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與論述
一、我與周策縱著作的編輯姻緣
我自一九六八年秋天進入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跟周策縱讀碩博學位，雖然我在一九七三年畢業返回新加坡，老師也在二??七年逝世，但他沒有一日不是我的老師。他的學術輝煌成就與我的學術發展分不開。單單在他的著作出版關係上，就有一輩子不解之緣。讀書時，他翻譯的泰戈爾詩《螢》與《失群的鳥》就是經我與淡瑩的介紹給白先勇，由晨鐘出版社於一九七一年出版。周老師的英文專著《五四運動史》翻譯成中文，一九七一年開始由《明報月刊》一篇一篇的翻譯與發表，我也在翻譯團隊，一九八一年則結集成冊，由明報出版社出版（上冊）。
從此以後我幾乎成了周教授著作出版的代表人，幫忙編輯與出版：
一、 《傳作與回憶：周策縱七十五歲慶集》，王潤華、何文匯、啞弦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
二、 《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周策縱、王潤華編輯（台北：萬卷樓，二??六）
三、 《海外新詩鈔》，周策縱、心笛、王潤華合編（台北：新地，二?一?）
四、《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王潤華、周策縱、吳南華編（台北：文史哲，二??八）
五、 《周策縱文集》，上中下三冊。王潤華與其他二十一位周策縱的學生與朋友編輯（香港：商務印書館，二?一?）
我和老師以及其他同門的學術精神，後來感動了香港一位非常年輕的學者，黎漢傑。他閱讀了收藏在浸會大學的周策縱文物遺稿，我們意外有緣見面，他居然比我更熱心發揚周策縱的學術成就與精神。於是我們合力繼續出版周公的遺著，目前出版了連這本《周策縱序文集》在?，共三本：
一、 《風媒集：周策縱翻譯詩集》，心笛 ，啞弦、王潤華、黎漢傑編（台灣：釀出版，二?一七）
二、 《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王潤華、黎漢傑編（香港：初文出版社，二?一八）
三、 《周策縱序文集》。王潤華、黎漢傑編（香港：初文出版社，二?一九）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周公的著作還會陸續整理出版。
二、《周策縱序文集》：周策縱學術論述再思考
這本《周策縱序文集》與我們編輯出版的《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周策縱借訪談與序，再觀察再補充、再論述他以往的見解，尤其幾個對他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如五四運動相關的論點與紅樓夢的研究。作為一位思想開放，論述嚴謹的學者，他不斷注意國際上新的史料與新論述的出現，然後調整自己的見解。周策縱的論述是不斷延續與發展的，此外又發表新的學術理論。
所以要完整的了解其對課題的論述，必須不斷跟蹤他的補充、修正與再論。最好的例子就是紅樓夢與五四的論述。周策縱的〈序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一文中，發表了許多精彩的新論。他認為曹雪芹與莎士比亞具有超越時代的寫作勇氣與精神：
也許這些文學家在生時正由於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鉅著罷。這樣說來，好像愈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愈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曹雪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臨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方法我們如果不從所有各方面的歷史傳統來研究，那我們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而就我所見，汝昌對於此點獨能深有體察。這是我在序言中想要表述的中心意思。
周策縱肯定序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建立了新紅學的新方法，不用推論與猜測，而是用紅樓夢及其作者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來論證。周策縱說「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
可是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採取了一種很明智的態度。他把我們所已確知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裏，用烘雲托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來。他所描述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都詳徵史實；對於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這種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像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唯一可取的態度 。
周策縱認為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考證曹雪芹之「雪芹」 出自蘇轍〈新春〉詩：「園父初挑雪底芹」，「雪」」取名之所本。另外還參看蘇軾〈東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再說曹喜歡閱讀東坡，蘇軾在元豐二年被抄家，情況頗有點像《紅樓夢》裏所描寫的抄家的恐怖局面。可能也是靈感之一，何況周汝昌在書中寫到明、清時代抄家的情況時，也正好有類似。
周策縱的〈潘銘燊編《紅樓夢人物索引》序〉，居然寫成一篇目前論述中文書「索引」最深入詳盡的論文：
談到現代中國提倡大規模編印索引，當然要算是從一九三?年起洪煨蓮（業）先生所主持而由美國資助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為起始。二十年間出版了中國經典著作的索引書不下六十餘種，功績顯著 。後來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和隨後法國巴黎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至於美國亞洲學會在臺北設立的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相繼努力，各有成就 。洪先生並於一九三二年著有 《引得說》一書，凡六十九頁，後附本書引得對何謂引得，中國過去的索引書，以及引得編纂法等，多有說明。可惜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資料和史實，洪先生當時似乎未曾見到 。他把英文之index一字音義雙關地中譯稱「引得」，很是巧妙；並介紹把書中每個字都索引的concordance，音譯為「堪靠燈」。 我嘗建議不如就用「通檢」一詞。可是中法漢學研究所出版的「通檢」其實多只是選索性的「引得」，並非每個字都可檢索到；而哈佛燕京學社編印的「引得」，反而不是選字的通常西方所謂的「引得」，而是字字可索得的「堪靠燈」。名實頗為混淆。我看不如把「索引」一詞作普通檢索動詞用，或作不區別檢索多少的一般名詞用。把「引得」只用來指選字選詞的索引；凡每個字都可索引到的才叫做「通檢」或「全索」，也就是洪先生所譯的「堪靠燈」。這樣說來，《紅樓夢》人名或語彙的索引，就都應該叫做「引得」。
另外周策縱通過〈馮其庸編著《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序〉>，強調「圖畫和影像往往是解說一件事物或觀念最有效的方式。多年來，在西洋流行著一句據說是中國的諺語：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這使我們想起現代學術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gtag）的《攝影論》。她也論述攝影圖片如何在現代考證上有重大的證據效用。攝影科技在一八三九年正式使用後，影像深遠的影響我們對世界與知識的認識與分析。比如警察或考據家，可用一張真實的照片作為無可反駁的證據，解剖方法真實世界的關係，比邏輯推論更有力量。蘇珊•桑塔格說「正是這永不饜足的攝影鏡頭將我們從柏拉圖的洞穴困境中解放出來。」攝影的影像被當成真實、經驗、證據、歷史，影響我們觀看世界與世界看我們的方式，如身分證上需要照片，才能彼此彼此真實或假冒，錄像才算是真實的發生事件歷史敘述。當然照片也是藝術、使人懷舊，使到人類更了解自然萬物與社會與自己。
這部《周策縱序文集》固然提供了一流的序文，更是周策縱一部的新的論述。我們要了解他的專書與論文全集外，就非讀本書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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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潤華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寫於南方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