的案例。後來，艋舺的剝皮寮、新店溪畔的寶藏巖等，透過各界的努力，專業者也走進社區，不斷在社會運動的經驗中學習與政府對話、合作的方式。這些案例啟動了更活的思考，例如寶藏巖保存運動一直在爭取的是，保存下一個活的聚落，讓住在那邊的居民能有辦法留下來。如今，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保存經驗仍有諸多未竟之地，但在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中逐步摸索找到更好的政策解方，也成為國際知名的保存經典案例，甚至後來也成為帶動城南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支點。

　　回顧軌跡與經驗，「都市更新」一直不是自外於都市發展的專有名詞。它應該是能結合社區營造、文化歷史、環境改善等面向的總體策略，因為有了歷史借鏡，它應該是步驟型的，培養人們能先投入環境的關懷，然後透過改造空間、整理環境、社群連結等培力過程，去找到更好的公共參與的觀念與經驗。倘若以寶藏巖的保存過程來回頭思考，當時更妥適的作法應是，在整建維護的過渡期間，去搞一個臨時住宅，把住在那邊的原始居民共同進行安置，讓鄰里的情感還能延續，然後才開始圍圍籬，施工完了再把臨時住宅拆掉，把居民請回寶藏巖住。這是我反思過後對於寶藏巖比較細膩的操作。

　　不論是文化或是都市空間，這些前車之鑑都極其寶貴。只可惜，在政府體制的分工下，這都還是在文史的項目裡面，導致有些經驗回不到空間發展部門。我的理解是，「都市更新」不是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的更新，而是臺北市政府、整個國家的都市更新。共同在為提供人民創造美好的適居環境所建構更理想的參與制度。

　　另外有兩種類型，一種屬於文史保存類的公共空間部分，另一種則是純粹綠化的案例。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國有地可以開放社區民眾透過認養就去進行改造經營，其前身也有許多是先有抗議、陳情等倡議過程。將空間留下來變成是不同的開發想像，可引紀州庵為例。紀州庵獲得保存成為古蹟前，政府規劃要在它周邊蓋一個停車場。爭取保存之初，土地上有很多老樹，我被臺大城鄉所的劉可強教授找去參與協力，社區抗議要把樹砍掉變成停車場的做法，我們認為應該可以同時並存，所以老樹保存的力量起來以後，紀州庵再做調查、測繪，後來就得以修復。所以這個案例呈現出，兩個空間都有並存保留下來的機會，一個是停車場旁邊多了一個有大樹的公園、一個是紀州庵古蹟本身，故事就畫下美好的印記。類似這樣的公共空間還有許多，包括齊東街、錦安里油杉社區、青田社區、糖?大理街運動等也類似這樣。

　　另外比較純粹的是綠化的案例，羅斯福路沿線的暫時性綠點算是這種。因為臺北市政府策動「臺北好好看」系列計畫，除了公有土地以外，讓私有地也能夠提前回饋社區，成為公共環境的一部分，這個模式後來就變成都市更新處Open Green 計畫的前身。雖然啟動時是透過獎勵去鼓勵綠化，讓它變成暫時性公共空間而受到許多社會壓力。後來Open Green 才採取不獎勵，改為媒合基金的方式進行。推動了四年，許多有趣的公共空間被催生出來。我認為這些計畫都一直是進行式，當前出現更多複雜的案例，如南萬華加蚋仔堀仔頭，其實也還是在文史資源保存的脈絡下去推動，如今已有楊氏古厝正立面和古井被指定為歷史建物。困難之處乃在於它本身是私有地，不同於剝皮寮、寶藏巖等是公有地。

　　面對當前更複雜的都市更新，應放在更宏觀的更新架構之下，由政府與民間一起去想出更開放參與、更多元的保存機制及更彈性的策略，那保存已經不是文史資料的保存、地景的保存，或是生活空間的綠美化，而是更能回到「讓人民創造生活空間，一個美好的適居環境」！

序

城市空間治理的典範轉移

侯志仁�美國華盛頓西雅圖大學地景建築系教授

　　為了突破傳統都市規劃的瓶頸以及城市經濟的停滯，近年來世界各地均出現了許多具創意且游擊性的地方創生行動。Park(ing) Day、Pop-Ups，甚至是具叛逆性格的佔領、抗議，這些行動皆提供了市民自力參與城市改造的機會。有別於制式性的參與機制，這些偶發或是有組織的實驗性行動，引發許多新的討論與協商，展現了個人與群體在社會與環境中的作用力（agency），也促成不同群體間的互動，建構出城市治理新的可能性與改變現狀的機會。

　　綜合而言，這些城市游擊行動所挑戰，即所謂城市營造的權力。城市規劃與設計的權力何在、如何操演，在民主化的今天是個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社區營造、參與式設計或參與式預算的行動計畫，成為讓權力下放的方式，同時也使市民的意識提升。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坊裡、在審議的場域中，新的力量正在流轉、集結，透過不同的實踐模式，城市的民主正在世界各地漸漸開出各種不同的花朵。不過，市民的力量固然重要，但實際上卻往往難以無中生有。市民力量的生成與凝聚需要媒介與組織，更需要理念的激盪與突破，甚至外界的助力。事實上，城市創生行動的實踐者，在以行動介入城市治理的同時，一方面也扮演著中介的角色，於公部門以及不同團體與社群之間，銜接庶民的語彙與公部門的行政機制，以行動來創造新的可能性。換言之，這些行動本身，往往就是最好的中介與互動、對話的平台，行動的過程必然引發平常不易產生的接觸與對話，行動的參與成為一種溝通與學習的工具，進而開創新局或調整步伐，讓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同時這些行動也提供了一般城市規劃所未觸及的方法，形成更好的參與機制。

　　「社區交往 Way to Community」這項計畫的初衷，就是在營造並提升這一個對話與學習的平台。除了原本就在社區耕耘的團隊之外，我們媒合了這幾年在國際上展露頭角的專業者，以及過去沒有參與過城市創生的新的社會參與者，他們包括了公部門的單位、學校、藝術工作者、店鋪、學生與老師等。透過密集、面對面的合作、交流，創造學習的機會，碰撞出知識與實踐的火花。除了扮演對話與交流的平台外，「社區交往」有兩項主要的特點。首先，它延續了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近幾年所推動的Open Green 計畫中的一項特點：社會疆界的打開。相對於過去社區營造工作以社區為單元的想像，Open Green 強調的是社會與社群的多元參與，讓更多的社會能量可以進到地方創生的行動，也讓行動更為靈活、有機。也因此，在幾場「社區交往」的工作坊或活動中，我們看到老社區裡出現了新的團體、學生與老師走出了校園改造校園與社區的介面、不同背景的住民在活動中有了新的接觸與對話，我們也從國外的團隊與案例中（特別是早稻田大學團隊）看到新的可能，藉由新的議題、引進新的資源，來從事地方創生工作的推動。疆界的開解，為地方創生帶來源源不絕的活力。

　　「社區交往」的另一項特點是強調所謂的學習。過去的社區營造或城市再生一般均被賦予實質甚至急迫的任務，例如地方振興、環境改造等，這些任務固然重要，但其任務取向，加上強調實質成果的記錄與展現，一些過程中微妙以至精彩的社會學習過程常常因而被忽略掉。「社區交往」的計畫中，固然也有些實質的任務，包括活動的策劃與空間短期的改造等，但他們所扮演的更重要的任務，是提供交流與學習的機會。也因此，我們在計畫中看到國外與在地的專業者在活動中相互切磋、老師帶領學生嘗試過去沒有碰觸的空間營造、路過的居民駐足觀看進而參與在活動中，而計畫團隊與市府同仁也在過程中，由遠道而來的國外專業者身上，吸取寶貴的經驗與知識。此外，活動中的每個環節，也都是學習的過程，特別是對過去鮮少參與社造工作的團體與個人而言，這些寶貴的經驗將是未來地方創生的重要基礎。

　　近年來在都市規劃的論述中，學習已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對象。美國著名的規劃學者John Forester（1996, 1999）認為研究者必須傾聽專業者如何描述她們平日的工作，他認為專業者在述說他們的經驗的同時，亦即在說明他們對問題的理解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與任務。同時，專業者也在平日的工作中進行學習，特別是針對這個「他們所活在的變化多端、充滿衝突、深度政治以及永遠意想不到的世界」（Forester,1999:26）。除了專業者外，一般民眾也參與在這個學習的過程。在一個研究巴西Port Alegre 參與式預算計畫推動的研究中，Abers（1998）發現民眾在參與的過程，學習到了集體制定決策的方法，同時他們也學習到「一些最基本的民主程序，包括如何開好一個會」（Abers, 1998:50-51）。

　　很高興，在「社區交往」計畫中我們可以將學習同時視為一個過程也是一個結果，並以打開彊界的方式來重新檢視社會的脈動，以及新的能量集結的可能性。「社區交往」的計畫代表著臺灣社造的實踐已經來到一個自省的階段，相對於一個運動體制化與制度化的進程，「社區交往」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嘗試與挑戰，藉著新的社群與團體的參與、理念與方法的激盪，鬆動有可能僵化的體制運作與城市治理模式。

　　這本書所記錄的就是這個實驗的過程，以及所有參與人的集體智慧與學習的紀錄。從臺灣早年的社造到近期臺北市的Open Green，以至「社區交往」，我個人剛好有幸目睹並部分參與了這個過程。撰寫這篇序文的同時，我也想藉此感謝工作團隊的邀請，讓我雖然旅居國外也有機會參與這項有意義，又具挑戰性的在地行動，成了打開彊界與交流學習的參與者與受益者。沒有他們作為中介者與作用者的努力與投入，就沒有今天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以至城市治理的新的開展。

認識與組構城市的轉機與落實：場所創生（PlaceMaking）、社群協力

連振佑�中原大學景觀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是空間最好的見證。走過書裡描述的這幾年發展，你會發現臺北市的社區空間創造隨著時間遞移，產生了典範移轉；在發生的當下雖然沒有那麼清晰明顯，回頭看，卻能指認出空間的用、情、意、理都改變了，政策的空間也被撐大了。

　　當北京喊出城市副中心區2035 年要達到人均綠地面積30 平方公尺的量化目標，臺北市這幾年已經透過Open Green 以及其前身的實驗計畫，為臺北市展開了許多打開僵固使用、創造城市內更多種綠生活的綠色空間，這是質變。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每一處微小的質變卻接連帶動陸續產生的更多量變，從開心農場到市政府的田園城市就是一例。

　　這些力量確實來自於累積多年「由下而上」概念的鼓吹跟實驗，也結合了專業界對於「如何永續維護經營管理」的反思。當1996 年之後市民不斷地練習「民眾參與」、「社區營造」或「社區規劃」，2009 年開始是乘著積極公民自主結社高能量的浪頭，將社群的想望導入空間的生產與維護，加上政府部分單位願意創意嘗試，於是如水到渠成一般才能掀起一波新發展。

　　這些故事的細節在書裡都將描述。然而必須特別指出，如果不加入時間感來理解書裡走過的歷程，那終究不過是一個又一個「實驗」片段。把這些片段拼接起來，你才能突然理解，這就像地景、社區空間的營造一樣，它不會突然地從一張設計圖紙變成生活，它就算硬體施工完成了，還需要加入時間才能落實為生活。

　　談到片段，這一個又一個的綠點，剛開始雖說是有「軸線」的大目標，但讀者你不難發現，一開始是一個一個社群、主題式的與社區居民嘗試結合的一種實驗，然後在空間專業者的眼裡構成軸線。但漸漸地隨著「社群」得以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清晰，也就是「協力」的這種角色，終於導出依山小綠洲這樣的區域性、社群網絡共同對話討論，甚至質疑、挑戰既有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制度與遊戲規則的互動模式及成果。一朵花的美麗是無數花瓣聚集的效果，社群共同勾勒地區願景這個片段，是前面更多片段的匯聚。

　　有趣的是，生活芭蕾就是許許多多的片段組成。【紐約大國民】紀錄片裡珍雅各站出來阻擋推土機式的都市更新，她呼喊不要忽略、不要破壞街道生活芭蕾，都市的媚力與精彩之處就在於累積許久的文化與空間。這與整本書中揭露空間創生轉型的思考點是一致的，即是如何在建成環境中、等待都市更新之前，讓更多看不清楚的芭蕾動作被意識到、被重新珍視之。

　　在這些視角中，於是人均綠地面積的議題被開展了，在各式各樣超過30種公私有空間的樣態中不斷增加綠地面積，同時是質與量的補充；於是都市再生的議題被落實了，在建成環境中畫龍點睛，透過微型口袋式新形態開放空間來促成都市再生；於是社會修補的工作也展開了，透過社群網絡的連結，展現的是社會性的力量，並且有許多還投入於社會福利工作、老人照顧關懷的社會工作當中。

　　在臺灣審議式民主、參與式預算，以及地方創生的相關政策、計畫或概念盛行的當下，這本書所揭露的案例最大的差異就是更去除框架、更沒有預設的立場、更著重於空間創生過程與結果有關人等的差異性。城市裡的人們並非原子式的個人一加一的總合所組成，城市裡的人們有各式各樣的差異，在「理性」的表現層次也是一樣。因此Place-Making 的過程有時是正式的「參與式設計工作坊」，有時是在家裡沙發上閒聊交換意見，還有些是專業意見深度的討論與諮詢，有時像是嘉年華Party；這一切的形式變化多端，無法用統一格式的討論或投票來實施，對於「地方」的領域界定、目標設定也充滿著彈性與可能，不一定是經濟，範圍也可大可小可變化。

　　這本書像是鉅細靡遺的要訴說這些日子以來空間創生典範如何移轉，但其實很難。這本書看起來可以分章閱讀，但也不是。這本書看起來非得要前後貫穿，但其實也不需要。就像我們的城市，你永遠無法掌握全貌，然而，它卻整體悄悄地前進著、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