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九七年夏季出版《恐懼文化:風險承擔與低期望的道德觀》(Culture of Fear: Risk Taking and the Morality of Low Expectation)一書時,這個概念幾乎無人知曉。二十年過去,如今從政治活動到伊斯蘭恐怖主義或禽流感的討論,到處都有人談「恐懼文化」。但關於攫取我們社會的恐懼文化起因及後果,仍存有不少混淆。本書的宗旨即是要糾正混淆之處,將現代對恐懼的執迷放回歷史脈絡中,考察我們如今恐懼的方式與過去有何不同。
就算考量到Nexis資料庫有可能膨脹引用這個詞的資料數量,恐懼文化指涉的穩定擴張,顯示出這個術語與大眾想像產生共鳴,也和它所描繪的經驗相符。使用它的不只有媒體從業人員,相對來說,它是極少數進入口語之中的社會學概念。人們每天談及各式各樣機構內部從業人員面臨的壓力、焦慮和關切時,都會聽人提到它。比方說,它通常是譴責用的修辭武器,用以指控特定個人或機構的行為。英國政府學校視導部門的一名批評者就採取這種姿態,指控教育標準局(Ofsted)「對校園中的恐懼文化責無旁貸」。口語中對這個詞的運用在英美世界十分普遍,說明它所表達的情感跨越國族疆界。正如夏皮羅(Ben Shapiro)二○一三年的暢銷著作《霸凌:左派的恐懼與恫嚇文化如何令美國人噤聲》(Bullies: How the Left’s Culture of Fear and Intimidation Silences Americans)所示,這個詞已經成了慣用的譴責用語。
弔詭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評論者也和柯爾一樣確信,媒體對於在大量配銷報刊、廉價恐怖故事,和言情小說人心惶惶的讀者中挑起高漲情緒反應難辭其咎。在十九世紀,對於媒體破壞力量的驚恐描述,其本身就往往成為我們恐懼文化早期版本的來源。比方說,某位匿名作者一八七四年在倫敦文學雜誌《聖殿關》(Temple Bar)撰寫的文章〈閱讀之惡〉(The Vice of Reading),就將閱讀行為與駭人的後果聯繫起來。閱讀小說被指為要對道德敗壞負責。這位匿名作者主張,沉迷於閱讀有如酗酒: